玉米

　　對台灣讀者而言，畢飛宇是一個相當陌生的名字，但在中國大陸，他卻是當代炙手可熱的小說家，而且頗有扶搖直上的趨勢。

　　張藝謀的電影《搖啊搖，搖到外婆橋》以及正在熱播中的大陸電視劇《青衣》，都是改編自畢飛宇的作品。影視傳播大大增長了他的知名度，而獲得魯迅文學獎的肯定，更加奠定了他在文壇上的地位，這使得畢飛宇成為少數可以兼顧市場性與文學性的作家之一。

　　畢飛宇的小說之所以屢受影視劇的青睞，就在它具有一定的通俗性格，不但非常好讀，情節緊湊，充滿了戲劇的高潮，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筆下的人物鮮活又分明。大陸小說向來與台灣最大的區別便是：台灣的小說總喜歡引經據典，挪用理論，而大陸的小說則要樸素許多，著重在人物和故事的鋪排。畢飛宇尤其如此。比起王安憶、蘇童或余華，畢飛宇的小說又更加貼緊人物去寫，完全不操作一絲的概念，而光憑人物的內在力氣去發展。他甚至很少花費筆墨去描寫風景，或者時代，而只是專寫人物，專寫人的活動，人的作為，人的想法，人的愛恨。又由於畢飛宇小說中的人物多是平民老百姓，他們的想法多半是單純的，每天光繞著柴米油鹽生存的基本條件打轉，而缺乏深一層的性靈或哲思。也因此，他的小說特別容易被社會大眾所接受，心有同感，因為它簡直就是現實生活的翻版，瑣碎、平凡，卻又真實到令人怵目驚心。

　　畢飛宇一如他的好友蘇童，都是南京作家，也都擅長描寫女性。他們兩人的小說面貌之相似，甚至曾被混合在一起，編成了一齣戲劇。讀畢飛宇的《玉米》，常會讓我想到蘇童的《紅粉》，以及也是被張藝謀改編成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的《妻妾成群》。在畢飛宇和蘇童的小說中，男性角色多是刻板而平面的，不是高高在上、面無表情的威權家長，要不就是稚嫩單純的青年，缺乏複雜的內心世界，以致於這些男性角色都無甚可觀。而畢飛宇和蘇童寫得最精彩的，卻都是女性角色，寫女人的表裡不一，撒謊嫉妒，勾心鬥角，愛恨慾念，飢渴與匱乏，憐憫與兇殘，無一不寫得淋漓盡致，相形之下，男人的世界遂顯得單調到了極點。

　　因此讀畢飛宇，往往誤以為他是一個女作家。或有人說，畢飛宇正是南方文學的典型代表。早從詩經、楚辭以來，中國文學便有了顯著的北、南區別，北方的文風是樸素的，直接的，豪放爽朗的，而南方的則偏於陰柔的，綺麗的，多幻想的，纖細而敏感。不管畢飛宇本人同不同意，他的小說竟在有意無意之間又印證了這項南北文學差異的理論。雖然將文學分成南、北的說法，有將創作化約成為地理區隔的危險，不過，這卻很可以說明，畢飛宇的小說確實其來有自，他總是讓我們想起了蘇童、張愛玲、《海上花》、白先勇，甚至是曹雪芹的《紅樓夢》，一樣的風花雪月，一樣的細緻人情。但若要進一步追究，便會發現畢飛宇與蘇童、張愛玲、《海上花》的血緣仍然是靠近了一些，而距離白先勇、曹雪芹卻較遠，何以見得呢？

　　在曹雪芹和白先勇的小說中，都具有一種強烈的反陽剛、反威權的特質，因此他們是愛美的，天真的，不世故的，他們筆下的女人是水做成的骨肉，不容男性世界將之污濁。然而畢飛宇的小說卻是世故的，他很清楚知道，這個世界的生殺大權仍是牢牢掌握在男性的手中，而女人畢竟只是配角罷了。《玉米》中的三姊妹玉米、玉秀與玉秧，無異是中國古代妻妾的現代版本，她們閉鎖在狹窄的臥室／後宮中，彼此無情廝殺，只為了在男人的鼻息之下爭奪一點點生存的位置。從張愛玲〈傾城之戀〉中的白流蘇，蘇童《妻妾成群》中的頌蓮，到畢飛宇《玉米》中的玉米，她們和姊妹密友之間最常出現的相互稱呼，竟是咒罵「賤人」。這些恆常處在競爭狀態中，沒有一秒不在算計利弊得失的女人們，有著一張青春美麗的臉龐，卻有著一顆最最蒼老的、世故的、冷酷的心。

　　當一切生活的資源都被男性壟斷時，女人只能學會早熟，學會了如何去戰鬥，但可悲的是，她們的唯一武器便是自己的肉體。在《玉米》的三姊妹中，唯一努力追求愛情的是玉秀，但她的下場卻也最悲慘，到頭來落得什麼都沒有。而長在八O年代的玉秧年紀最小，吃的苦也最少，但卻是三姊妹中最為世故老成的一個，早早便知道如何運用自己的身體去交換權力。相對於這些精明老練的女人們，男性則是一群極度僵硬的、壓抑的、貧乏的弱者，表現出來的便是性的飢渴和無能。〈玉秧〉中描寫魏向東跪倒在玉秧面前，嚎啕大哭的一段，徹底暴露出男人的空虛醜態。或許畢飛宇正是要藉此暗示中國大陸當代的悲劇情境——在一個道德規範高度僵化的社會中，人性如何被扭曲成為畸形與變態。

　　也正是如此，大陸當代的情慾書寫其實和台灣大不相同。台灣的情慾書寫自九O年代以後蓬勃發展，宛如一場慾望狂歡嘉年華會，解構再解構，一切體系於此紛然潰散。朱天文《荒人手記》打造陰性的美學國度，舞鶴《鬼兒與阿妖》光怪陸離，摧毀道德莫此為甚，而李昂《北港香爐人人插》則從情慾角度改寫台灣民主政治運動史。但反觀大陸的情慾書寫，卻是籠罩在一套堅固的男權體制之下，而這體制絲毫沒有動搖。新社會與舊社會並無區別，因為女人仍然是被男性置於掌中賞玩，雙腳纏裹，獻媚做作罷了，她們只能燃燒自身的肉體，以此殉祭，或者更殘酷的是：以此來擊倒另外一個女性。於是《玉米》中的情慾，宛如一場生存與死亡的戰鬥，無關肉體的歡愉或是解放。而男人，則從頭到尾始終是一副事不干己的模樣，冷眼旁觀。

　　畢飛宇曾經說，《玉米》的第三部分〈玉秧〉背景設在八O年代，是因為文革雖然已經過去了，但文革的方法論就是尋找敵人，而不可兼容的人際，正依舊是中國人在一九八二年的基本生存法則。此話誠然。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監視，控制，傾軋，以致慾望無法獲得正常的抒解，所導致的種種猥褻與變態，是否仍然殘存至今天呢？這恐怕是畢飛宇小說最值得我們深思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