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自由世紀的荒唐故事
二○○五年元月二十日，美國總統小布希﹝GeorgeWalkerBush,1946-﹞在華盛頓國會大廈前發表他的連任就職演說。小布希把自由在今日世界的擴展，視為二十一世紀的歷史使命。他指出：「自由能否在美國存在，正日益依賴於自由在全世界的擴展。」「美國的政策是關注每一個國家、每一種文化中民主運動與民主制度的成長，實現在這個世界上終結暴君專制統治的目標。到那一天，不可熄滅的自由之火將抵達世界最黑暗的角落。」﹝註1﹞
兩個月後，三月十九日，美國國務卿萊斯﹝CondoleezzaRice﹞在日本東京上智大學﹝SophiaUniversity﹞發表演說。她指出：「自由的思想──而不是強權──將為二十一世紀的亞洲定格。」萊斯說：「亞洲國家最終證明了自由確是人類精神的共性。民主制度在以佛教徒為主的泰國、以穆斯林為主的印尼和以天主教徒為主的菲律賓都已經興起。民主制度在日本這樣的君主立憲國家和蒙古這樣的前共產黨國家都能運作，民主還在韓國這樣的種族單一化國家，和馬來西亞這樣種族多元化國家繁榮發展。」﹝註2﹞
萊斯在歷數亞洲民主制度國家時，遺漏了最重要的民主台灣。她犯了一個歷史性的錯誤，而且不是無意的。美國由於害怕共產中國的獨裁者不高興，而不敢正視民主台灣存在的事實，這是世界現代史上最荒唐的故事。
這個荒唐故事的發生，有它的遠因與近因。
遠因是反法西斯戰爭結束前，羅斯福﹝FranklinD.Roosevelt,1882-1945﹞、邱吉爾﹝WinstonChurchill,1874-1965﹞、史達林﹝JosephVissarionovichStalin,1879-1953﹞於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簽訂了《雅爾達協定》﹝YaltaAgreements﹞。﹝註3﹞這個協定背棄了羅斯福與邱吉爾在一九四一年反法西斯戰爭開始時的《大西洋憲章》﹝TheAtlanticCharter﹞。《大西洋憲章》宣佈反法西斯戰爭的目標，是在全世界結束奴役制度，建立一個保障人類基本自由的新世界，使每一個人都享有言論、信仰、免於恐懼、免於匱乏的「四大自由」。這個新世界秩序的基石是「民族自決原則」。﹝註4﹞然而正當勝利即將來臨時，雅爾達戰時會議﹝YaltaWartimeConference﹞卻背叛了《大西洋憲章》的自由目標，確立了戰後強權之間劃分勢力範圍的「力量平衡」﹝BalanceofPower﹞，而將世界一分為二，從而使史達林得以建立從東歐到朝鮮半島的大帝國；使「東方」世界的人民在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後，被剝奪了選擇自由制度的權利，長期淪於奴役制度壓迫之下；也使中國和台灣人民失去了建立自由、民主、獨立國家的歷史機會。
近因是自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Nixon,1913-﹞開始，為了圍堵蘇聯軍事擴張，由支持台灣的國民黨獨裁政權對抗共產中國，轉而同共產中國聯手制衡蘇聯。這種強權之間新一輪的「力量平衡」，使得美國的台灣政策，淪為美國政府取悅共產中國獨裁者時的一份紅利。
第一次荒唐表演是美國總統卡特﹝JamesEarlCarter/JimmyCarter,1924-﹞。這位號稱「人權總統」的卡特，對於中國共產黨獨裁政權恣意踐踏人權的大量罪惡行徑，從來都假裝看不見。他與中國軍事獨裁者鄧小平聯手，於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在華盛頓與北京對台灣人民發動襲擊，向全世界宣佈美國對台灣「斷交、撤軍、廢約」，使台灣人民孤立於國際社會。一九七八年的台灣，還是國民黨一黨統治下的專制黨國，台灣人民正在反抗這個黨國政府藉口「反攻大陸」而實行的戒嚴統治。卡特這個「人權總統」，不但不支持台灣人民爭取自由、民主、人權的鬥爭，反而為共產中國吞併台灣、實現其軍事霸權擴張開了綠燈。這難道不是企圖讓正在為終結國民黨外來政權暴政而奮鬥的台灣人民，轉而淪為共產黨外來政權暴政下的奴隸嗎？
更荒唐的表演還在後頭，那就是美中兩國的共同對手蘇聯共產軍事霸權帝國已經消失的柯林頓﹝WilliamJeffersonClinton/BillClinton,1946-﹞政府時期。柯林頓就任美國總統時，蘇聯帝國已經崩潰，美國不再存在聯合共產中國制衡蘇聯的歷史前提。那時共產中國江澤民的暴力恐怖政權，在天安門屠殺後尚未穩固。柯林頓自己在一九九二年競選總統時，還說過他要認真對待「從巴格達到北京的暴君」。那時的台灣，正在經歷一場終結國民黨黨國專制統治、向自由民主制度轉型的「寧靜革命」，使海峽兩岸出現了民主台灣VS.專制中國的新形勢。而美國的全球戰略如何回應蘇聯消失、中國法西斯化、台灣民主化的新國際格局，是對柯林頓政府的歷史性挑戰。
歷史的選擇往往不只一種可能，當歷史機會來臨時，不同的選擇方向，可以導致截然不同的歷史結局。一九三八年，英國首相張伯倫﹝NevilleChamberlain,1869-1940﹞在慕尼黑選擇縱容納粹獨裁者希特勒﹝AdolfHitler,1889-1945﹞入侵民主捷克，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災難。﹝註5﹞一九四○年代初期，羅斯福與邱吉爾選擇以自由目標團結全球反法西斯力量，導致法西斯暴政的滅亡。然而當自由戰勝法西斯的時刻來臨，他們卻選擇了讓歷史停止前進的腳步，去同共產主義政權保持「力量平衡」，導致從戰爭廢墟中崛起的專制暴政，壓迫近半個世界的人類達半個世紀之久。
柯林頓在一九九二年當選美國總統時所面臨的，正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民主化浪潮洶湧澎湃、迅猛前進的新時代。這股浪潮自一九七○年代中葉的南歐開始，一浪高過一浪地向中南美洲、非洲、亞洲推進。一九八九年六月，這股強大的自由民主浪潮一度被阻擋於共產中國的天安門下。中國軍事獨裁者鄧小平調動幾十萬武裝部隊，開進自己的國家首都北京，以坦克、衝鋒槍屠殺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平民，他們只是要求政府進行溫和的憲政民主改革。鄧小平的屠刀只是保住了自己的獨裁恐怖政權，卻未能中止歷史潮流的前進。自由民主的浪潮繞過中國的長城，一舉瓦解了從烏蘭巴托到柏林、橫跨歐亞大陸的共產主義龐大帝國，終結了支配世界近半個世紀的雅爾達「力量平衡」，使中國共產軍事獨裁政權成了自由民主海洋中的一座孤島。
然而柯林頓沒有掌握歷史給他的最佳機會，選擇領導蘇聯消失後的世界向自由邁進；他作了相反的選擇，逆歷史潮流而動，和中國軍事獨裁政權建立「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relationsofconstructivestrategicpartnership﹞，迎合中國新奴役制度的崛起，構造新的「力量平衡」。地球上的「力量」從來沒有絕對「平衡」的時候，不是有利於自由的「力量平衡」，就是有利於奴役的「力量平衡」。張伯倫的「慕尼黑」是有利於希特勒奴役制度擴張的「力量平衡」；羅斯福、邱吉爾的《大西洋憲章》是有利於自由戰勝法西斯奴役制度的「力量平衡」；羅斯福、邱吉爾、史達林的《雅爾達協定》，是有利於共產奴役制度擴張的「力量平衡」；一九七○年代中葉從南歐開始的全球化浪潮，又是有利於自由戰勝奴役制度的「力量平衡」。
中國軍事獨裁者鎮壓自由民主運動，就是要扭轉歷史的前進方向，倒退回有利於奴役的「力量平衡」。而身為自由國家領袖的柯林頓，卻不是站在自由一邊，而是站在奴役制度一邊，同中國軍事獨裁者結成「戰略夥伴」，聯手打壓新生的自由民主國家台灣。這齣荒誕劇的高潮出現在一九九八年的中國北京，和一九九九年的紐西蘭奧克蘭。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七日上午九點，柯林頓為滿足「北京暴君」江澤民的權勢慾，不顧美國眾議院以三○六票對十六票的懸殊比數勸阻，在天安門廣場與暴君並肩檢閱九年前在這裡屠殺學生和平民的中國解放軍。柯林頓在長達九天﹝六月二十五日至七月三日，打破歷來美國總統訪華紀錄﹞的朝拜中國之行中，幾乎是獨裁者江澤民要什麼，柯林頓就給什麼。
《紐約時報》﹝NewYorkTimes﹞專欄作家薩費爾﹝WilliamSafire﹞指出，柯林頓對江澤民的八項無理要求﹝包括天安門下閱兵、為六四屠殺背書；取消順道訪問日、韓盟國、揚中貶日等﹞，均俯首稱「是」﹝theeightyeses﹞，外加對台「三不支持」﹝thethreenoses﹞。另一位評論家羅森塔爾﹝A.M.Rosenthal﹞說：「柯林頓奴才式地為共產中國極權政府背書令人困惑：為什麼作為自由國家的美國，要去支持一個專制霸權國家強大起來威脅自己？唯一的理由是出自愚蠢的自我欺騙，拒絕接受歷史教訓。這對於一個自由國家來說，已接近於故意犯罪。」﹝A.M.Rosenthal,涆heMarchofFolly荂`一九九九年九月十一日，結成「走向二十一世紀建設性戰略夥伴」的柯林頓與江澤民，在紐西蘭的奧克蘭舉行「高峰會」。江澤民求助柯林頓聯手幫他對付兩大敵人：外敵李登輝和內敵法輪功。
那時台灣已經在李登輝總統領導下，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經濟與民主奇蹟，完成了國家制度轉型的「寧靜革命」，成為亞洲新興自由民主國家的典範，李登輝總統被國際輿論譽為「民主先生」﹝Mr.Democracy﹞。江澤民對民主在台灣的勝利十分恐慌，他在奧克蘭與柯林頓的聯合記者會上威脅道：「我們與李登輝的鬥爭，是維護還是分裂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鬥爭，我們絕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柯林頓隨聲附和：「李登輝的兩國論給中國和美國都製造了許多麻煩，我今天願重申執行一個中國政策。」江澤民為他以法西斯手段殘酷鎮壓法輪功騙取美國政府支持，刻意頒贈柯林頓一本造謠誣害法輪功信眾的御製出版物──《邪教法輪功》，這位美國總統竟然畢恭畢敬地收下，甘願為「北京暴君」的暴政背書。
奧克蘭會晤後，柯林頓還遵循江澤民的旨意，立刻派美國代表去聯合國大會的總務委員會發言，阻撓支持民主台灣進入聯合國的提案列入大會議程。這就是一九九九年聯合國安理會五常任理事國趕到總務委員會發言，聯手封殺台灣入會案的可恥事件的由來。聯合國有一百九十一個會員國，世界上無論自由民主國家、專制獨裁國家，乃至所謂「分裂國家」﹝splitnation﹞、「邪惡軸心」﹝axisofevil﹞，統統都是聯合國的會員國，獨獨把亞洲自由民主國家的典範台灣排除在外，難道不是聯合國的恥辱嗎？不久前紐約的「自由之家」﹝FreedomHouse﹞公佈《二○○五年度世界自由報告》﹝FreedomintheWorld2005──TheAnnualSurveyofPoliticalRightsandCivilLiberties﹞﹝註6﹞，指出過去一年全球一百九十二個國家中，二十六個自由度提升了，台灣是其中之一。台灣在一九九六年中國飛彈威脅之下完成總統直接選舉，「自由之家」在一九九七年年度報告開始將台灣列入自由國家，其公民自由﹝civilliberty﹞和政治權利﹝politicalrights﹞均為二級。二○○五年年度報告將台灣的公民自由提升到最高等級的一級。而中國列入全球四十九個「不自由國家」，其政治權利為最低等級的七級，公民自由六級，平均六．五級，還不及平均六級的伊朗和伊拉克。這就是說，聯合國內大大小小的自由國家，都得絕對服從一個「不自由國家」的霸權意志，把另一個自由國家封殺於聯合國大門之外，以滿足這個軍事獨裁黨國的擴張野心。而美國，正是這齣荒唐劇的雙主角之一。
現在的問題是，這齣世界歷史上的荒唐劇將演至何時？它將如何結局？
小布希總統第一任期的前期，人們曾經對美國終結這齣台美中關係的荒唐劇抱持希望。小布希廢棄了柯林頓同江澤民建立的「戰略夥伴關係」﹝StrategyPartnership﹞，他指出：「我們必須看清中國：中國與日俱增地將財富投資到戰略核武、新彈道飛彈、深海海軍和長程空軍方面，中國人民對政府和黨的不滿都遭到有效壓制，中國政府迫害宗教、強迫墮胎……這些政策既無理性，也不人道。這些都是事實，必須嚴正面對中國是競爭對手，不是戰略夥伴；我們同中國打交道，不能心存敵意，卻也不能心懷幻想。」
二○○二年九月十七日，小布希簽署公佈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TheNationalSecurityStrategyoftheUnitedStatesofAmerica﹞，提出以自由為核心價值的新全球戰略。文件開宗明義指出：「美國的巨大實力必須用於提升『有利於人類自由的力量平衡』﹝balanceofpowerthatfavorshumanfreedom﹞。」這個報告改變了台灣和中國在美國全球戰略中的位置。﹝註7﹞
柯林頓時期的「力量平衡」，在台美中關係領域，實質上是「有利於奴役的力量平衡﹝balanceofpowerfavorsserfdom﹞」。小布希不同於柯林頓，《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指出：「中國領導人尚未對自己國家的性質作出根本性的選擇，美國期待同變化中的中國保持一種建設性的關係，而其決定性的關鍵是中國的民主發展；假如中國選擇擴張軍事力量威脅其亞太地區鄰國，將是一條阻礙其自身成為偉大國家的絕路。」這就是說：或友或敵，要看中國是走向自由民主，還是走向軍事擴張威脅鄰國？中國在美國新戰略中的位置，取決於中國領導人自己的選擇。
小布希顯然曾經期待中國領導人胡錦濤作出符合歷史前進潮流的選擇，領導中國走上民主發展之路，把經濟自由擴大到政治與社會自由；而避免走上軍事擴張、威脅鄰國之路。胡錦濤在鞏固其軍事權力之前，也給予國內外一種假象，似乎他把施政重心放在解決國內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等內政課題。在台海問題上，也裝出理性、務實姿態，表示「高度讚賞」小布希總統關於「任何一方均不謀求改變台海現狀」的主張。
然而自二○○四年九月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胡錦濤從江澤民手中接過中央軍委主席，到二○○五年三月中國人大選舉胡錦濤為國家軍委主席的半年間，也就是胡錦濤全面掌握了黨和國家的軍事權力之後，便立即向國內外顯示，他選擇的中國軍事戰略，是一條超越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的霸權擴張之路。中國人大於二○○五年三月十四日通過《反分裂國家法》，胡錦濤立即簽署公佈施行，標誌中國軍事戰略從防禦到擴張的重大歷史轉折。
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三代，中國軍事戰略基本上是防禦性的。
毛澤東的戰略叫作「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註8﹞主要是防禦蘇聯進攻。毛澤東說：「人家打來，我們不打出去。我說不要受挑撥，你請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來呢，那我就要對付了。看你是小打還是大打。小打就在邊界上打。大打，我主張讓出點地方來。中國這個地方不小，他不得點好處，我看他也不會進來。他進來了，我看比較有利。不僅有理，而且有利，好打，使他陷在人民包圍中間。」﹝註9﹞毛澤東邀請尼克森訪問中國，也是為了聯美防蘇。對台灣，毛澤東主張「過一百年再說」，即在他的戰略思考之外。﹝註10﹞毛澤東打了些仗，也是以攻為守。如韓戰，打到三八線﹝38thparallel﹞停戰，志願軍退回國境內；印度之戰，也是打了就退回麥克馬洪線﹝McMahonLine﹞。
鄧小平統治的十年﹝一九七九 ~ 一九八九年﹞，重心放在恢復和發展國內經濟，緊縮軍隊和軍費，堅持「不稱霸」的軍事防禦戰略。蘇聯瓦解時，有人主張中國站出來取代蘇聯，當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頭。鄧小平反對，他說要「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絕不當頭」。﹝註11﹞鄧小平剛掌權時打過越南，打到諒山宣佈「懲罰」結束，即退回國境。對台灣，鄧小平想利用美國對台「斷交、撤軍、廢約」，壓蔣經國同他談判「和平統一」；蔣經國以「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回應。鄧小平只好認輸。他在退下政治舞台前對戈巴契夫說：「我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灣問題，恐怕看不到解決的時候了。」﹝註12﹞
江澤民執政的十三年﹝一九八九 ~ 二○○二年﹞，是中國軍事戰略從防禦轉向擴張的過渡期。江澤民雖然沒有當過一天兵，卻有突破毛澤東、鄧小平防禦戰略的軍事野心。他主政期間，中國軍費開支每年兩位數增長，遠遠超過經濟增長率。他利用蘇聯瓦解，大量引進俄羅斯、烏克蘭的軍事科技與武器裝備，積極部署侵台軍事力量，為突破第一島鏈向太平洋擴張進行軍事準備。但江澤民自知中國軍事實力尚不足以同台灣與美、日在亞太地區的實力相較量。一九九六年的飛彈演習和二○○○年的《一個中國與台灣問題白皮書》，不過是虛張聲勢的「文攻武嚇」，打的是「空包彈」。
胡錦濤執政之初，提出「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二○二○年實現全面小康」等較為務實的目標，軍費增長率一度﹝二○○三年﹞降至一位數﹝九．六％﹞。中國國內外曾期待他與溫家寶的「胡溫新政」，能結束一黨專政的腐敗制度，停止軍事擴張威脅鄰國，使中國走上一條符合人類普世價值的穩定發展之路。然而胡錦濤很快就背離了人們的期待。二○○四年九月中共四中全會，胡錦濤從江澤民手中接過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鞏固軍權之後，一反國內民眾與國際社會的期待，放出了與自由為敵、與人民為敵、與和平為敵的「三把火」，顯露出他對內強化軍事獨裁統治、對外謀求軍事霸權擴張的暴君面目。
第一、在中國境內強化箝制言論、信仰自由，宣示「政治學北韓」，啟動法西斯專政機制，與自由為敵。
第二、粗暴壓制中國人民悼念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趙紫陽去世前，中國知識界與黨內元老即要求胡錦濤恢復趙紫陽自由，取消鄧小平、江澤民強加於他的不實罪名，糾正一九八九年鎮壓學生民主運動的歷史錯誤，啟動民主憲政改革。趙紫陽去世後，民眾要求全國悼念，給予趙紫陽公正的歷史評價。胡錦濤不但拒不接受，還在新華社報導中強加趙紫陽犯了「嚴重錯誤」的不實之詞，並對自發悼念趙紫陽的民眾強行阻止、毆打致傷殘，暴露了胡錦濤政權無人性、無人道，與人民為敵的野蠻本質。
第三、制訂《反分裂國家法》。當年希特勒吞併捷克蘇台德區，還要通過慕尼黑會議同英法談判；今天胡錦濤竟以為自己片面立法，就可以去侵略吞併一個現代自由民主國家，這比希特勒更蠻橫、更邪惡，不但是對台海和平的挑戰，也是對人類自由與和平的挑戰。
胡錦濤應當清楚：中國軍事戰略從防禦到擴張，挑戰的不只是民主台灣三萬六千平方公里自由國土和二千三百萬自由國民，也不只是美國、日本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他挑戰的是今日世界的整個自由制度與人類的自由價值。這是中國共產奴役制度與全球自由民主制度的一場世紀較量。
這場世紀較量是不可避免的。胡錦濤懂得，共產中國若不對外軍事擴張，自由制度將在全世界包圍共產中國這個奴役制度的最後堡壘，中國人民將在內部反對奴役，促使共產奴役制度在中國像前蘇聯一樣滅亡。胡錦濤也懂得，蘇聯共產奴役制度滅亡後，自由民主制度無論軍事力量、經濟力量、道義力量，均遠遠超過奴役制度。為了實現他的軍事霸權擴張戰略，阻止自由之火抵達中國奴役制度的黑暗角落，胡錦濤必須：
第一、在中國境內煽動民族霸權主義歇斯底里，作為對內強化法西斯專政、對外軍事擴張的「精神支柱」。
毛澤東時代的共產主義，本來就有濃重的民族共產主義色彩，稱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那時中國處於「被壓迫民族」地位，訴求的是「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壓迫」。胡錦濤時代的中國共產黨，已經無人相信「共產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也無任何外國侵略、壓迫中國。所以，今天胡錦濤煽動民族主義歇斯底里，只能靠兩條：
一是算歷史舊帳。不斷拿鴉片戰爭到日本侵華戰爭這一百年歷史舊帳，刺激國民的民族仇外情結。
二是轉向民族霸權擴張。胡錦濤把中國的民族霸權擴張戰略，視為中國共產黨的生存戰略，「不擴張，即滅亡」。在胡錦濤看來，蘇聯共產黨的滅亡，是由於戈巴契夫﹝MikhailSergeyevichGorbachev,1931-﹞終止了從史達林到布里滋涅夫﹝LeonidIlyichBrezhnev,1906-1982﹞的對外軍事霸權擴張，導致內部的「和平演變」。因此，民族霸權擴張，是防止「和平演變」，保住中國共產黨專制獨裁政權的生命線。
第二、在國際，利用自由國家內部的民族主義，採取威逼利誘、各個擊破的統戰策略，分化、瓦解自由國家與自由力量的聯合。
中國胡錦濤政權意識到，美國處於聯合自由國家和自由力量向全球擴展的領導地位；而中國並沒有足夠的力量對抗美國，因此只能採取破壞自由國家和自由力量團結的策略，阻止自由的擴展。
在東亞，共產中國利用大韓民族主義，聯韓制美，聯韓制日，破壞美、日、韓自由國家戰略聯盟。
在歐洲，利用法蘭西民族主義和大俄羅斯民族主義，聯法制美，聯俄制美，破壞美歐自由國家戰略聯盟。
在南亞，中國同美國爭奪對巴基斯坦與印度的影響力，破壞亞太與印度洋自由國家和自由力量的聯合。
共產中國還把自己的經濟和軍事影響力擴展到美國的後院拉丁美洲，破壞拉美地區自由民主的發展，以及拉美自由國家同美國的合作。
在美國內部，共產中國深入到政、軍、商、學、文化各界，進行統戰、分化工作，培植了一支能夠從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個領域代表共產中國利益影響美國政策的力量。
第三、為了阻止全球自由浪潮波及中國，胡錦濤政權軍事擴張的第一個目標即是民主台灣。
共產中國認為台灣是自由國家的阿基里斯腱﹝Achilles．Heel﹞，是中國共產奴役制度擊退全球民主浪潮的突破口。這是由於美國政府自尼克森─季辛吉﹝HenryKissinger,1923-﹞以來，為順應共產中國貪婪的吞併慾，對台灣長期採取國際孤立政策。美國的立國價值，一碰到中國和台灣，立即陷於不能自拔的雙重標準。美國敢於對蘇聯共產奴役制度進行冷戰，卻不敢對中國共產奴役制度進行冷戰。美國敢於對蘇聯軍事霸權擴張採取恐怖平衡戰略，卻不敢對中國軍事霸權擴張進行恐怖平衡戰略。
美國敢於批判、制裁蘇聯奴役制度踐踏自由人權，卻不敢批判、制裁中國奴役制度踐踏自由人權。
美國對中國在軍事上準備侵吞台灣視若無睹，卻對台灣走向正常自由國家的民主步驟處處設限。
長期以來，由於美國對中國軍事霸權擴張的退讓，使台灣這個自由民主堡壘淪為中國軍事威脅下的自由民主孤島。其他自由國家也追隨美國，競相在國際社會孤立民主台灣，以取悅共產中國。從而使中國看準了台灣正是世界自由民主國家體系中，那個可以一擊致命的阿基里斯腱。
第四、中國制訂《反分裂國家法》，即是準備向自由民主世界的阿基里斯腱射出致命之箭的信號。
自由民主世界體系的最弱一環，就是被孤立於國際社會之外的自由民主孤島台灣。中國《反分裂國家法》即以台灣為其軍事霸權擴張戰略的切入點，既以侵吞台灣為其軍事霸權擴張的第一步，又以侵吞台灣掩蓋其霸權擴張野心，正如當年希特勒以侵吞捷克蘇台德區掩蓋其全球侵略野心一樣。
今天美國和自由國家對中國《反分裂國家法》的侵略性、擴張性和邪惡性還模糊不清、反應遲鈍；正如當年歐洲對希特勒、張伯倫「慕尼黑」的反應一樣。這是由於美國和自由國家的中國政策長期形成的歷史錯誤所導致的模糊與遲鈍。
這種模糊與遲鈍可能會產生怎樣的危險？「慕尼黑」是前車之鑑。現在是自由國家與自由力量清醒起來，改正歷史錯誤的時候了。由於長期形成的歷史錯誤在國際社會已經根深蒂固，必須正本清源，才能撥亂反正。
這本小書，就是要從雅爾達戰時會議如何背叛《大西洋憲章》的自由價值這個源頭開始，指出美國和自由國家的全球戰略導致對台美中關係的歷史錯誤，是怎樣一步步形成的？這一重大歷史錯誤如果繼續「維持現狀」不予改正，將會造成怎樣的歷史災難？以及美國與自由國家應當如何改正歷史錯誤，才能有「不可熄滅的自由之火抵達世界最黑暗的角落」的「那一天」？
本書將對這一系列問題作出回答。
導言
從錯誤中學習
我是一個美國人，大學畢業後研究中國已有三十五年。在國際關係上，我們美國人總認為自己是站在正義的一方，特別是，站在自由與民主的一方。平心而論，有時確實如此。但是，正如阮銘在本書中所闡述的，我們美國人也曾一再助長高壓強權之氣燄，而對自由民主陣營造成傷害。
令我汗顏的是，阮銘在書中精確地描繪出一幅美國在外交上令人憂心卻清楚無比的模式，在這種模式之下，歌頌自由的言論響徹雲霄──從威爾遜總統以降，包括羅斯福、甘迺迪、卡特，到柯林頓，美國歷任總統幾乎無不誓言捍衛自由──但最後自由不是淪為口號，就是在執行上出差錯，結果適得其反。
美國這種自我矛盾的外交模式最惡名昭彰的近例，當屬二戰結束、日本投降以來這六十年當中，美國對中國及台灣的外交政策。
當今全世界非自由的人民多數居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當然，比起一九七六年前毛澤東時代的恐怖鎮壓，今天許多人的生活比過去要好。但是嚴格來說，絕大部分的中國人仍然極度貧窮。他們在法律或政治上毫無權力：法院形同虛設、所謂的選舉更只是騙人的玩意。而在其他國家，毛澤東死後這三十年來，自由卻有蓬勃的發展。東歐前共產國家獲得了自由；俄國雖然尚未真正自由，但已非共產國家；蒙古、南韓、菲律賓、台灣及其他亞洲各國已經成為民主國家。
相反的，中國共產政權一方面極力爭取外資，讓貧窮而無自由的中國人民為出口企業賣力，一方面卻清楚表明它對政治自由化毫無興趣。其實，要不是中國政府從全世界賺取的大把鈔票，共產主義也許早就在中國崩解了。然而，外國的貿易和投資，加上外國對中國共產主義的政治支持，年復一年，就像為瀕死的病人輸入鮮血，讓其得以苟延殘喘。
美國目前扮演的角色不但助長中國共產主義、傷害中國人民並威脅其鄰國之自由，但這卻非特例。正如阮銘書中指出，從《雅爾達密約》開始，美國在亞洲一直是說一套、做一套。雖然滿口理想主義，但行為卻完全相反。在阮銘眼中，美國的軟弱是造成中國共產黨崛起並與蘇聯結盟的主因，而美國並非弱在資源不足，而是弱在缺乏意志力及理解力。
若非美國示弱，慘烈的韓戰或許可以避免。蔣介石對台灣獨裁統治，卻受華府支持。但當這個獨裁者的兒子蔣經國及其繼任者開始實行民主化，美國不但沒有給予支持，一九七九年號稱美國「人權總統」的卡特政府甚至企圖強迫台灣人民接受中國統治。直到今天，華府仍有人存此企圖。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之後，老布希總統一邊假惺惺地譴責共產黨殘殺同胞，一邊卻秘密去信向北京重申保證，並派遣高官向鄧小平致意。柯林頓擊敗老布希當選總統時，高舉自由主義大旗，誓言捍衛民主自由。但是中國很快就令柯林頓妥協，柯氏不但同意將人權與貿易脫鉤，還承諾進一步削弱台灣。
如果美國勢單力薄，以上種種雖然不可原諒，但或許可以理解。但美國並非弱國。美國過去和現在都是強國，強大到足以犧牲部分貿易利益以支持自由民主。依阮銘之見，這是一個理念上的問題。某些像季辛吉、布里辛斯基之流的美國人以堅定的「現實主義者」自居，對他們而言，自由──或至少，歐洲以外人民的自由不在他們關心之列。他們認為國際關係取決於金錢與武力。其他美國人則是真正的理想主義者，篤信並捍衛民主自由，但他們通常無法將這些理想切實施行。從漢彌爾頓、傑佛遜兩位總統時代至今，美國的外交政策一直在「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兩套價值觀之間拉扯。但在過去那個年代，美國國力仍弱，它的一舉一動對大局無足輕重。然而今日的美國已經很強，它若支持自由，則自由必定得以伸張；相反的，它若縱容強權暴政，像它在中國及對台政策中的作為，則自由在全世界將愈趨式微。
中國及台灣都須細讀這本書，並汲取其中精義。美國人也該讀此書，因為阮銘也是寫給美國看的，他要傳達的訊息必須傾聽。
這本書是怎麼來的呢？或許我們可以追溯到一九七一年七月一日當天，美國今日奉行的中國政策就從這天開始。季辛吉在這天啟程赴巴基斯坦，他所肩負的任務有一個頗為偉大的名稱，叫作「馬可波羅一世行動」。尼克森總統身邊少數幾個知情人士當時有三點共識：首先，他們相信中美雙方可以捐棄前嫌，結束韓戰後長期敵對狀態，攜手對付共同敵人蘇聯。第二，許多人相信，此種關係一旦建立，中、蘇、美三邊權力均勢將可成形，如此就算自由仍不可得，亦可確保區域之和平穩定。第三，所有人都覺得「台灣問題」是塊擋路的大石。既然以現實主義者自居，這群美國人決定犧牲當時的盟友台灣，以便發展與中國的新關係。由於不願挑明，他們決定在做法上採迂迴策略，他們深信，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常見問題
線上客服
客服信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