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難行要行的自由之路 台灣關懷中國人權聯盟理事長 楊憲宏
與阮銘教授相熟已經是2005年以後的事，那時我應陳水扁總統與呂秀蓮副總統的邀請，擔任「總統府人權諮詢小組」的委員。我當時的工作主要是關心中國人權問題，而在中央廣播電台開設一個人權的節目：「為人民服務──楊憲宏時間」，專門電話訪問中國境內的維權人士，也分析中國獨裁專制政權的一些動向，阮銘教授很自然就成了我們節目的常客。我們常在節目結束後還共約吃飯，繼續未竟的話題，央廣的節目製作人黃美珍與温金柯一起，有時還有我的太太瑤瑤與兒子洋洋，無所不談，大多的話題是台灣民主深化的問題，對中國的未來有時會談，可是覺得路還很遠。一直到最近，阮銘的見解與過去有了分別，他認為「一灘死水」的時代結束了，「動起來了」，甚至更積極的說：「雖然還是黑夜，可是可以預見曙光。」他對習仲勲的兒子習近平有比較寬容的看法。我尊重阮老師的分析，畢竟他曾經在那個「地獄」住過人生的三分之二年代，從蔣介石到毛與鄧時代，還在胡耀邦身邊工作過。中國領導人中有人具民主自由的思想，在阮銘心中一直有這樣的認知，特別是他對胡耀邦與趙紫陽的高度評價。只是過去的歷史一直告訴我們，有民主自由念頭而想實踐的人，在中國都沒有好下場。習近平是「有民主自由思想而想實踐的人」嗎？最近，我到美國時，特別去普林斯頓去看阮老師與阮師母，我們還在議論這個不易解答的難局。
阮銘正在寫有關台灣民主化過程的經歷，聽說這個問題在中國朝野都很熱門。阮銘與我的見解都是「大多數的中國專家都搞錯了方向」，簡而言之，都太神話了蔣經國在台灣民主化過程的角色，甚至誤導出一個古怪的期待：「習近平有可能是蔣經國嗎？」蔣經國是個人權迫害者(Human rights abuser)，是在台灣人民不斷的抗爭之下，不得不開放政治改革，絕非是個主動的民主改革者。我告訴阮老師，在我們共同出的《中國生死書》中，我特別寫了一個章節回顧台灣對抗外來政權的這60年，揭露蔣的真面目。知道阮老師集合大量文獻也在構思這個歷史公案，心裡很高興。這的確是個好題目，包括最近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反對黨勢力漸漸壯大之後亟思改變，也有人拿他與蔣經國相比，只因為他們都同樣有一個專制獨裁的父親。
阮銘在台灣生活了14年，我是他後半段的好朋友，之前他是李登輝總統的貴賓，也是陳水扁總統的國策顧問。他年紀雖大，可是熱情感人遠勝年輕人。常力勸我們這一輩出來選舉，到立法院去為台灣出力，每次有個社會運動，他都很期待台灣政治有新生命，可惜他期待高，失望也深。他回到美國與師母同住，雖然是人生美事，可是他對中國與台灣都有懸念，卻也不無遺憾。自由之路真的是難行要行，阮銘老師就是這樣的典型，期待他的第三部曲──台灣行早日出版。
推薦序
我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看我亦如是 《劉曉波傳》作者、中國異議作家 余杰
如果社會制度把某一群體、某一階級或某一民族的自由建立在其他人的苦難上，那麽，這種制度就不合理、不道德。以賽亞•伯林
阮銘先生離開中國24年之後，我也選擇了離開。我離開的2012年的中國，比阮銘離開的1988年的中國更加不堪——大國崛起的表象下，山河汙染，人性敗壞，官逼民反，天怒人怨，共產黨正在轉型為納粹黨，法西斯主義露出了尖銳的獠牙。
年逾八旬的阮銘先生差不多是我祖父輩的人物，他在回憶錄中條分縷析的流亡之路，於我而言，未嘗不是一部未蔔先知的教科書。英國作家沃(Evelyn Waugh)認為，「人的本性是流放者」，熱愛自由並追尋自由的人啊，哪一個，不是走在放逐與自我放逐的旅途中？
鄧小平道路跟毛澤東道路有多大的差異？
上世紀80年代前半期，阮銘曾在時任中共總書記的胡耀邦身邊工作過，並參與起草了改革開放初期的一些歷史性的文件。他深味中共高層權力運作的秘辛，對毛、鄧兩個時代都有深切體認，在海外出版了厚重而紮實的代表作《鄧小平帝國》。
2012年，習近平上臺之後，旗幟與道路，曖昧不明，忽左忽右。左派為習近平向毛澤東鞠躬的舉動而歡呼，右派為習近平向鄧小平致敬的行為而叫好。於是，左右逢源的習近平，賺到的金山銀山比青山綠水還多。
左派，尤其是毛左，我不予置評，也不值得我給予任何一句評價。而所謂的「右派」——或曰體制內改革派、溫和改良派、憲政民主派、普世價值派及自由主義者 們——一廂情願地為新君唱贊歌的表現，則讓我大跌眼鏡，禁不住有話要說。人們看到習近平重走一趟鄧小平1992年的「南巡路線」，就把習近平看做是又一顆 「大救星」。然而，中共統治的「前三十年」與「後三十年」，即毛澤東時代與鄧小平時代，真有本質的差異嗎？真是針尖對麥芒嗎？
惟有讀 史才能使人明智。阮銘是一名少有的既能「入乎其內」又能「出乎其外」的中共黨史研究者。在這個時刻，更需要讀一讀他的有關著述，包括這本獨一無二的回憶 錄。在阮銘看來，鄧小平不是毛澤東的叛徒，毛澤東對鄧小平的定位是恰如其分的——鄧小平充其量就是「修正主義者」而已。在維護共產黨一黨獨裁這一「核心利 益」方面，毛與鄧並無二致。胡耀邦與趙紫陽從未有過取鄧小平而代之的意圖，鄧為何要罷黜胡、趙，轉而選擇江澤民為接班人呢？阮銘分析說：
鄧小平只是在開創改革大業時，才需要胡耀邦、趙紫陽這樣有新思維的開創型人才。等到天下大定，鄧小平擔心的正是開創型新領袖的新思維，會改變他鄧小平帝國的舊路線，特別是他「絕不能讓」的政治思想領域。他需要的正是另一個「華國鋒」，遵循他鄧小平的「凡是」永遠不變。
這個看法如老吏斷獄，切中肯綮。此後的胡錦濤、習近平都算是「盜版的江澤民」，才可能被此種「優敗劣勝」的體制選中而上位。
習近平強調，「前三十年」與「後三十年」都是共產黨的榮耀和成就，不可厚此薄彼，更不可同室操戈。站在共產黨的立場上，這個說法是成立的。毛知道鄧是共 產黨體制的忠臣孝子，才留下鄧一命；而鄧執掌大權之後，果然保留毛澤東紀念堂、天安門毛像以及憲法序言中的「四項基本原則」。毛、鄧的治國之道雖有差異， 在意識形態上卻都是「銅牆鐵壁」。
這一點類似於毛澤東與周恩來之異同。曾任美國駐華大使的李潔明，在回憶錄中論及西方對周恩來的誤 解。很多西方人認為，在中國的權力鬥爭中，周代表的是「好人」這一邊。但李潔明清楚地指出：「周恩來是個強悍、堅貞的革命黨員，過去曾有過動用暴力的紀 錄。他之所以開啟和美國溝通的管道，並非因為他喜歡或欣賞美國人，或是美國的制度，而是因為中國迫切需要可以反制蘇聯的力量。」鄧小平也是如此，他開啟改 革開放的道路，並不是要給中國人民以民主和自由，乃是為拯救共產黨自身搖搖欲墜的統治。可惜，在今天的西方和中國內部，仍有那麽多人對鄧小平的崇拜五體投 地，甚至為習近平傾向鄧小平多一點而祈禱。哈佛大學中國問題專家傅高義，所寫的關於鄧小平傳記，甚至為「六四」屠殺辯護——傅高義曾經當過阮銘在哈佛訪學 期間的房東，卻不曾吸納阮銘對鄧小平鞭辟入裡的批評性看法。
只要是反對共產黨的人，就永遠偉大、光榮、正確嗎？
阮銘以海外流亡者中的「烏鴉」自詡，雖然這個名字是別人為他取的，他本人卻甘之如飴。從這本回憶錄中可以看到，他只是有限地參與過一些海外民運活動，大部 分時間都輾轉於美國各大學和基金會之間，讀書、寫作和研究是他的興趣所在。他不是政治活動的弄潮兒，只是偶爾涉足其間，不小心打濕了鞋子而已。
沒有人喜歡聽烏鴉的聲音，沒有人喜歡聽批評性的言論。這些年來，海外民運的路越走越窄，不僅幾乎在西方主流社會銷聲匿跡，也基本不受海外華人社群的認同 和歡迎。沒有任何一個人物與組織，享有清末時康梁、孫中山的那種地位。原因是多方面的，海外民主人士與經濟崛起的中共政權相比，確實實力懸殊。但是，反省 與檢討仍然必要，若任何批評意見都不願聽取，而是熱衷於「抓特務」的遊戲，民運與共產黨又有什麽差別呢？
在這本回憶錄中，阮銘對90年代初期民運在轟轟烈烈的熱潮之下潛在的敗相已有所覺察。他寫道：
討論到「民陣」的組織屬性，會上的「三巨頭」，陳一諮和萬潤南兩位「實力派」領袖一個代表「體改所」派、一個代表「四通公司」派，都傾向列寧式政黨。
用共產黨的模式能戰勝共產黨嗎？既然你變得跟共產黨一模一樣了，為什麽還要反對它呢？短短幾年之間，阮銘又發現：「無論樂觀的舊夢、悲觀的新夢，都是不 願或不敢直面現實，喪失了民運前進的目標。而愈無目標，愈內鬥；愈內鬥，愈無目標。沒有了理想的追求，爭鬥的都是權和錢。」毛的鬥爭哲學深入到每一個反對 共產黨的人士的骨髓之中。
書中有幾處涉及作為流亡者群體的精英組織的「普林斯頓中國學社」的內部分歧與興衰史。書生的爭鬥，亦堪稱一 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我與好幾位當年的學社成員是交往頗深的朋友，對學社的歷史與掌故多少有所了解。我並不完全認同阮銘對諸多人事、理念的紛爭與糾葛的判 斷，但我覺得，學社雖小，可作為透視中國知識分子以及中國文化的病癥的一個標本，也可以作為分析中西文化衝突的一個典型個案。所以，阮銘書中披露的部分內 容，是彌足珍貴的史料。
與普林斯頓中國學社的淵源更為深厚的蘇曉康，在《離魂歷劫自序》中如此描述學社當時的光景：
普林斯頓收留的「精英」、名流，因為不懂英語又不是平常人，只好「相濡以沫」，抱成一團，遂成一「中國城」，派對每周必有，還非唱「文革歌曲」不可，要 不就是《血染的風采》。沒有誰受過基本的學術訓練，卻常常要辦學術討論會，人人看上去大言不慚，預言中國，還都會侃幾句文化；否則怎麽叫「訪問學者」？
老實說，很多人，盛名之下，其實難副。不過，皇帝的新裝，誰也不敢戳破，戲還得演下去。美國是一個自由的世界，可是這些流亡者的心靈真的得到了自由嗎？ 未必。蘇曉康感嘆說：「這班大名鼎鼎的中國知識分子，除了擁有一輛破車和不再擁有崇拜者之外，仿佛並沒有生活在美國。」若非經歷生離死別之劫難，蘇曉康的 自我反省與解剖，又豈能如此痛徹肺腑？
流亡是一段精彩的新生命的開端
1988年離開中國的時候，阮銘本是想暫時 出來透透氣，未曾料到次年發生了「六四」慘案，從此便有家難歸。這本回憶錄集中描述作者在美國的生活，美國的大山大河，在其筆下嫵媚多姿，作者本人的生命 狀態亦多姿多彩，所以方能「相看兩不厭」。對於接納無數流亡者，讓他們在此自由地呼吸、自由地思考、自由地言說的美國，作者充滿感激之情；另一方面，作者 又並非「惟美是從」，對於從老布希到喬布斯(Steve Jobs)等向中國暗送秋波、「與狼共舞」的美國政商人士，他亦是不是地直言批評。
阮銘如此概括自己的一生：「我的生命，三分之二逝去在地獄裡，三分之一飄泊在地獄外。」那自由的三分之一的時間，比起那不自由的三分之二的時間來，不知 道要快樂、幸福多少倍。阮銘離開中國時，已57歲，差不多快到退休年齡。但在這本回憶錄中，讀者看不到某些流亡者身上的那種化不開的哀怨、愁苦、失望的情 緒。二十多年來，阮銘著述十餘部，在美國和臺灣的大學開課數十種，緊張、忙碌、充實，開辟了堪稱「笑傲」的「人生下半場」。思想家伯林說，流亡是一條康莊 大道，阮銘當有同感。
所以，就連失去中國護照和中國國籍的那一刻，阮銘也輕輕寫來，一筆帶過：
中國領事館的答覆是拒絕延期。我問為什麼？回答是：「政府不滿意你寫的文章。」我再問：「 難道文章觀點不同，就可以剝奪我的公民身份？」回答是：「這個我們不能回答，我們也是奉命行事。」這樣，我就成了無國籍的漂泊者。
此刻，並無斑駁之血淚，更沒有地動山搖之痛。對於大部分中國人來說，家國情感可謂「千年一貫」，如棺材蓋一樣壓得人喘不過氣來。阮銘卻能做到「揮一揮 手，不帶走一片雲彩」。從美國到作為美麗島的臺灣，哪裡有自由，哪裡就是家園，何必對那個早已淪為爛泥潭的中國牽腸掛肚呢？比「葉落歸根」更高的價值，是 與自由為友、與自由同在。
智者的流亡，不是智者本人的錯，而是迫使智者流亡的國家和制度的錯。英國歷史學家理查•皮佩斯在《共產主義 簡史》一書中指出：「為了追求全體一致，共產黨政權使用了流放與監禁等辦法，企圖讓那些無法與其一致的人保持緘默，但這些人往往也是最具有才能與創造精 神。其結果是，由於能存活下來的通常是最依賴以及最能配合的人，因此所有的創新行為幾乎無法出現；因此，既然共產社會無法讓最好的人才留下來，日複一日地 陷於困境也就無可避免。」一個被土匪綁架的國家，有什麽榮譽可言呢？我只能預測，哪一天，睿智的中國知識分子不再流亡他鄉；哪一天，中國本土才是值得其公 民自豪的自由之鄉。
前言
在《尋找自由》第一部裡，寫了我在中國尋找自由之夢的破滅：走出蔣介石的地獄，進了毛澤東的地獄；走出毛澤東的地獄，又進了鄧小平的地獄。1988年10月29日，在上海告別妻子若瑛和妹妹顧群，我出了地獄之門。我的生命，三分之二逝去在地獄裡，三分之一飄泊在地獄外。地獄裡的故事已經寫過，在這第二部裡，將寫出我在飄泊中的繼續尋找。
當黎安友(Andrew Nathan)教授邀請我來到哥倫比亞大學時，除了想體驗這個自由國家的自由生活，還準備以自己的經歷，寫一本《毛澤東帝國》。那時還有一位哈佛大學年輕教授Andrew Walder，邀我第二年去那裡的費正清中心，參與關於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研究，這同我的設想吻合，文革是我計劃中《毛澤東帝國》的終結篇。所以原初我的打算是在美國待兩年，然而「六四」改變了一切。王震得悉我在美國譴責天安門屠殺，派人到海南島追究「阮銘是怎麼出國的」？還責令中央黨校管住若瑛，不准她離開北京。那時，哥倫比亞大學剛辦妥若瑛的來美手續，但她已無法出境。直到3年後，美國按照每年批准中國最惠國待遇的人權條款，派國務卿貝克到北京同李鵬談判，若瑛才獲准來美國。至於我，在中國時不准出來，出來了又不准回去，護照被吊銷，成了一名無國籍者，飄泊在天涯海角，前九年在美國，後十四年在台灣。
1989年是歷史大轉折的一年，在中國和歐洲，發生了改變世界格局的兩件大事。一件在中國。1989年4月中旬到6月初，由於胡耀邦去世，爆發了中國歷史上空前大規模的學生民主運動。6月4日，鄧小平調動20萬大軍，以坦克與衝鋒槍，血腥屠殺在自己國家廣場上和平示威的學生和民眾。這是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遇到的一次重大挫折，有人悲觀地認為，這波自1970年代中期從南歐興起，逐步擴展到拉丁美洲、非洲、亞洲的自由民主浪潮，將消失於中國天安門高牆之下。
另一件在歐洲。僅僅五個月後，1989年11月9日，德國人民推倒了柏林圍牆。自由民主浪潮繞過中國的「反自由化」高牆，重返歐洲，敲響了蘇聯東歐共產帝國的喪鐘。東西方壁壘在歐洲的打破，標誌一個開放的全球自由時代的來臨。樂觀的美國人如福山(Francis Fukuyama)，認為自由已獲得最終勝利，「歷史終結了」；弗里曼(Thomas Friedman)則認為，柏林圍牆倒塌和資源、資本、資訊、貿易、科技、生產、服務等領域的全球流通，已經像推土機一樣把世界推平，「世界是平的」。他們沒有看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隨著全球自由開放時代的來臨，專制奴役制度也會改變其生存與擴張戰略，以適應在新的時空條件下同自由力量相抗衡；自由vs.奴役的歷史沒有終結，世界沒有推平，尋找自由之路沒有盡頭。
「六四」屠殺之後，鄧小平立即同美國總統老布希密函來往。老布希採取兩面手法，一面向公眾表示譴責屠夫，制裁暴政；一面與鄧小平暗通款曲，尋求與其合作，助其「穩定」，以維持自由大國與奴役制度大國之間的「力量均衡」(balance of power)。6月23日，鄧小平收到來自老布希的一封密信。信中寫道：「對於閣下對貴國人民的貢獻，本人極為敬重。有鑑於此，請求閣下協助維繫這層貴我雙方都至為重要的關係。敝人已竭盡所能，不干預中國內政，尊重貴我兩國社會制度之歧異。敝人向閣下保證，希望這個難題獲得解決，既令閣下滿意，又不違背我們對基本原則的主張。朋友之間有歧見，必須設法消弭。」老布希在信中徵詢鄧小平：「能否接受美國派密使訪問北京？」鄧小平一面答覆老布希同意接待密使，一面加緊國內鎮壓。6月下旬，北京、上海等地繼續大清查、大搜捕，公開處決參與民主運動的中國青年，把「反自由化」恐怖推向高潮。
6月30日，老布希瞞著國會和公眾，違背自己宣佈的制裁令，派遣特使史考克羅夫特(Brent Szcowcroft)帶上他的親筆問候信，秘密訪問北京，向鄧小平示好。鄧小平看穿美國政府的「制裁」只是應付輿論的虛假姿態，因而在會見史考克羅夫特時態度強硬，逼美國退卻。老布希見鄧小平強硬，連續於10月、11月派中國的「老朋友」尼克森、季辛吉到北京充當說客。鄧小平會見尼克森時說：「你是在中美關係非常嚴峻的時刻來的，請你告訴布希總統，結束過去，美國可以採取一些主動行動；美國利用中國市場還有很多事情可做，我們歡迎美國商人繼續進行對華商業活動，這恐怕是結束過去的一個重要內容。」
尼克森從鄧小平那裡回來後，在美國《時代》雜誌發表文章〈中美關係的危機〉。他寫道：「在東亞安全問題上，日本已是一個經濟超級大國，而且有能力成為一個軍事和政治超級大國。與此同時，蘇聯在這一地區仍有相當影響力。在此情況下，一個強大的、穩定的、與美國保持友好關係的國家，對於美國平衡亞洲力量，特別是平衡日本和蘇聯在遠東的力量，是必不可少的。美國同中國的合作符合美國利益，美國可以利用中國的力量來平衡其他力量，以在太平洋地區取得有利於美國的大國均衡。」
這就是尼克森聯中制日、聯中制俄的「大戰略」。日本是亞洲自由國家、美國的主要盟國，俄國是正在終結共產奴役制度、走向自由的國家，而中國，是對爭取自由的本國人民進行屠殺的專制暴政國家。尼克森竟然建議美國聯合專制暴政國家，去「制衡」自由盟國和走向自由的國家。老布希似乎接受了尼克森的建議，他在11月6日給鄧小平的信中說：「當初尼克森訪華的地緣政治因素依然存在，今天美中兩國在許多重要領域有相似的利益；美國在同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會晤後，將派特使訪華通報，並探討如何使中美關係正常化。」鄧小平11月15日回覆老布希：「我一直把你看作中國的朋友，讀了你的信，我對中美兩國如何共同採取步驟恢復和發展友好關係，產生了一些想法，委託季辛吉博士向你當面轉達。我本人和中國政府歡迎你派私人特使訪華。」
12月10日，鄧小平再次會見美國總統特使史考克羅夫特，那時他剛辭去最後一個軍委主席職務。鄧小平說：「我已經退休了。但我的朋友布希總統的特使來，我不見也太不合情理了。你這次訪問是非常重要的行動，盡快解決6月以來中美之間發生的問題，這是我們共同的願望。請特使轉告布希總統，在東方有一位退休老人，關心著中美關係的改善和發展。」史考克羅夫特則在晚宴致辭中表示：「我們認為重點在於別再浪費力氣，責備咎在何方？在兩國都有尋求挫折我們合作的聲音，我們都必須採取大膽措施，導正這些負面力量。」由此可見，美國政府不但已把「六四」屠殺置之度外，而且已把矛頭轉向反對美國政府急於同殺戮者「合作」的「負面力量」，不惜與殺戮者一道「採取大膽措施」，予以「導正」！
歷史就是這樣吊詭：一個自由之敵倒下，另一個自由之敵即取而代之，而且總是在自由力量的主要代表——美國的扶持之下。反希特勒戰爭勝利前夕，羅斯福在雅爾達扶持史達林；文革災難中，尼克森訪問北京扶持毛澤東；天安門屠殺後，老布希扶持鄧小平，都是在歷史的關鍵時刻，自由力量做出有利於自由之敵的關鍵選擇。
鄧小平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其「特色」就是把毛澤東的封閉式共產專制帝國，改造成開放式共產專制帝國；改變的只是這個奴役制度帝國的經濟發展戰略，從「自力更生」的鎖國戰略，轉變為「改革開放」的全球戰略。這是一種寄生在全球自由資本肌體上的新奴役制度，它向自由國家開放市場，吸引全球資本、資源、資訊、人才、技術，與跨國自由企業合作，共同榨取本國勞工，分享高額利潤。
像我現在用來閱讀和寫作的蘋果iPad，它的背面印著：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 Assembled in China. 還有四個中文字：「中國製造」。這是全球化的一個標本。它的尖端設計，掌握在賈伯斯(Steve Jobs)手裡。中端從面板到內部零件，大部份是台灣提供的，也有日本和其他國家的。末端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富士康，深圳龍華區幾十萬農民工的「人海」完成組裝。iPad的典型意義，在於集自由與不自由於一身：它既是自由時代最具獨創性的自由產品，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海戰略」的不自由產品；自由制度與奴役制度在這個全球化產品中已融為一體，難解難分。這就像美國南北戰爭前，南方自由的美國人同他的奴隸種植園難解難分一樣。
你看，一端是賈伯斯，自由人的自主創新精神不斷激發和創造出新的自由價值，我從iPad獲得了新的自由。過去寫作，我用鋼筆、墨水在紙上書寫，還要請助理列印；過去我每天到便利商店買四份報紙閱讀，手指被劣質油墨染黑。現在我已經擺脫紙張、墨水、鋼筆、報紙，獲得新的自由。像我這樣八十歲的老人，過去用電腦只能上上網，看看e-mail，無法自由地寫作和閱讀，因為太費時費勁；現在iPad給了我新的寫作和閱讀的自由，時效大為提高。
再看，另一端是郭台銘，不自由的中國特色「人海戰略」。中國人稱他是「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典範」。毛澤東用「人海戰略」打仗，他用毛澤東的「人海戰略」和「軍事化管理」辦現代農民工產業。深圳龍華區的「富士康」，是集中了四十五萬農民工的「人海」，也是機器指揮下的四十五萬名奴隸的「人海」。郭台銘是用古代埃及法老王修金字塔、秦始皇築長城、毛澤東打淮海戰役的「人海」，淹沒了農民工個人的生命力和創造力，卻組裝出最富個人生命力和創造力的自由產品iPad。當富士康發生農民工自殺的「十三跳」時，賈伯斯曾為郭台銘辯護，說「富士康不是奴工工廠，那裡有咖啡館和游泳池」。不錯，的確有，但那不是供四十五萬不自由的農民工「人海」享用的。「人海」中的每一滴海水、每一名農民工，看起來是自由流動的，自願報考進來的，自願加班到每天十二小時，自願接受嚴苛的「軍事化管理」；然而這一切「自願」，又是被迫的，對於從全國各地離鄉背井來到深圳的年輕農民工，他們為了生存，或者還加一點夢想，是別無選擇的選擇。當他們淹沒在被剝奪創造力和生命力的「人海」之中，在精神的枷鎖下感到迷茫時，不幸的事件就發生了。而郭台銘的對策是在高樓周圍張網，讓你欲跳不能，這就是富士康的悲劇。
自由時代的自由產品iPad，能夠不斷創新、不斷提升，顯現其無窮的生命力和創造力，是取決於賈伯斯這個「人」，而不是取決於富士康的「人海」；iPad不能沒有賈伯斯，可以沒有郭台銘。
這些年在「自由世界」飄泊，我深深感到，人們對封閉於高牆中的自由之敵，如史達林、毛澤東、賓拉登，比較容易看到和抵制；而對另類「開放」的自由之敵，往往不願去看，甚至情願認敵為友。像老布希對鄧小平那種情結，在美國非常普遍。原因何在？我記得美國前國務卿佐立克(Robert Zoellick)曾經在一篇演講中列舉「中國與前蘇聯截然不同」，如下：
——中國不尋求傳播激進的反美意識；——中國雖未實行民主，但也不認為自己正與全球民主制度進行最後搏鬥；
——中國雖然有時採行重商主義，但並不認為自己正與資本主義進行殊死鬥爭；——最重要的是，中國不認為自己的前途取決於廢除現行國際體系的基本秩序，事實上正相反，中國領導人決定，他們的成功，依賴於與當代世界聯網。
這就是在美國人中普遍的「鄧小平情結」或「中國情結」。在老布希、尼克森、佐立克們看來，鄧小平不但不像毛澤東那樣同自由制度對抗，而且把自由制度與奴役制度的利益統一起來了。他們沒有看到，這種自由制度與奴役制度的「利益統一」，就是讓自由制度下的生命力和創造力「賈伯斯」，與奴役制度下不自由的「人海」相結合，新生出一個全球開放時代的自由之敵。這個自由之敵今天沒有挑戰美國和全球民主制度，也沒有挑戰資本主義和現行國際體系基本秩序；不但沒有挑戰，還需要這一切來幫助自己加快「崛起」。
老布希之子小布希(George W. Bush)擔任美國總統時，曾在2005年5月7日拉脫維亞首都里加的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週年紀念會上發表演說，承認「《雅爾達協定》為追求假穩定而姑息暴政、犧牲自由」，是「歷史上最大的錯誤之一」。他說，「我們不會重犯這樣的錯誤，我們已經上了一課，任何人的自由都不能犧牲，我們長遠的安全和真正的穩定取決於其他人的自由」。小布希在他第二任的就職演說中還提出：「美國的全球戰略是擴展自由，關注每一個國家、每一種文化中民主運動與民主制度的成長，實現在這個世界上終結暴君專制統治的目標。」小布希的自由理想高過他的父親，然而一到中國，他就吞吞吐吐、言不由衷了。《華盛頓郵報》批評他：「胡錦濤正在把中國變成一個對付布希擴展自由戰略的巨大堡壘，布希可以不去改變它，但至少可以更加誠實地描述它，並猛烈地反對它。」然而小布希沒有。他的繼承者歐巴馬也沒有。對於開放的「中國特色」新奴役制度，今天還看不到有人願意「誠實地描述它，並猛烈地反對它」，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台灣。
上週末，朋友Sophia邀我去新竹「上尚講堂」講「尋找自由的故事」，聽眾看過我的《尋找自由》第一部。我想，老調子不必重彈了吧？所以把講題改成「尋找自由路上的哲學思考」，講了一點我將動筆（不再用鋼筆，是用iPad筆）第二部的構想。在第一部裡，我是中國這段歷史的參與者，照實際的經歷寫下來就是。在第二部裡，我到了美國和台灣，只是歷史的觀察者，角色不同，寫法也得改變，除了所見印象的記錄，該有一點觀察中的思考吧？那天講了飄泊歲月中，我在思考什麼？第一是尋找自由之路有沒有盡頭？第二是尋找自由會不會得而復失？第三是尋找自由的秘密在哪裡？這也該是《尋找自由》第二部的主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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