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眾暴政與政治投機：王洪文與「文革」（下）

「文革」風雲叢書‧總序
「文革」史料整理綜述
體例說明
 
1977
中共中央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二）》的通知及材料1977.3.6；中發［1977］10號
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二）王張江姚專案組1977年3月
中國共產黨第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的決議（節錄）（1977年7月17日通過）1977.7.17；中發[1977]21號
中共中央關於轉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三）》的通知及附件1977.9.23；中發［1977］37號
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三）王張江姚專案組1977年9月
 
1979
中共中央轉發上海市委《關於解決所謂「一月革命」問題的請示報告》的通知1979.1.4.
 
1980
中央「兩案」審理領導小組對揭批「四人幫」鬥爭中受審查人員定性處理的意見1980.2.13；中紀二辦秘字[1980]25號
中共中央關於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通知1980.9.26；中發[1980]73號
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起訴書（1980.11.2.）最高人民檢察院
國家檔案局印發《關於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檔案材料整理的幾項具體規定》的函1980.12.09；國文件發［1980］455號
 
1981
「四人幫」經營「第二武裝」的記事資料組1981.1.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決書1981.01.23；特法字第一號
 
王洪文研究論文
「文革」研究文獻
後記

「文革」風雲叢書‧總序

　　優秀的歷史學者都認為史料對於研究工作具有至關重要的價值。史學家傅斯年認為：「史學即是史料學。」史料固然並非史學的全部，而史學的學科起點必須建立在史料勘查、輯佚、校勘等整理工作的基礎之上。沒有史料積累的歷史學家，正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歷史學者沈志華介紹他的治學經驗道：「浩瀚的史料，其實很簡單，我覺得做研究能成功要竅門，第一，你得下工夫，誰也不比誰聰明到哪兒去，都差不多。……別的學問我不敢說，你說你搞哲學，你劃著船轉悠轉悠，回去就能想出點東西來。搞歷史的不行，搞歷史不是想出來的，是看出來的，你得看材料，看不到就不知道，怎麼可能想出來一件事呢？道理可以想出來，史實想不出來的，史實是看出來的。」從材料入手，強調實證，這是史學研究的鐵律。沈志華進一步強調核實原始材料的重要性，他說：「研究歷史需要看大量史料，不看就是蒙自己，如果沒有史料那就沒辦法了，至少我對這個事情的判斷是只要能看到的東西，我必定把它找來看，就是人家都寫了，你都不敢信，你都要找原件看看，做學問不下這點苦工夫，不可能做到有多好。」不但要高度重視史料，而且要做到廣泛搜求、竭澤而漁；即使有二手材料可用，也要親見原始資料才放心。

　　瑞典隆德大學「文革」史專家沈邁克（Michael Schoenhals）談治學體會時，也強調佔有史料的重要性，他介紹了「文革」研究的心得與經驗：「不管你準備去寫哪個題目、深入什麼課題，你腦子裡肯定不是『一張白紙』，而是由無數早已接觸到事實而形成的一些初步觀點和看法。為了對這些觀點和看法進行核對總和改進，從而寫一部不但對你自己能說明問題的，而且對你想像中的讀者（中國的也好，外國的也好）較有意義的歷史著作，你首先必須查閱汗牛充棟般的原始資料。這是我想強調的第一點：閱讀大量材料的重要性。」他在研究過程中最喜歡使用的中國出版物之一，就是研究資料中的「大事記」或「年譜」。他認為此類材料的信息量往往非常大。

　　文學史家錢理群對枯燥史料的研究傾注了個人的生命體驗，從中發現了一番別樣的滋味。他說：「史料本身是一個個活的生命存在在歷史上留下的印記。因此，所謂『輯佚』，就是對遺失的生命（文字的生命，及文字創造者的生命）的一種尋找與啟動，使其和今人相遇與對話；而文獻學所要處理的版本、目錄、校勘等整理工作的物件，實際上是歷史上的人的一種書寫活動與生命存在方式，以及一個時代的文化、文學生產與流通的體制與運作方式」，「無不包含著極其豐富的文化內涵與生命內容」。史料的確並非冰冷之物，研究者的生命體驗、問題意識以及所處時代的社會氛圍決定他會喚醒哪些相關的史料。向公眾開放史料，無異於復活一條條鮮活的生命。

　　本叢書的編撰思路借鑑了謝冕編撰「百年中國文學總系」，而他的思路則來自於《萬曆十五年》、《十九世紀文學主潮》的啟發，即通過一個人物、一個事件、一個時段的透視，來把握一個時代的整體精神，從而區別於傳統的歷史著作。根據這一啟發他提出了叢書編寫的三點原則：

　　一、「拼盤式」:即通過一個典型年代裡的若干個「散點」來把握一個時期的文學精神和基本特徵。比如一個作家、一部作品、一個作家群、一種思潮、一個現象、一個刊物等等。這說明叢書不是傳統的編年史式的文學史著作。二、「手風琴式」:寫一個「點」，並不意味著就事論事、就人論人，而是「伸縮自如」。「點」的來源及對後來的影響都可以涉及，強調重點年代，又不忽視與之相關的前後時期，從而使每部著作涉及的年代能夠相互照應、聯繫。三、「大文學」的概念:即主要以文學作為敘述對象，但同時鼓勵廣泛涉獵其他藝術形式，如歌曲、廣告、演出等等。

　　根據謝冕的上述宗旨，本叢書以「文革」歷史風雲作為對象，通過敏銳的問題意識，試圖梳理重要的人物、觀念、事件、運動、思潮等歷史脈絡；以深入的文獻考證，詳實的第一手資料編撰專題性的史料文集。

　　例如本叢書以人物為主的史料編撰，聚焦研究對象整體的生命歷程，全面展現重要問題的來龍去脈，勾勒人物跌宕複雜的人生軌跡。這種編撰方式，可以稱之為史料傳記，或人物史傳。歷史是人的歷史，人是歷史中的行動者，也是歷史的創造者。因此，研究歷史，從根本意義上而言也就是研究人；反之，研究人，是瞭解歷史的一條主導進路。研究人的歷史，首先需要掌握歷史的載體，即史料。通過對史料的整理、輯佚、考據、爬梳，進一步確立理解歷史的理論與方法，從而形成一種關於史料的闡釋經驗與學術傳統。以「文革」人物個案為對象的史料考察，是形成中國當代通史的前提，也是建構中國當代史料學的基礎。

　　本叢書希望凸顯五個方面的特點：第一，文獻性。希望達到奠基學術根基的目的，為「文革」研究建立紮實的史料基礎。第二，知識性。通過編者按、編者注等詮釋形式對一些史料解題，或者對細節進行補充說明。第三，故事性。每一本書都是一段歷史，一個故事，在編撰體例中試圖給讀者一種講故事的起承轉合的感覺。第四，問題式。本叢書的選題或者每一本書中的專題設計聚焦於特定對象，例如普遍有爭議的、有疑問的重要問題，產生了重大歷史影響的人物、事件、運動、思潮或者制度。總之，這些選題都應該具有學理思考的深度。第五，讀本式。每一本書從選題、內容與體例安排等等方面的設計，試圖將該選題的相關問題與知識進行整體掃描，一網打盡。不僅提供原始資料，而且還有研究文獻等，為讀者瞭解該選題提供一個學術地圖或者研究攻略。

　　本叢書的編撰方式所體現出的「史料學」，有待讀者做出回答，敬祈社會各界專家、朋友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