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作為一個經濟理論研究者,我以寫作和演講為主要工作內容,產生的成果不僅表現為專著和學術性論文,還常常以學術短論的方式發表,以期使自己的研究結論更為廣泛地傳播。本文集收錄的文章,便可歸類為這種學術短論。這些文章分別以報刊發表和論壇演講形式與讀者見過面,雖然在不同場合就不盡相同的題目闡述各種問題,但各篇之間或多或少具有內在的關聯性和一致性。本文集收入的文章主要撰寫於2017年和2018年,而這兩個年份的意義本身,賦予了這些文章的主題和內容以特殊的重要性。
2017年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並做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的重要判斷,指出進入新時代意味着中國成功的改革發展實踐,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2018年是我國改革開放40周年的紀念年份。以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為標誌性的起點,我國迄今經歷了40年的改革開放歷程,取得了人類歷史上罕見的發展和共享成就。也是在1978年,我本人進入中國人民大學學習農業經濟學,以後又一直從事經濟學研究,成為改革開放發展共享整個過程的直接觀察者和親身參與者。從某種程度說,我的研究工作的主題就是講述中國故事。孔子說:四十不惑。這句話在今天的含義是,在紀念改革開放40年之際,我們不僅應該對所走道路具有足夠的信心,而且應該對這個事業及其過程有更加深刻的總結和領會。也就是說,對於一個改革開放的研究者來說,把中國故事從普遍意義上提升為中國智慧,是義不容辭的專業責任。
這兩個年份的重要性,既在於時機本身對研究和思考的激勵作用,也在於主題對研究內容的導向性,理論正是在回應特定問題的挑戰中得以發展。我希望本文集收錄的這些文章,能夠反映我在面對這個崇高使命時所做的個人努力。同時,我不揣冒昧地把文集命名為《人口紅利消失後的中國經濟》,並將文章分別歸類在「中國經驗與世界意義」、「宏偉目標與戰略部署」以及「經濟研究與政策建議」三編的框架中。
我在自己的研究生涯中寫作這種學術短論,始終抱有一個事先設定的暗含前提,即得出的結論都是基於嚴肅的理論邏輯和經驗研究,甚至有些文章乾脆就是研究論文的簡寫版。對自己的要求是,即便是寥寥數語,也不憑感覺泛泛而論,更不做小兒辯日般的空洞陳詞。不過,研究性論文與學術短論畢竟是兩種文章體裁,寫作風格不盡相同,服務於各自獨有的目的。因此,我總是希望如果有希望與我進行商榷的讀者,不以這種短論為據,而是找到對應的學術性論文。至於文章中不可避免存在的錯誤或不妥之處,我當然是應該承擔責任的。
蔡昉
2018年10月10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