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計嬰兒：基因編輯將可根治基因突變所引發的任何疾病？

 

　　二○一九年，中國科學家賀建奎曝光中國已經掌握基因編輯技術，可以讓HIV患者生出不帶原的寶寶，而且是雙胞胎。但是他沒有因為這項技術曝光被大家讚譽，反而飽受抨擊。

 

　　神設下的關卡，由人類透過科學突破，真的那麼罪該萬死？

 

 

　　羅伯特‧L‧克里茲曼醫師，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以及梅爾曼公共衛生學院的精神病學教授，同時也是生醫倫理碩士班的主任。在本書中，他要與我們分享的是：當人類的科技可以突破神──或是遺傳上的限制時，生孩子就不只是「生孩子」那麼簡單。

 

　　健康，打勾；所以我們在自然受孕時碰到遺傳疾病時，可能會選擇人工流產的方式進行「篩選」。講篩選太過沉重嗎？或者我們會說，讓一個「有缺陷」的孩子來到這個世界，這樣的人生會幸福嗎？我們有一個充分的藉口「篩選」掉這樣的胎兒，或者這樣的胚胎。胚胎的狀況是這樣的，我們可能是不孕症，所以要找一個最容易存活的胚胎。那麼，如果是在自然受孕的情況下，多次「篩選」仍避不開遺傳疾病，於是選擇人工受孕（也同時篩選胚胎）這麼做合理嗎？

 

 

　　我們要一個健康的孩子，但光是這樣一個單純的期待，都可能碰到四個問題：

 

　　①健康的定義是什麼？

　　②試管嬰兒的適用範圍應該包括可以自然受孕的人嗎？

　　③若不行，擁有生育能力的人，就沒有權利透過胚胎篩選擁有一個健康孩子嗎？

　　④若可以，我們要回到第一個問題：健康的定義是什麼？這樣的篩選合理嗎？

 

　　我們會說，遺傳疾病被篩選掉也合理吧？那麼疾病的定義是什麼呢？地中海型貧血？那麼，肥胖呢？肥胖被視為慢性病，被認為與飲食攝取有關，這又可能跟遺傳有關。而且，如果孩子不用怕發胖，那該有多好？

 

　　好的，隨著科技發展，肥胖可以放進來，那麼身高呢？那麼雀斑呢？那麼膚色呢？

　　但要是認為所有的人都能夠勾選想要的選項，那可就大錯特錯了。

 

 

　　亨丁頓舞蹈症（Huntington's chorea），當然是遺傳疾病；X染色體易裂症（FXS）也是。但克里茲曼醫師在本書中提出，一部分的失聰社群、或者侏儒症社群，係將「失聰」或是「侏儒症」視作為特徵而非疾病。當他們期待透過人工生殖技術延續這樣的特徵時──這是應該被拒絕的嗎？

 

　　或者我們該問：有理由拒絕的嗎？

 

　　什麼是特徵？什麼是疾病？當事人認定的「特徵」，若被界定為「疾病」而期待延續，科技上可以達到這個目標嗎？若可以，倫理、甚至法律上可以接受嗎？

 

 

　　克里茲曼醫師要提醒我們的是：人工生育很貴。而當你有額外要求的時候，更貴。

　　

　　所以，該不該補助無法生育的夫妻透過人工生殖技術生孩子？如果不，那麼就注定只有有錢人能付得起這張帳單；或者，沒那麼有錢的人去便宜的國家生。

 

　　但是生育只能是有錢人的專利嗎？

　　健康保險為什麼不能保障生育權？

 

　　如果保障了生育權──那麼，窮人就只能接受「有缺陷」的孩子嗎？

 

　　克里茲曼醫師在本書中提到，關於預算的考量，其實是一開始就浮出檯面的問題。所以能夠負擔得起的民眾在美國進行試管嬰兒，負擔不起的民眾就去墨西哥，甚至去其他第三世界國家「買子宮」。

 

　　這樣的市場機制真的合理嗎？或者我們該問的是：人工生育，應該要由市場機制主宰嗎？

 

 

　　社經地位篩選每一項尖端技術的使用者，要能夠成為一個完美北鼻的爸媽，首先，你得要有錢。

 

　　除此之外呢？克里茲曼醫師在本書中提到，被篩選的從來都不只是胎兒、或胚胎，還有父母們。夠不夠有錢？是法律容許能夠擁有小孩的構成嗎？（同性夫妻，跨性別夫妻，又或是單親──那麼，有資格進行人工生育嗎？）

 

　　社經地位、口袋深度，甚至你與伴侶的組成，或是你根本沒有伴侶。篩選父母們的標準不僅只是社會認知，連帶宗教、文化，甚至是年紀，都可以是標準。而在《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通過後，身在台灣的我們也沒辦法說，啊那是歐美先進國家的事啦。不是的，這些問題都已經在我們眼前。

 

　　只是我們還沒會意過來，這些問題會有多麼棘手而已。

 

 

　　哥倫比亞大學（Colombia University）醫學院（College of Physicians and Surgeons）以及梅爾曼公共衛生學院（Mailm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的精神病學教授（Professor of Psychiatry），同時也是生醫倫理碩士班的主任（Director of the Masters of Bioethics Program）。除了本書之外，克里茲曼醫師先前還著有《我的基因就是我？－－直面基因檢測時代的命運與家族秘密》（Am I My Genes?:Confronting Fate and Family Secrets in the Age of Genetic Testing）、《倫理警察？－－安全人類研究的難題》（The Ethics Police?: The Struggle to Make Human Research Safe）、《醫生變成了病人會怎麼樣》（When Doctors Become Patients）、《度夜如年：實習醫生的故事》（A Year-Long Night: Tales of A Medical Internship）。他的研究屢屢獲獎，包含了約翰‧賽門‧古根漢紀念基金會（John Simon Guggenheim Memorial Foundation）與羅素‧賽吉基金會（Russell Sage Foundation）的獎助，同時，他還是由紐約州州長任命的紐約州幹細胞委員會（Empire State Stem Cell Board）成員，並且是美國精神醫學學會（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的特聘研究員（Distinguished Fellow）。

 

 

 

　　國立中央大學校友。研究所畢業後，在科技大學任教了十五年；任職期間，碰上台灣技職高教體系內各家公私立大專院校升格改制的浪潮，也歷經了少子化衝擊前後公私立大學面臨招生困境與經營轉型的普遍現象。之後離開教職，帶著狗兒子Kodomo的骨灰和一隻活蹦亂跳、名為沈子恩的流浪犬，搬到美國舊金山北灣區，結婚定居，適姓Odenkirchen。目前為自由譯者，從事口筆譯的工作。除了本書《低級教育》之外，還有《管書的意外人生：監獄圖書館員歷險記》、《新譯中國教育制度沿革史》、《少女心事解碼》、《校園對話》、《私房博物館》、《如何當一個比較快樂的爸媽》等其他譯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