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新序
我往寒山走的路
五十年前，一九七○年春，我申請到哥倫比亞大學攻讀人類學博士學位。因為沒有足夠的錢支付學費和生活費，所以我申請了獎學金。申請表上有一項必修課的獎學金，是提供給學習一門罕見語言的——罕見是針對當時的美國人說的。我剛讀過一本艾倫•沃茨（Alan Watts）所著的《禪之道》（The Way of Zen），它給我帶來了美好的感受。書上有漢字，它們看起來是那樣地奇怪和有趣。我遂決定，「管它呢！」 便選擇了這一項，寫下了「漢語」這個詞。我並不真的對漢語或中國文化感興趣，但是我需要一份獎學金。當我得知哥倫比亞大學不僅錄取了我，而且還給我提供了一份四年的獎學金，供我學習漢語和人類學的時候，你可以想像，我有多驚訝！我感覺自己像一個騙子，不過我接受了這筆錢，並且開始了漢語學習。那是一九七○年秋。
儘管紐約無疑是一座大城市，但是它也可以看起來像一個小鎮。沒過多久，我就在唐人街遇見了一個和尚，他的名字是壽冶，他教我怎樣坐禪。儘管他不大會講英文，而我的漢語也不是很好，但僅僅是他看人及言行舉止的方式，就令我對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幾個月後，我在壽冶師父座下皈依了，並且做出了一個決定：他所一直遵循的佛教道路，也就是我想走的道路。
在隨後的兩年裡，我開始花越來越多的時間坐禪，閱讀佛教書籍。我對學術研究喪失了全部興趣。最後，一九七二年秋，我認為到了該做決斷的時候了——現在回想起來，這個決定是那些看起來簡單可是實際上卻改變了人生航向的決定之一——我終止了人類學博士學位的學習，離開了美國，搬到了臺灣南部的一座寺院裡。這座寺院就是佛光山，方丈星雲大師歡迎了我。那是一段美好的經歷，住在寺院裡，每個人都在精進地修行。然而，佛光山的修行主要是淨土宗，而我是希望修禪的。一年後，我搬到了臺灣北部的海明寺，方丈是悟明師父。除了擔任方丈之外，他還是臺灣臨濟宗的宗長。他是一位禪師。寺院也小得多。在佛光山，每天有成百上千的訪客。作為一個外國人，我格外地引人注目。並且，海明寺坐落在山中，而佛光山則被大片的鳳梨園所包圍。每天午飯後，我都會步行到海明寺後面的山裡，在樹下或墳堆上打坐。這是一段田園詩般的生活，我在那裡度過了兩年的時光，專心致志地禪修和閱讀佛教文獻。
我所讀過的那些著作裡，有一本是悟明師父給我的，書名是《寒山詩解》，他曾為這本書提供過贊助。我過去聽說過寒山。在美國，垮掉的一代的成員，把寒山視為他們的英雄。忽然之間，我正在讀他的詩，也正在品味這些詩！它們是如此地簡單，就好像是為我寫的似的。除了注解以外，這本書大約有三分之一的詩，附有英文翻譯。儘管我仍然只會最基本的漢語，我還是開始翻譯這些詩，並且發現，翻譯是一個非常好的方法，可以幫助提高我的漢語水準，以及深化我對佛教的理解。
雖然悟明師父讓我感到自己是受歡迎的，我也可以一直呆在海明寺，但是依靠他人的供養生活，我還是覺得有些尷尬。我被當作一位尊貴的客人，也不被允許做任何事。兩年後，我決定，該自己養活自己了。一九七六年，我離開了海明寺，搬到了竹子湖村一座修葺過的農舍裡。它就在七星山山頂下面，從那裡，可以俯瞰整個臺北。
在接下來的五年裡，我每週有三個晚上在士林教英語，剩下的時間在山上翻譯寒山詩，以及另一位佛教詩人石屋清珙的詩。我可以想像自己正在過著他們所過的生活：在山上，坐禪，聽風，觀雲。最終，一九八三年，我在美國出版了寒山詩集的譯本，一九八六年出版了石屋清珙詩的譯作。我忍不住好奇地想，不知道中國是否還有人像這樣地生活？
在此期間，我結婚了，需要一份真正的工作，所以我開始為英文的台北國際社區廣播電台（ICRT）工作。我的職責之一是採訪當地名流。有一天，我的特邀嘉賓是王文洋（Winston Wang），王永慶的兒子。採訪後，我告訴王文洋，這可能是我的最後一次採訪，我已經向美國的古根漢基金會（the Guggenheim Foundation）提出了申請，想到中國去尋找像寒山和石屋那樣的人，去看看在當今這樣的時代，他們是否還存在，我希望下周能得到古根漢的回音。王文洋說，「這是一個很出色的想法。如果他們不給你錢，我會給。」 當然了，他們沒給，而他給了。
因為我從未去過中國，所以花了幾個月時間去規劃。最後，在一九八九年的五月一日，我和我的攝影師朋友史蒂芬•詹森（Steve Johnson） 一起到達北京。那是一段很奇特的時光。天安門廣場上擠滿了示威者，上千名的示威者，舉城歡慶——並不僅僅因為是五一勞動節。
史蒂芬和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可我們到那裡不是為了慶祝的，我們有目標。於是第二天，我們開始拜訪廣濟寺，中國佛教協會的總部在那裡。我想那裡也許有人能幫助我們。我猜對了，我們遇見了淨慧師父，中國佛教協會的副會長。他說，他聽說過在西安南面的終南山，仍然有人在堅持隱修。終南山就是我們後來去的地方。如果我沒有遇到淨慧師父，後來也沒有為了感謝他對自己的幫助而送他一本英文原著，那麼可能這本書的中文版就永遠不會面世。正是他，淨慧師父，請他的弟子明潔把這本書翻譯成了中文。這就是緣分。
回想起來，在一九八九年的整個五月，我和我的朋友走遍了中國。此後我又到訪中國很多次。若問我從隱士那裡學到了什麼？我想說的是，作為隱士，他們一無所有，但我從來沒有遇見過比他們更快樂的人了。這就是我所學到的，而這一點，仍然在持續地滋養著我的生命。過簡單的生活，走簡單的道路，這是我從那以後一直奉行的。回顧自己的人生，我的結論是，我的整個人生道路，一半是由業力決定的，一半是由願力決定的。
比爾•波特 2021年5月12日
作者原序
我總是被孤獨吸引。當我還是個小男孩時，我就很喜歡獨處。那並不是因為我不喜歡跟其他人在一起，而是因為我發現獨處有如此多的快樂。有時候，我願意躺在樹下凝視著樹枝，樹枝之上的雲彩，以及雲彩之上的天空；注視著在天空、雲彩和樹枝間穿越飛翔的小鳥；看著樹葉從樹上飄落，落到我身邊的草地上。我知道我們都是這個斑斕舞蹈的一部分。而有趣的是，只有當我們獨處時，我們才會更清楚地意識到，我們與萬物同在。
我們都需要有時間獨處，有些人需要更多獨處的時間。有人卻能從獨處中變得更有智慧、更為仁慈，這是我遇到中國隱士後讓我吃驚的事。他們是我見過的最幸福、最和善的人。在美國，隱士只是那些喜歡自個兒待著的人，往往都有點古怪。但是，在中國，我發現隱士往往是社會的菁英，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當美國人要我類比中國的隱士傳統與美國社會的一些現象時，我告訴他們隱士很像研究生，他們在攻讀他們精神覺醒的博士。在中國，很多人在佛教寺庵、道觀、儒家書院、大學乃至家裡獲得他們精神覺醒的「學士」，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欲望、有能力、有精力攻讀「博士」。然而，中國社會從那些獲得覺醒的「博士」的人受益甚巨。過去如此，現在亦然。
我並未打算為此著書，我僅僅是一名譯者。但我居住在臺灣時翻譯的作品恰恰是中國最偉大的隱士們的詩——《寒山詩》、《石屋山居詩》。我僅僅想知道這種生活方式在中國是否還存在。當臺灣有人告訴我中國大陸不但沒有人修行，隱士傳統也不復存在時，我決定親自去弄個明白。不久之後，我發現隱士傳統不僅存在得很好，而且是中國社會很有活力的部分，我覺得必須把這個情況介紹給西方人。這就是我寫作本書的緣由。我想讓西方各種宗教的修行者知道，儘管中國大陸曾經歷戰爭、革命，但修行人仍然堅持修持，我希望由此給西方的修行人以鼓勵。他們怎會無動於衷？
本書出版後，我很驚奇地發現，在美國很多大學都能看到。無論我在哪裡演講，聽眾既有學院的學者，也有來自社區的普通居民。我在美國從沒遇到對此不感興趣的人。我想這是因為我們羡慕這些隱士，他們所做的是我們的夢想、希望，是我們某一天也會去做的事情。
我感到榮幸的是，儘管還有不足和缺點，《空谷幽蘭》被譯成了中文，而且這次以這麼漂亮的版本出版。我希望它能像鼓勵西方讀者那樣，鼓勵中國讀者追尋並找到生活中「獨處」的樂趣——不是離群索居，而是因為更深的覺悟和仁慈，與大家更為和諧地共處。
比爾•波特（赤松譯者）2006年8月10日於華盛頓唐森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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