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國在明代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開國後，歷經百年安定承平的生活，因為太平盛世，經濟富裕，人口急遽增加。到了明朝後期約16世紀末，福建和廣東沿海的平原及丘陵地已經人滿為患，因為人口壓力和耕地過少的原因，推動了沿海地區的漢人向海外移民。此時歐人東來，帶動商業貿易和沿海地區的開發，對漢人的商業和勞力的需求大增，更增加了沿海移民向海外發展的拉力，即所謂經濟上的「推←→拉」理論。受到推力和拉力的雙重作用，使得17世紀以後，大陸沿海地區的漢人大規模向海外移民，臺灣也成為漢人渡海移民的主要區域之一。
清康熙年間（1662-），海禁開放和禁航令的解除，東南沿海地區居民透過各種管道，渡海到臺灣農耕、經商或勞動以謀求生計。臺灣土地肥沃，道光中葉（約1835年）以後，移民臺灣的漢人為求開墾，廣開埤圳，農田水利的興盛使得旱地水田化，農業生產增加，也因此加速了臺灣農村社會的繁榮和民間富裕。移入臺漢人宗教信仰觀念傳承自閩粵原鄉，廟宇是鄉鎮村落信仰的中心，在傳統行善積德、功果觀念的傳播下，臺灣各地有能力捐輸的信徒捐地、捐銀修建祠廟的情形非常普遍，這可從許多廟內所立的〈捐題緣碑〉和〈寄附碑〉上看出。(1) 信徒捐款以支持寺廟的重修，廟方才有能力購置材料並聘請匠師。再加上臺灣地震頻繁，祠廟常因地震而倒塌，使得全臺各地建築工事大增，工匠人才與勞動人力需求孔急，吸引了東南沿海的移民和建築匠師跨海來到臺灣工作求發展。
帶有一技之長的福建、廣東一帶的建築工匠們在此時機渡海來臺尋求工作機會，如福建惠安縣溪底村的大木匠師王益順便曾應辜顯榮的邀請，率領匠團來臺參與艋舺龍山寺的重修工程。1951年出版的《艋舺龍山寺全志》中就記載了惠安地區的建築工匠群參與該廟重修建時的設計和建築工程。志中所載工匠有大木匠、陶工、石工等，其中石工包括辛阿救、蔣細來、蔣金輝等多達9人，是來臺工匠中數量最多者。(2)
自古在石雕、石材方面，中國即以「北曲陽、南惠安」聞名。位在福建省惠安縣泉州城東北，洛陽江口的跨海石製古建築「洛陽橋」，始建於北宋皇祐5年（1053），有「中國古代四大名橋之一」的美譽，此橋即為惠安石匠的傑出作品。(3) 惠安石雕匠師蔣梢、辛阿救、張木成、蔣梅水等多人，清末從福建來到臺灣工作。其中辛阿救與合作匠師於日明治37年（1904）到昭和3年（1928）間，在臺灣諸多宗祠廟宇留下精彩的龍柱和壁堵石雕。迄今有實證紀錄為其所作龍柱石雕的祠廟，全臺灣共有9間；另經風格特徵分析，研判另有7間，合計共施作了16間。辛阿救所作的龍柱，雕工流暢，作品獨具特色，本書以石匠辛阿救為中心，分析他的戶籍謄本，透過口訪其子孫後代，併追循線索至大陸原鄉田野踏查，確證辛阿救實為惠安閩南人。另研究他在臺的戶籍搬遷史料與承作祠廟之間的關聯性，併論述其所作龍柱石雕與人物的風格特徵。
迄今我們對辛阿救的所知不多，從現有的史料和老照片，與清同治10年（1871）北埔慈天宮、大正3年（1914）苗栗獅頭山勸化堂的龍柱石雕，互相交叉應證比對，以了解辛阿救的師承傳統、石雕風格的轉變，研判分析其在臺灣石雕界崛起和成名的歷程。其在臺灣的工作和發展，應該可以表徵當時福建惠安地區技術移民來臺工作的概況。
先人的文字手稿就是最寫實的歷史，從張麗俊的《水竹居主人日記》中可看到石匠辛阿救、蔣梢與蔣梅水等人的相關紀錄。(4) 經由閱讀日記，通過觀察，將他們與祠廟間的互動關係，做綜合的整理和研究闡釋，並從字裡行間分析當時社會時勢的變遷。1895-1945年間，臺灣祠廟重修眾多，當時來臺匠師所作的石雕龍柱，多是藝術性極高的工藝品。其時來臺的石匠中，迄今已知有蔣梢、辛阿救、張木成、蔣梅水等4位石匠的作品，能從文獻、石刻落款與匠師風格特徵上確證並充分辨識。以這4位石匠施作的龍柱為基礎資料，佐以中、外美術理論為研究根基，對他們所雕作的龍柱作客觀的型態品評與風格分析，據此說明各龍柱風格的差異性與優異性，以期建立臺灣當時石雕匠師所作龍柱之基礎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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