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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大作曲家群像:艾爾加

偉大作曲家群像:艾爾加

The Illustrated Lives of the Great Composers: Elg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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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艾爾加是英國浪漫派作曲家,被認為是英國近代最偉大的作曲家。
 
  從小即成長在濃厚的音樂環境中,父親是樂器店店主兼教堂管風琴樂手。婚後在妻子愛麗絲的鼓勵下,才開始集中精力進行音樂創作,並搬到倫敦發展,進入音樂圈。但是初期並不成功,直到艾爾加將近40歲的時候,他才有了一些名氣,並為地方音樂節譜寫音樂,並逐漸受到重視。他的音樂清楚地讓人認出或感覺到「英國」!有學者指出這「可能」是因為艾爾加的旋律特點與英國人說話的語調非常相似的緣故。
 
  艾爾加的成功,有一部分得歸功於他妻子的支持。艾爾加的妻子愛麗絲,不僅是他生活中的伴侶,更是他創作的靈感泉源。著名的《愛的禮讚》,就是愛麗絲於婚前寫給艾爾加的一首詩,隨後艾爾加將它譜曲,並回贈給愛麗絲。1899年,《謎語》變奏曲出版,並在倫敦由德國指揮家漢斯.里希特指揮首演,獲得成功。1901年,他創作了他的5首《威風凜凜進行曲》的第一首,好評如潮,英國國王和王后也出席他的音樂會。這才奠定了他作為當時英國最成功作曲家的聲譽。
 
  英國的「音樂民族主義」與歐洲其他諸國相比較下,是個遲來的「覺醒」,第一個「成功」的例子即是艾爾加的音樂。的確,艾爾加是自普賽爾以後,第一位被認為是具有「英國風格」,而又能在歐洲樂壇享有盛名的英國作曲家。被理查.史特勞斯頌讚為英國第一位改革派作曲家。從未受過正規音樂教育的艾爾加,靠著天賦自學鋼琴與小提琴。然而他的一生充滿矛盾:他從不富有,卻是愛德華時代最成功的人物之一;同時,他十分注意隱私,而且非常不快樂。作者賽門.蒙迪試圖解開艾爾加生命中的矛盾謎團,以其深刻的敏銳度與洞察力,描繪了艾爾加其人、所處的世界,以及其深為世人喜愛的音樂。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賽門.蒙迪(Simon Mundy)
 
  生於倫敦,在西敏寺學校接受教育,是新一代最成功的樂評之一,除了Listener & the Gualdian之外,也在BBC 4主持節目。
 
譯者簡介
 
黃幸華
 
  實踐家專音樂科畢業,赴美國愛荷華大學主修音樂史,其後繼續在伊利諾大學攻讀音樂學,獲音樂碩士學位。曾於國光藝校教授西洋音樂史。
 

目錄

原著致謝詞
總序:音樂家傳記新視野
導讀︰「英國的」作曲家──艾爾加

1. 幼年時期和當地音樂家
2. 已婚老師和慶典音樂作曲家
3. 從《謎語》到騎士爵位
4. 成熟的交響樂作曲家
5. 在倫敦奠基
6. 戰爭與晚期作品
7. 結束於渥徹斯特

譯名對照表
 

總序   
 
音樂家傳記新視野
 
  傳記文學在整個文學及人類文化,占有相當的分量與地位。世界各民族起初以口語傳承民族、部族或原始社會英雄人物的事蹟;有了文字以後,就用筆記載偉大人物的傳記。
 
  傳記因此被認為是歷史學的重要佐證,學界視其為歷史學的分支,極重要的史料。
 
  傳記類書籍在我的藏書裡占了相當的分量,將近1,000本。這些傳記的範圍很廣,包括歷史人物(其實那一個不是歷史人物)、間諜、探險家、發明家、詩人、畫家、建築家等等。其中音樂家傳記就占了三分之二。
 
  我有一個很大的毛病,那就是對某個特定人物感興趣時,除了蒐集在學術上受肯定的傳記以外,凡是在書店(幾乎是在國外)看到有關他們的傳記,或從書上讀到另有附人物圖像的好傳記,就會如在田野挖地瓜般,想盡辦法蒐購。結果是,書架上有關馬勒、莫札特的書就各超過100本。馬勒的研究在這幾年成為風氣,除了米契爾(D. Mitchel)及法國人拉•朗格(La Grange)以外,也有一些新近的研究,被挖掘出來的資料越來越多。
 
  音樂家傳記與其他領域傳記最大的不同點,可能是與一般傑出人物的生涯不同。我們從很多傳記上的記載得悉,不少人物屬大器晚成型,如發明家愛迪生兒童時期的智能發展就比較慢;但音樂家與著名數理學者一樣,很早就展現驚人的天才。
 
  依照學者的研究,音樂家的各種特殊技藝、才能,及數理學者驚人的計算能力,最容易被發現。通常一個人必須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受教育及實務工作,從中自覺所長,並集中精力投注於此,才能磨練出才華及成就;但是音樂及數理方面的才華,有些是與生俱來的,如上帝的恩寵,頭頂光環,因此很容易被發掘。
 
  幾乎可以斷言,歷史上留名的大作曲家或演奏家,都有過一段神童時期。有些特異才華無法維持太久,過了幾年這種能力就消失。
 
  在東方長幼有序、注重本分倫理的威權之下,天才很難得以發揮,沒有人栽培天才,就沒有天才生存的空間。但在西方有個特別的文化現象,即不管什麼年代都有「期待天才出現」的強烈願望,這可能與西方「等待救世主來臨」的宗教觀有關,西方各國肯定天才,對天才多方栽培的例子不勝枚舉。
 
  有人認為天才不但要是神童,而且創作力必須維持到年邁時期甚至逝世為止;另外一個條件是作品多,而且要對當時及後世有影響才算數。
 
  這樣的條件,令許多夭折的天才只能屈居為才子,無法封為天才。許多人認為天才都是英年早逝,但有些天才很長壽,可見天才夭折的說法,在科學昌明的廿世紀及即將來臨的廿一世紀,是近於妄斷的說法。
 
  音樂家傳記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自傳;另外是由親友知已或學者所寫的傳記。十九世紀浪漫時期的特徵之一,就是對超現實的強烈慾望,或因想像所產生的幻想的現實,及由於對現實的不滿,而產生的超現實兩種不同的極端,因而產生了「為藝術而藝術」的藝術至上主義。在這種風潮下,自傳及一般傳記中的許多史實,不是將特定人物的幻想,或對人物的期許寫得如事實般,不然就是把紀實寫成神奇的超現實世界。例如莫札特死後不久,早期的傳記往往過分美化莫札特或將他太太康絲坦彩描述為稀世惡妻;貝多芬被捧為神聖不可觸及的樂聖、李斯特是情聖、舒伯特是窮途潦倒、永遠的失戀者。更可怕的是,將邁人廿一世紀的今天,這種陳腔濫調的傳記,還是充斥市面,不少樂迷都被誤導。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各國對古樂器的復原工作不遺餘力,利用各種資料、圖片、博物館收藏品及新科技,而有長足的進步,得以重現這些古音。同時因副本或印刷器材的發達,原譜不必靠手抄,使古樂譜的研究有突破性的成果, 加上文獻學的發達,以及各種週邊旁述,不同年代的演奏形式、技法漸漸地被分析出來。因此目前要聽所謂純正的巴洛克時期所使用的樂器、原譜、奏法、詮釋,及重現湮沒多年的古樂,已不再是夢想。同樣地,音樂史上的作曲家如巴哈、莫札特、貝多芬的面目,已經相當準確地重現,從事這方面的工作人員,不再只是苦心研究的學者,還包括許多業餘研究的經濟、社會、文化、醫事專業人員,從事精密的考證工作;著名音樂家的健康、遺傳病、死因、經濟收人、人際關係等,都有豐富的史料被發掘出來。因此第二次大戰後所出版的音樂家傳記,與十九世紀浪漫筆調下的描繪相距很遠。
 
  十九世紀傳記中描述的音樂家愛情故事極端被美化,而當時極流行的書簡更是助長了這些故事。十九世紀名人所留下的書簡,有些是吐露內心的真話,有些卻是刻意寫給旁人看的,若要以之作為史料,史學者、傳記作者都要小心取捨。
 
  優良傳記的標準是什麼?見人見智,很難有定論,但一定要忠於史實,不能私自塑造合乎自己理想的人物形象,不能偏頗或限於狹隘的觀點,要考慮時代性及政治、經濟、社會等廣泛的文化現象,但也要有自己的史觀。
 
  讀了優良的傳記後,重新聆聽這些音樂家的作品,會增加多層面的體會與瞭解。雖然音樂以音響觸發聽者的想像力,有些是普遍的理念,有些是作曲者強烈主觀所訴求的情感,與作曲家的個性及所追求的目標有密切關係。因此我鼓勵真正喜歡音樂的年輕人,只要有時間,多閱讀傳記。馬勒、莫札特、巴哈的傳記或研究書籍,我各有一百多本,但我還是繼續在買,看起來雖是重複,但每一本都有他們研究的成果,即使是同一件事,也有不同的獨特見解。當然,當作工具書的葛羅夫(Grove)音樂大辭典,都是由樂界的權威人士所執筆,比差勁的傳記可靠,但優良的傳記更富於情感、更有深人的見解,當作工具書也很可靠。
 
  由於喜歡讀傳記,不知不覺中對這些音樂家最後的居所有所知悉。因此旅遊時,我都會去憑弔這些音樂家的墓地或他們曾經居住過的居所。看到這些文物器具,會讓你像突然走入「時間隧道」般,回到幾百年前的景象,與這些作曲家的心靈交流。那種感觸與感動難以言喻。
 
  旅遊時,我除了參觀美術館、音樂博物館、上劇院、看音樂廳、拍攝大教堂及管風琴外,音樂家的史蹟或墓園都列人行程,會對這些地方產生興趣或好奇,大半是讀了傳記而引發的。
 
  讀好的音樂家傳記,如聽好音樂,對人的一生、才華、成就,可以做烏瞰式的觀察,對同時代人造成衝擊,對後代產生影響,並可以培養人們閱讀歷史的技巧;而且有些文章如文學作品般巧妙雋永,讀來回味無窮。
 
  這套由Omnibus出版的音樂家傳記系列,英文原版我幾乎都有,因為內容比聞名的葛羅夫音樂大辭典更深人,對每一個音樂家所處時代,有清楚的定位,應用最新研究資料,附加適宜的註解及推薦相關書籍,幾乎可以當作工具書,其中有些作者是樂界的權威人士。對音樂家及其作品想要有更深人瞭解或欣賞的有心人,這是一套良好的讀物。
 
資深樂評人
曹永坤
 
導讀
 
「英國的」作曲家——艾爾加
 
  英國的音樂歷史,在西洋音樂歷史中是一個奇特的例子。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在歷史中呈現出像英國樂壇那樣以「消費」的形態讓音樂活動顯得「多彩多姿」。英國在「巴洛克時代」(Baroque Era, ca. 1600-1750)以前曾經有過屬於自己,也足以自傲的音樂文化承傳。這個承傳,在巴洛克時代的作曲家普賽爾(Henry Purcel1, 1659-95)逝世後,突然在歐洲樂壇中消逝無蹤。英國作曲家的「創造力」或「生產力」突然變得十分貧弱。將近兩百年的時間,竟然見不到一位能與歐洲大陸作曲家齊名的音樂創作者,直到艾爾加(Edward Elgar, 1957-1934)出現,以及隨後的佛漢威廉斯(Ralph Vaugham Williams. 1872-1958)、荷斯特(Gustav Holst, 1874-1934)以及布列頓(Beujam Britten, 1913-1976),才又恢復了英國作曲家在歐洲樂壇的一席之地。
 
  自從1717年韓德爾(Gerge Frideric Hande1, 1685-1759)移民英國,而且在1720年成為「英國皇家音樂院」(Royal Academy of Music)的總監以後,由歐洲大陸而來的作曲家如約翰‧克利思欽,巴哈(Johann Christian Bach, 1735-1782)、克雷門悌(Muzio Clementi, 1752-1832)、克瑞摩(J. B. Cramer, 1772-1858)、莫雪勒斯(Ignaz Moscheles, 1794-1870)等等都長期在英國居住而受到優寵。像海頓(Joseph Haydn, 1732-1809)、斯跛爾(Loius Spohr, 1784-1859)、盂德爾頌(Felix Mendelssohn, 1809- 1847)、白遼士(Hector Berlioz, 1803-1869)、李斯特(Franz Lizst, 1811-1886)都不時到倫敦而受到極大的歡迎。從1780年代開始到十九世紀末期,英國音樂活動熱絡的情況,絕不輸給歐洲任何一個國家。倫敦的音樂水準也絕不較歐洲任何一座城市遜色。然而,這些「熱絡」以及「高水準」卻都是借重,甚至可以說是「租用」歐洲,特別是德國系統的音樂家來達成的。雖然風光一時,現在看來,卻無助於英國音樂文化的成長。雖然在輕歌劇方面有吉伯特與蘇利文(W. S. Gilber, 1836-1911, Arthur Sullivan, 1842-1900),然而與整個十九世紀德奧器樂及義大利歌劇的質與量相比仍然顯得十分寒酸。
 
  十九世紀的歐洲樂壇,是德奧浪漫主義稱霸的時代。在德奧浪漫主義席捲歐洲大約三分之二個世紀以後,卻也激起了一些非德奧地區音樂創作者的「反省」,大約從1860年開始,「音樂民族主義」逐漸浮現,最早,也最成功的例子,首推俄國與捷克。隨後有挪威、芬蘭、美國,甚至波蘭及丹麥。這些國家的作曲家們「對抗」德奧音樂的方式,大體說來,不外乎用本國民間的素材作為音樂創作的內容;在作曲技術方面,則把民間樂器及民間音樂的「語法」作為音樂創作技術與形式的範本。由於「語法」與德奧音樂「語法」的不同,而產生了音樂語言邏輯與組織的差異。也因此達到了不同於德奧音樂的風格與形式。
 
  英國的「音樂民族主義」與歐洲其他諸國相比較下,是個遲來的「覺醒」,第一個「成功」的例子即是艾爾加的音樂。的確,艾爾加是自普賽爾以後,第一位被認為是具有「英國風格」,而又能在歐洲樂壇享有盛名的英國作曲家。然而奇特的是,他的音樂風格卻不是奠基在民族音樂的傳統之上,作曲的技術也不是從英國民間音樂或民歌的「語法」中得來。可是他的音樂卻清楚地讓人認出或感覺到「英國」!有學者指出這「可能」是因為艾爾加的旋律特點與英國人說話的語調非常相似的緣故。
 
  艾爾加的作品幾乎涵蓋除了歌劇以外的所有樂種。他最出名的作品毫無疑問的是管弦樂曲《謎語變奏曲》(Enigma Variation, 1899),而合唱曲《傑若堤之夢》(The Dream of Gerontius, 1900)以及大提琴協奏曲等也都是上乘之作。他的音樂充滿了浪漫主義的色彩。他的和聲語言雖然出自布拉姆斯與華格納,但是卻有他個人的特點。他的作品一般說來容易使人感動,並且充滿了如詩的想像力。艾爾加在中國不算是個響亮的名字。他的作品也不常在台宇灣上演。有關艾爾加的中文資料也很少。相信這本譯本,能讓人對艾爾加及「英國的」音樂有進一步的認識與瞭解。
 
東吳大學音樂系、音樂研究所主任
張己任
 

詳細資料

  • ISBN:9789865569341
  • 叢書系列:藝術生活
  • 規格:平裝 / 210頁 / 17 x 24 x 1.3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內容連載

1
 
幼年時期和當地音樂家
 
看過西元1857年6月3日泰晤士報(Times)的讀者應該會認為前一天,也就是星期二,是枯燥無味的一天。格拉斯東(Gladstone)對牛津大學教區宗教協助社團(Oxford Diocesan Spiritual Help Society)發表教區制度的講稿,比利時國內在混亂之後趨向平靜,而加斯格(Gaskell)夫人長久以來引起爭議的「夏綠蒂‧布朗特生活專欄」(Life of Charlotte Bronte)也持續刊登。事實上,英國人將會對6月2日所發生的一件新聞感到關心,只是注定得等到四十多年之後才會瞭解其原因。當天,位於渥徹斯特(Worcester)西北方三哩一個叫做布羅希斯(Broadheath)的小村莊中,在一個名叫「皮草」(The Firs)的小木屋裡,安‧艾爾加(Anne Elgar)產下了她的第二個兒子一愛德華‧威廉‧艾爾加(Edward Wi11iam Elgar)。
 
安的丈夫威廉‧亨利‧艾爾加(Wi11iam Henry Elgar)來自多佛(Dover),於1841年,他十九歲時定居渥徹斯特,以音樂家及銅琴調音師為職,雖然他稱不上是一位傑出的生意人,但是做得也不算壞。1844年,阿德蕾德皇后(Queen Adelaide,威廉四世〔William IV〕的遺孀)搬到距渥徹斯特不遠的威特利宮(Witley Court)居住,他便在此時被指派為皇家鋼琴調音師。威廉‧亨利曾在倫敦狄恩街(Dean Street)的鋼琴商柯文崔和郝利爾(Coventry and Ho11ier)處做過學徒,經他們向多法格皇后(Queen Dowager)的審計官推薦獲聘,而這個職位亦讓他得以在信箋上印上皇家名銜。威廉‧亨利善用這項尊貴特權,總是騎著宮內的純種馬到聘雇他工作的小提琴家、鋼琴家或調音師家中工作。兩年後,他被派任到位於參孫街(Sansome street)的聖喬治羅馬天主教堂(St. George's Roman Catholic Church)擔任管風琴師,他並非天主教徒,不像他的妻子從英國國教轉信天主教,而他對儀式進行的興趣似乎純為職業需要。傳說,他總會在彌撒前用鼻子哼哼做聲,詛咒著管風琴的風箱,然後在牧師布道時溜到對街的哈普市場(Hop Market)透透氣。不過,由於這個職位每年有四十英鎊的年薪,因此他一待就是三十一七個年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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