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lden 瓦爾登湖（又名：湖濱散記）

 

　　“我無意寫一首悶悶不樂的頌歌，但我要像破曉晨雞般在棲木上引吭啼唱，只要能喚醒我的左鄰右里就可以了。” —梭羅

 

 

　　19世紀初葉，年輕的美國剛擺脫戰爭創傷，元氣得以恢復，國內經濟迅速發展，儼然躋身一流經濟大國。與此同時，日新月異的科學發明與大規模開發自然環境，一方面使美國人過上了空前富裕舒適的物質生活，另一方面由於掠奪性開發自然，嚴重破壞了生態環境，導致原先純樸恬淡的鄉村生活銷聲匿跡。這時候，一位獨具慧眼、頗有憂患意識的偉大先驅，大聲疾呼人與大自然要和諧共處—他就是新英格蘭著名作家、美國生態文學批評的始祖亨利・大衛・ 梭羅。

 

　　亨利・ 大衛・ 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1817 年7 月12 日生於美國馬薩諸塞州康科德鎮一個商人家庭。康科德鎮的風景如畫，梭羅喜歡經常到野外去，獨自徘徊在樹木花草、鳥獸魚蟲之間，與大自然結下了不解之緣。1833 年他進入哈佛大學，是班級優等生；1837 年畢業後返回故鄉任教兩年（1838—1840），還當過鄉村土地測量員。但他畢生非常喜愛漫步、觀察與思考，寫下了大量日記，其中積累了他日後進行創作的豐富素材。他與大作家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很投契，於1841—1843 年住在愛默生家裏，成為他的門生兼助手。於是，他棄教從文，在愛默生的激勵下，開始寫詩與論說文，起初給超驗主義雜誌《日晷》寫文章、隨後為其他報刊撰稿。

 

　　1845 年，他在離康科德2 英里遠的瓦爾登湖畔（愛默生擁有的土地上，事前徵得老師同意）親手搭建一間小木屋，在那裏度過了兩年多的時光，其間完成了《康科德河與梅里麥克河上一週》和《瓦爾登湖》兩部作品（均在他生前出版）。1847 年梭羅返回康科德居住，其後就在故鄉從事寫作、講學及觀察、研究當地動植物，偶然也出門作短途旅行，以廣見聞，為日後創作打下堅實基礎。不過有時，他還得到父親的鉛筆工廠去賺點錢維持生活。1862 年5 月6 日，梭羅因患肺結核不幸去世，年僅44 歲。他生前一直默默無聞，並不被同時代的人賞識。直到20 世紀，人們才從他的不朽傑作中開始普遍認識他。實際上，他真正的聲名日隆，還是在20 世紀30 年代以後。

 

　　1846 年2 月4 日，梭羅在獨居瓦爾登湖畔期間，曾經給康科德鎮的人做過一次學術性的演講，題為《托馬斯・ 卡萊爾及其作品》。演講結束後，鎮裏的居民如實相告，他們根本不愛聽他說的題目，他們很想聽聽他談談個人在湖畔林居生活的所見所聞。於是，在1847 年2 月10日，他以《我的個人經歷》為題，在康科德再次登台演講，這次受到聽眾們的熱烈歡迎，這令他喜出望外。聽眾們甚至要求他在一週後再講一遍，希望他的講稿還可以進一步增補內容。因此，這次演講以及後來類似的演說，就成為本書的雛形，並於1847 年9 月完成初稿， 1849 年打算出書，可萬萬沒想到會受到挫折。因此，他不得不用五年時間，將此書反覆修改、增補、潤飾，前後計有8 次之多，終於使它成為結構緊湊、文采斐然的一部文學作品。在19 世紀美國文學中，本書被公認為最受讀者歡迎的非虛構作品，直至今日已有200 種以上不同的版本，同時也有不計其數的外國語言的譯本。

 

　　本書乃是梭羅本人入住瓦爾登湖畔林居的實錄。此書一開始，作者就聲明是為了“鎮上人們想細緻入微探聽我的生活方式”而寫的。他選擇湖畔為未來住所，就地取材，親自搭建小木屋，恰巧於1845 年美國獨立紀念日入住，種莊稼、栽菜蔬，過着獨立不羈、悠閒自在的生活。當時在美國，就有人拿這本書當作19 世紀笛福的《魯賓遜漂流記》來閱讀欣賞。奢望此書中風光旖旎的田園魅力，能誘惑數以百計的讀者退隱山林，或者傍湖築舍，競相仿效這位賢哲的生活模式。一般說來，這種趣事是人們都始料不及的，殊不知梭羅彷彿料事如神似的，他在書中語重心長奉勸讀者，說不希望有任何人採取他的生活方式。因為人們很容

易看此書為逃避現實的隱士幽居勝地或者世外桃源，事實上，這恰恰有違梭羅的初衷。梭羅在書中開宗明義說，他之所以入住瓦爾登，是要探索生活的真諦，思考人與大自然這個重大問題，顯然不是消極出世的，而是積極入世的。實際上，梭羅入住之後，並不是孤獨，與人老死不相往來，恰好相反，他一方面經常出門走訪，回康科德演講，另一方面，也有各種各樣的來客專程前來登門造訪，有的還冒着大風雪趕來，與作者傾心交談，所以說，梭羅始終置身於這個社會大家庭中。再有很重要的一點是《魯賓遜漂流記》畢竟是笛福的虛構小說，而此書乃是名副其實的非虛構作品，兩者不可同日而語。

 

　　在某種程度上說，本書就像是康科德地方誌中的動植物篇。誠然，梭羅一生中大多數時間在康科德與瓦爾登湖邊度過，始終致力於觀察與研究飛禽走獸、草木花果，以及一年四季的變化進程。從他寫到的草木、禽獸，如按生物綱、目、科分類粗略估算一下，動輒數以百計，他還給它們分別標上拉丁文（或希臘文）學名，追述淵源、觀察研究之精準、地道，與博物學家相比，也毫不遜色。更有甚者，梭羅還用他的生花妙筆，將他的心得體會點染在自己的描述中，從而被譽為此書中的精華所在。難怪19 世紀美國書評家奉勸過讀者，不妨跳過此書中頗有哲學意味的片段，直接品味賞析描寫大自然的篇章。誠然，說梭羅是描寫大自然的高手，他實在當之無愧，他在促進生態文學創作發展方面，確實功不可沒。雖說在他之前，美國也有過許多專門描述大自然的作家，但他們僅僅報導科學界的一些發現，顯得相當單調乏味，所以，能以神來之筆描寫大自然而形成獨具一格的文學佳構，那毫無疑問，梭羅堪稱箇中翹楚。美國有的批評家曾經舉例指出，單單從此書中有關潛水鳥的描寫，若與約翰・奧杜龐所著《美國鳥類》一書中潛水鳥章節作一比較，顯然大有天淵之別，後者純屬科技性的報導，前者則是藝術作品。同樣，我在譯書過程中也覺得，梭羅不論是描寫紅黑螞蟻大戰，還是對灰背隼、紅松鼠、獵狐犬等的描寫，都是如此繪聲繪色、引人入勝，真可以說是曠世罕見的華章。

 

　　作為藝術品，本書在美國已被公認為現代美國散文的最早範本。它的風格，若與它同時代的作品相比，比方說具有寫作天才的霍桑、梅爾維爾、愛默生等人的作品，都是迥然不同。那主要是因為梭羅這種獨特的體裁，頗具20 世紀散文風格。當然，它的主題，顯而易見，寫的十之八九是19 世紀的人和事，然而妙就妙在，作者對字句文體的選擇似乎有些超前，頗具20 世紀的風格。句子寫得率真簡潔，一掃維多利亞時期那種漫無邊際的文風，而且用字極其精當，富有實體感，幾乎不用模糊抽象的字形容。因此，梭羅這篇寫於19 世紀的散文，除文體多變外，實際上與20 世紀海明威或亨利・ 米勒的散文並沒有多大差異。

 

　　寫作手法上，梭羅在書中也有不少獨創之處，特別是比喻的運用，幾乎達到了極致。讀者可以發現各類著名比喻語之實例，包括從音節的調配到意重語輕的反語法，或者比較通俗的從明喻到雙關語等等。讀過本書的人都知道，梭羅特別喜愛使用雙關語，在全書中俯拾即是，我覺得讀者如果有興趣，不妨試着編成目錄手冊，的確引人入勝。精彩絕妙的雙關語，我在這裏只是隨手拿來一兩個，僅供讀者細細玩味。梭羅寫到一個在瓦爾登湖沒有釣到魚的漁夫，管他叫做修道士（Coenobites），作者在此不僅暗示此漁夫乃虔誠宗教人士，而且我們要是稍加留意，聽一聽“修道士”這個英文詞彙的發音，立刻會發覺，其實，梭羅是在說：

 

　　“你看，沒有魚來上釣。（See, no bites.）”再說，他寫到作為資本主義物質文明的標誌— 鐵路時，既表示鐵路開通有利於人際往來、城鄉交流，但對鐵路建設破壞自然生態等等，卻又深表不滿，就借“枕木”這個雙關語寫道：“如果一些人快快樂樂乘坐火車在鐵軌上駛過，那肯定有另一些人遭遇不幸，在下面被碾壓過去。”他說“躺在鐵路底下的枕木”，“就是一個人，一個愛爾蘭人，或者說一個北方佬，”“他們可睡得很酣。”作者在這裏通過英文枕木（sleeper）這個雙關語，比喻那些為修造鐵路賣命而又昏睡不醒、毫無覺悟的人。對於這些勞工，梭羅確實滿懷同情，真可以說，哀其不幸，怒其昏睡不醒。總之，梭羅筆下那麼多的雙關語，我在譯述時不由得一一加注，我想，說不定讀者也會感興趣。

 

　　從書中的雙關語，我們不禁聯想到梭羅那種獨特的幽默感。儘管當時文壇上很有權威的洛厄爾撰文說梭羅沒有幽默感，但不少批評家卻反駁道，缺乏幽默感的倒是洛厄爾，而絕不是梭羅，因為人們在閱讀本書時會發現字裏行間都閃耀着梭羅的智慧光芒。他的幽默不見得都是喧嘩的，就像喜劇性那樣俗不可耐。梭羅的幽默感飽含着一種批評性的、亦莊亦諧的韻味，它不僅使讀者看在眼裏，心情輕鬆，乃至於忍俊不禁，而且還像斯威夫特、伏爾泰、馬克・吐溫或蕭伯納的幽默，發人深省。比方說， 19 世紀上半葉，新生的美國立國不久，人們總是覺得自己脫不掉鄉下人的土氣，一切的時尚緊跟在歐洲後面，特別是以英國、法國馬首是瞻，甚至東施效顰，也屢見不鮮。因此，梭羅就在書中寫出了“巴黎的猴王戴了一頂旅行帽，全美國的猴子便羣起仿效”。讀者不難揣想，美國人讀到這類詼諧字句，肯定暗自發笑，毋庸否認，這笑聲裏面還包含着梭羅當他們為猴羣的默認呢。總之，像上面這樣涉筆成趣、詼諧幽默的詞句，在書中可謂比比皆是。梭羅就是通過它們來揭示：我們人類是何等愚蠢啊。

 

　　梭羅還擅長誇張手法。最好的實例就是當年他在本書初次問世時，扉頁上所寫的題詞：“我無意寫一首悶悶不樂的頌歌，我要像破曉晨雞在棲木上引吭啼唱，只要能喚醒我的左鄰右里就好。”不言而喻，作者旨在說明自己不願做甚麼悶悶不樂的哀歎，他要使自己寫在書中的切身感受能對人們多少有些裨益。反過來說，作者寫在書裏的是一首精神抖擻、樂觀向上、歌唱生活的歡樂頌。這是全書的宗旨，氣勢豪邁，而又言簡意賅，原本印在卷首，意在引人注目。不知何故，後來數以百計的版本上幾乎全給刪去了，依我看，這顯然違背了作者的初衷。

 

　　梭羅還在書中談天說地、縱古攬今時，一邊立論公允、痛斥時弊，一邊又提出不少積極性的批評與建議，其內容十分廣泛，涉及飲食文化、住房建築、生態環境、學校教育、農貿漁獵等等。他反對當時嚴重脫離實際、費用高昂、培養年輕學子的學院式教育，提倡“與同時代中最有教養的人交遊，從而得到更有價值的教育，那是根本不需要付甚麼錢的”。顯然，這是梭羅根據自己追隨愛默生、獲益匪淺的可貴經驗而得出的結論，十分精彩有力，至今仍然啟迪後人。他一貫主張生活簡樸、社會公正，在書中這麼寫道：“我深信如果人人都像我當時那樣過簡樸的生活，那麼，偷竊和搶劫也不會發生。這樣的事之所以發生，蓋因社會上存在貧富不均。”寥寥數語就一針見血觸及當時美國社會上貧富懸殊的要害。梭羅還根據個人耕作體驗，認為“一年裏面只要工作六週，就足夠生活開支”，或者換句話說，一週之中只要工作一天，剩下六天時間，完全可以自由自在，安心讀書，思考問題，或者從事藝術創作等等。要知道，一週以內，人們六天工作，一天是安息日，這本來就是上帝的安排。梭羅身為基督徒，卻大唱反調，主張工作一天，休息六天，豈不是大逆不道嗎？反正在本書中，讀者時不時碰到類似上述的叛逆言論，如果說梭羅是一個社會批評家，也一點不過份。

 

　　梭羅在書中用很大篇幅談到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人與草木鳥獸和諧相處，有許許多多精彩片段，恕不一一列舉。我打算日後另撰專文予以介紹。這裏着重提一下，梭羅還主張社會內部各族羣之間和諧相處。遠古以來，北美大陸的主人、原住民是各部落的印第安人，歐洲殖民者到達“新大陸”後，不僅肆意殘殺無辜的印第安人，使其瀕臨種族滅絕的境況，而且徹底毀掉了悠久的印第安文化與生活方式，還對印第安人持極端歧視的態度。殊不知梭羅乃是狷介之士，卻反其道而行。他在書中常常寫到印第安人的種種美德，甚至說，即使是“野蠻民族”，美國人也“不妨學一學，也許大有裨益”，具體來說，就是要學習各部落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的風俗文化，比如，“第一批果實節”、“除舊祭祀活動”，好像是在“蛻皮求新”，“淨化自己處世理念”等等，試想遠在一個半世紀以前，梭羅就具有上述真知灼見，確實值得世人稱道。

 

　　梭羅從年輕時起即好學不倦，博覽羣書。古希臘羅馬文學、東方哲學和德國古典哲學對他都有影響，但是，愛默生的《論自然》等著述中的超驗主義思想卻給他較深的影響。超驗主義思想的基本出發點，就是反對權威，崇尚直覺；其核心是主張人能超越感覺和理性而直接認識真理。無奈梭羅是一個富有詩人氣質而又注重實踐的哲學家。他和愛默生雖然是師生關係，在哲學思想上有很多相同之處，但他們的思想觀點卻是和而不同。這主要是因為他們兩人的個性與作風畢竟大異其趣，結果反而使他們日益疏遠，越到後來，越難接近。愛默生偏重於哲理的思辨，而梭羅則力求將自己相信的哲理付諸實踐，就是說要身體力行。有趣的是，以愛默生為代表的康科德派文人，雖然也在小溪農莊和花果園地建立了一些公社，希望實現他們的理想，一邊耕地，一邊談論哲學。可惜這兩個烏托邦社會都失敗了。但是，梭羅主張人應該過一種有深刻內容的返璞歸真的生活；他抱着堅強的意志入住湖畔林居，本書是根據個人生活體驗寫成的不朽之作，就是他通過自己身體力行而結出的豐碩成果，並且贏得超驗主義聖經的美譽。

 

　　不言而喻，梭羅曾經從東方哲學思想中取得不少滋養與借鑒，從而豐富了自己獨特的思想見解。值得注意的是梭羅對中國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情有獨鍾。他在書中旁徵博引孔子、孟子等先秦賢哲儒家經典言論，總共有九處之多。博大精深的儒家經典，崇尚自然、天人合一、民胞物與、仁者樂山、智者樂水，不僅成了梭羅在闡發自己的思想論點時有力的支柱，而且不經意間還擴大了現代美國文化的思想視野。就讀者來說，讀到梭羅如此熱衷向美國人介紹孔孟之道、老莊思想，我想也一定會很感興趣。經過梭羅引經據典並進行了新的詮釋，難道不是在重新發掘和激活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固有的獨特魅力和活力，從而順勢融合到美國文化，乃至於全球文化嗎？

 

　　梭羅根據自己深信的超驗主義觀點，在書中就自然界四季更迭和精神復甦作出了極其精彩的描述。從章節上看，本書是以春天開端，依次經歷夏天、秋天和冬天，最後仍然以春天告終，好像生命輪迴的寫照，既是終點又是起點，生生不息復甦。梭羅在書末講到一個在新英格蘭廣泛流傳的故事：從一個蟄伏60 年之久的蟲卵裏，孵化出一隻健壯美麗的小蟲，再次強調世上任何力量扼殺不了生命的復甦，同樣也表達了他無比樂觀的人生態度。梭羅在結尾時寫下的雋語箴言，直至今日，依然令人對未來充滿希望：“遮蓋我們眼睛的亮光，對我們無異於黑暗。唯有我們清醒的時候，天光才大亮。天光大亮的日子多着呢。”

 

　　隨着歲月流逝，本書越來越受世人的無比崇敬，曾被譽為“塑造讀者人生的25 本書之一”（美國國會圖書館評語），“美國文學中無可爭議的6本或8本傳世佳作之一”（美國著名批評家約瑟夫・伍德・ 克魯奇評語）。美國批評家伊拉・ 布魯克甚至還說過：“在過去100 年裏，此書已經成為美國文化中純潔天堂的同義詞。”不用說，英國著名作家喬治・愛略特更是慧眼識珠，遠在當年《西敏寺週報》上就撰文指出：此書是一本超凡入聖的好書。嚴重的污染使人們喪失了田園的寧靜，所以，梭羅這本書便被整個世界閱讀和懷念。走筆至此，我突然記起此書於1848 年問世之後，恩格斯於1873—1886 年寫成的《自然辯證法・ 序言》中，也曾告誡過世人這一段名言：“我們不要過份陶醉於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於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517 頁）此外，還有不久前有識之士在深圳舉辦自然論壇，在特意向廣大讀者鄭重推薦的“十大自然讀物”的書中，本書名列榜首，足見它確實是舉世公認的一部不朽名著。說真的，梭羅寫在書裏的一字一句，對上至國家決策人、下至草根百姓來說，都是恆久不變的警世箴言。我想，不管怎麼說，當前全球生態環境仍在不斷惡化，天上罕見一片藍天、一絲和風，地上難覓一方淨土、一泓清水，社會上貧富越來越懸殊，種種破壞自然生態環境的奇談怪論依然甚囂塵上，只要以上現象還沒有得到全部徹底根除，在各個不同國家、各個不同民族，人們總要回首前塵，帶着無限眷戀的心情，緬懷崇尚人與自然和諧的先驅，研讀梭羅的這部不朽經典，從中不斷給自己汲取靈感、力量和希望。

 

潘慶舲

2007 年1 月識於上海聖約翰名邸

2013 年5 月稍有增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