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政經二十年

參、一個賭城的空間政治—澳門的城市景觀、保育運動與本土身分
 
李展鵬
 
一、前言：小而重要的澳門
 
澳門，一個在「兩岸三地」的概念中經常隱形的地方。地小、影響力小、文化輸出弱、政經地位不顯著，種種原因使得澳門不被看見。然而，這個小得彷彿一眼可以看穿、半天可以逛完的城市，卻有它值得注視的價值—例如在討論全球化下的城市空間特性之際。
 
2002 年，澳門特首何厚鏵宣布開放澳門的賭業市場，引來大量外資；翌年，中國大陸推行「港澳個人遊」（俗稱「自由行」）政策，大量旅客湧到澳門。短短幾年後，澳門在2006 年的賭場收益已超越拉斯維加斯（Simpson, 2013），成為全世界最賺錢的賭城。
 
作為一個只有3 2 . 9 平方公里的小城，澳門常常被忽略。然而，澳門的特殊意義正是在於它的極度細小。澳門人口有68萬，人口密度及車輛密度都是全球最高（Daniell, 2015）。在新冠疫情之前，澳門每年接待超過3,000 萬名遊客，數量是澳門人口的數十倍。2018 年，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排名中，澳門的人均GDP 是全世界第二，僅次於中東石油大國卡達（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18 年8 月8 日）。在這個細小而擁擠的旅遊城市，本地人（一群需要公共交通與價格合理的房子的人）、遊客（一群需要景點與酒店的人）與賭場企業（一種需要土地作大型建設的產業）爭奪城市空間。關鍵的問題是：非常有限的土地資源應如何使用？社會上不同持分者互相競爭，使得澳門的城市空間成了權力的戰場。
 
作為第一個以批判角度審視空間的政治性的學者，HenriLefebvre（[1974] 1991）指出空間是一種政治產物；而空間的生產就像資本主義社會中其他產品的生產，背後是各種政治力量（1976a）。因此，分析空間必須涉及政治社會權力結構的檢視。David Clarke（1997）借用Derrida 談語言學時提及的「空間的嚴酷法則」（the harsh law of spacing）去定義現代性：現代性的法則建立在它所創造的空間秩序，而城市空間正展示這法則的運作。
 
過去幾十年， 在人文社會學科有鮮明的「空間轉向」（spatial turn），把空間視為理解當代政治、社會、文化的焦點。如Soja（2008, 12）所言，「空間轉向」回應了一直以來人文學科「重時間輕空間」的本體論及認識論的偏見（ontological
 and epistemological bias）。從這角度看，澳門的重要性正是因為它細小—當各方勢力爭奪非常有限的土地資源，空間與權力的關係就變得更為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