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何滿子

　　到明年，魯迅棄世將整整六十年了。對於由他的乳汁哺養大的我們這一代，魯迅比無數活著的人更活著。對於那些敵視魯迅，或因為魯迅巨大的存在而對他們有所妨礙的人們，魯迅也仍然是他們驅趕不去的心病。魯迅去世以後，對魯迅的詆毀、中傷、曲解和居心叵測的陽尊而陰貶，即使不比他在世時更多，至少在手法上更為深曲，更所謂「皮裡陽秋」。比起那些直斥魯迅作品為「魯貨」的妄人來也更有蠱惑力，因而也更為陰毒。

　　如我們所熟知，在建國後的最初階段，蹧蹋魯迅主要是為了達到某種政治目的，如在製造胡風、馮雪峰等人的冤案時，說什麼「魯迅看錯了人」，「魯迅被壞人所包圍」之類的讕言成為「一律」的輿論。接著是「四人幫」時期的把魯迅塑造成偶像，其目的，一面是將魯迅給真正的造神運動陪綁，把魯迅歪曲成造反英雄的守護神；一面將魯迅劈削成棍子，用以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武器。但不論前者和後者，都沒有能使魯迅和蹧蹋他的人一樣聲名狼藉。雖然如此，但從「左」的一面敗壞魯迅聲名的歷時頗久的活動仍然若干地給魯迅造成了損害。那主要的損害是，壞貨們在不明真相的群眾中造成了一個虛假的印象，即魯迅似乎和這些壞貨是同夥。

　　人們厭惡透了極「左」的那一套，同時人們也要求對歷史，特別是五四以來的文化運動進行反思；於是也要求重新認識過去那些與「左」的思潮沒有瓜葛的人物，乃至站在敵對方面的人物，重新評價。這是一種可以理解的歷史的反撥，為了嫌惡「左」，人們在感情上希望在極「左」思潮之外找尋抗衡人物，哪怕中間人物也好。這種逆反心理使林語堂、梁實秋、胡適，甚至漢奸周作人也成了研究的熱門人物。本來，對歷史人物進行再評價，對人物的功過是非重新做出理智的客觀的歷史估量，未嘗不是好事。五四以來文化上的著名人物大抵與魯迅有過關係；事實上，當時活躍在文化學術界人物也不可能不與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和主將魯迅有正面或負面、直接或間接的關係。研究他們時必須提到魯迅。尤其必須注意的是，由於以後成為極「左」路線的一些代表人物，是由當年與人民共命運的文化主流中的一翼蛻變而成的，魯迅當時正置身於主流之中；魯迅雖然也和本陣營的「左」的萌芽勢力相抗衡，做了許多艱苦的抵制（最具體地表現在《且介亭雜文末編·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一文中。順便說說，此文是瞭解魯迅思想人格和瞭解中國新文學運動的人必須反覆認真閱讀的文獻）；但是，為了民族和人民解放運動的利益，魯迅不得不維護雖然夾有不純成份的但大方面一致的主流。為此，他必須譴責、批評，有時是規勸對主流起干擾作用的異己勢力，這在當時的形勢下是無可非議的。近年來的論客們卻常常在這些論戰上做文章，尋覓魯迅的「陰暗」面。事實上，這些曾被魯迅撻伐、諷刺或規誡過的人物，不論在以後的生涯中升沉如何，發生了何等樣的變化，在當時的情勢中，在魯迅所針對的問題上，都是該被指責和批判的，正義在魯迅的一方。只要是尊重歷史，不錯置時空，不懷偏見的人，都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而不是其他。

　　可是，由於挾著對「左」的一套的厭恨，當今有不少論客帶著一種逆反心理，一種給過去主流以外的人物「平反」的心態，對他們重新評價時，往往無視或故意抹煞時空和條件，佯作客觀超脫狀，在提到這些人物和魯迅的關係時，對他們當時所起的負面作用或置之不論，或曲予辯解，巧辭洗雪；甚至拿魯迅墊背以托高這些人物。這是近年來的一個新動向，是新一輪的對魯迅的貶抑和曲解。——其實，即使不論及魯迅，將魯迅的論敵抬高，就是假此形彼貶低魯迅。

　　論客們貶抑魯迅的動機當然是各不相同的，有的純然是自私的目的。比如，孤桐先生章士釗，舊民主革命時期和章太炎來往過，傾向大概不算壞；建國前夕是識時務之俊傑，且又和國家領導人有私誼，成了著名的上層統戰對象，晚節頗為光彩。但是在二○年代初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當過總長，人稱「老虎總長」。不論在政治上或文化上都是十足加一的反動人物。由於他鎮壓女師大，對站在正義一方的魯迅萬分嫉妒，又兼魯迅戳穿了他們一夥的「國粹」假古董，便假權濟私撤去了魯迅的職務，作惡非止一端，都有歷史可按，醜跡昭著，人誰不知？可是孤桐先生的後人為了把尊人打扮成一貫正確，通體漂亮，竟撰文栽誣魯迅當年和他的鬥爭是「偏見」，說什麼章士釗主張「一生要與人為善，切莫加害他人」云云。那麼，錯誤竟全在魯迅，簡直滑稽之至。即使「三 ·一八慘案」的罪責可以推諉，難道鎮壓女師大，撤魯迅的職也叫「與人為善」？也叫「不加害他人」嗎？可笑！當然，這類曲解太幼稚了，沒有多少市場。

　　魯迅與舊禮教的衛道士「國粹派」之流戰，與北洋軍閥刺刀庇蔭下的「正人君子」陳源之輩戰，與誘勸學生進入研究室莫問國事的胡適之流戰，與國民黨御用文人如民族主義文學派戰，凡此種種，即使論客們想從雞蛋裡挑骨頭也沒有什麼文章可做。與創造社、太陽社以及三○年代「左」的暗流戰，也就是魯迅所說的要防備「同一陣營放來的冷箭」，迫使他在對敵作戰時也必須「橫著站」的那檔子事，也因為毛澤東說過魯迅是新文化運動的方向，定了調，下面心懷嫌隙的諸君也只好限於在私下裡嘀嘀咕咕，或用旁敲側擊的小動作損害魯迅；而其對魯迅洩怨的方法，則是遷怒於與魯迅生前關係密切的戰友，如胡風、馮雪峰等人都被往死裡整。連累而及，如丁玲、聶紺弩、彭柏山等一批人也沒有好果子吃。這種對魯迅的怨恨在檯面上是擺不出來的，除了「實際解決」以外，不好在文字上做手腳，頂多只能拐彎抹角地嘁嘁喳喳一下，做不成正面文章。

　　事到如今，剩下的就是在海外的林語堂、梁實秋等人了。稍明事理的人都能判斷在當時的形勢和條件下，魯迅在和他們的論戰中居於正確的一方是不容置疑的；林、梁等人後來所走的道路，也證明他們與人民共和國不是同心同德。於是專就他們文學和學術上的若干成就做文章。以他們的成就證明魯迅當年在某些問題上對他們的不容為「偏狹」，使不熟悉歷史的新一代人在他們的誤導下難以辨明是非。這種以此形彼的手法有時是能若干地得售的。與之相類的是，近年來對漢奸周作人的近於狂熱的美化。研究周作人也沒有什麼不可以，怪的是，沒有一位論客肯正視這樣的重要事實：即自從由於周作人的挑釁而導致兄弟反目（這件事的本身就是周作人蓄意用捕風捉影的暖味來損害魯迅，以達到其背信棄義的卑劣目的的。說穿了十分卑瑣可笑，無非是他的日本女人想趕走魯迅，佔下魯迅購置的房產，並將贍養老太太的責任推給魯迅獨自承當，而這壞女人可以成為家庭主宰，自行其是，如此而已）。以後，周作人的文章，基本上是以傷害魯迅做為他的「終極關懷」的。周作人一貫處處標榜和魯迅走兩條路，對革命文學明諷暗嘲，他之最後終於當了漢奸，可謂事有必至。只是他會做文章，言偽而辯，說怪話也說得含蓄而有文采罷了。直到解放以後，所寫的《魯迅的故家》、《魯迅小說中的人物》，即在靠賣魯迅吃飯時，仍在損害魯迅，惡毒地將現實主義的魯迅拉下來變成自然主義的魯迅。所有這些，聰明的論客們在宣揚周作人如何這好那好的「客觀」研究文字中，何嘗點明過一個字？善於抉發「文心」的評論家們對周作人「文心」的核心部分一點不感興趣，只是黏嘴抹舌地嘆賞他的智慧和境界，以此為「真賞」，真不知其玄機所在。

　　至於魯迅的文心，那真是清楚不過的。他一生都為民族和人民的解放而戰鬥。為此，他必然要不妥協地站在殘民媚外的國民黨反動勢力及其幫兇幫閒們的對立面。如上所言，當時表人民力量的主流並非是一塵不染，無可訾議的。在文藝方面，既有前蘇聯「拉普」的壞影響，又有當時史達林在政治上主張的「中間勢力最危險」的「左」的指導思想的危害，這種危害侵入文藝領域，由瞿秋白、馮雪峰等黨的代表播送和影響魯迅。按當時的理論水準，在當時的鬥爭形勢下，即使兩害相權取其輕，魯迅也只能選擇代表人民利益的革命力量的一方，維護其權威。直到「兩個口號」之爭，宗派主義的猖狂實在使魯迅不能容忍時，才有《致徐懋庸》那封有名的信所表示的和錯誤傾向不妥協的態度，堅持其獨立思考的勇邁精神。這是魯迅的深沉的痛苦，也顯示了他的發光的良心。而在這以前的一段時間裡，如對「第三種人」的爭論，都是為維護「左聯」的權威，即某種意義上的「遵命文學」。今天看來似乎不無可議之處，或可視為帶有宗派關門主義的偏頗。但這主要是由瞿秋白、馮雪峰等人為代表的當時成問題的路線影響所導致的。解放後馮雪峰曾著《黨給魯迅以力量》一書，如以當時的某些鬥爭來說，以瞿、馮為代表的影響實在是損害了魯迅的。當然，責任也不在瞿、馮，這是那時「國際」和上面的路線。在當時複雜的很不明朗的鬥爭環境中，魯迅也如他所說的看人要看其大節一樣，只能站在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治勢力一方，配合其戰鬥，別無選擇。何況，「第三種人」確實也對進步文藝陣營進行干擾，對「左聯」冷嘲熱諷，態度並不友好；其中一些成員的社會性行動和文學傾向也確實有毛病，這些都在魯迅的批評中可以看到。再說，魯迅就他們的文學傾向進行批評，在正常的文學批評中也是應該的，只是人們習慣於將當時的文學論戰都當作政治鬥爭來看，問題的性質就沉重起來了。縱然如此，認真讀一下魯迅批評「第三種人」的文章，也可以發現和他對待國民黨御用文人的誅伐有所區別，並不採取勢不兩立的敵對態度，魯迅是掌握分寸的。至於文筆的辛辣，乃是其一貫的風格使然，魯迅批評同一陣營的戰友亦復如此。對老朋友，如數度分合，最後也並未徹底決裂的林語堂，魯迅的批評也是很不鬆和的，收於《且介亭雜文二集》中的《「題未定」草（二、三）》，反覆用以其人之文反治其人的辛辣尖刻可以為證，但究竟只是看問題的見解之爭，和對敵人的誅伐究竟不同。

　　魯迅熱烈地愛，也熱烈地恨，對於有害的事物，對國民性的痼疾，鞭韃固然不留情面；對於某些不良傾向，並非構成大患的，他也常義憤溢於言表，或因愛深而責重，如嚴父師之責子弟，其實出於對人生的愛心，但很多人以為未免太「偏激」。凡對陳腐的中國社會的死樣活氣的習俗有痛切感受的人，卻會覺得他「偏激」得可愛，覺得中國文化多麼需要魯迅式的反中庸、反鄉願的「偏激」呀！魯迅是人，當然也有缺點，如要吹毛求疵，有的是碴可找，但「偏激」絕非缺點，正是他的生命的華彩部分。

　　魯迅的「偏激」是對事不對人的。要傷著人，那是因事而傷人。比如，最近還有人因他批評梅蘭芳一事而嘖有煩言，呶呶不休。魯迅與梅蘭芳何怨何尤？他是評現象而及人。魯迅諷刺「男人扮女人的藝術」難道錯了嗎？這種扭曲人性的醜陋的傳統寶貝有什麼值得肯定？最近讀六月十七日的《光明日報》，刊有瀋陽市取締男扮女裝的模特兒表演的消息，試問這類惡劣的表演也取締錯了嗎？我們是否還應該稱頌男子留辮女子纏足呢？那些玩意兒以前不也是被當時人嘖嘖稱美的嗎？這裡所涉及的是一個社會問題，美學問題，當然也是「國民性」的問題，豈僅是批判一個具體的對象而已！

　　當然，習慣於欣賞「男子扮女子的藝術」的人們是不喜歡這些逆耳之言的，他們習慣於這種「永恆的藝術」之美妙，不自覺自己的精神之被扭曲。天真地喊出皇帝是光屁股的孩子是討人嫌的，魯迅不也正是以人性之本然提示了這種「藝術」之扭曲人性嗎？而且，魯迅還不知趣地揭了底，揭出這種藝術「男人眼裡扮女人，女人眼裡男人扮」的欣賞者的心裡的隱祕呢！當然是無可饒恕的「偏激」、「不識相」和「可惡」了。

　　魯迅從來就為衛道的君子們所敵視，為屠伯們所痛恨，為「死的說教者」所嫉忿，為形形色色的幫兇幫閒們所疾首，為「蒙大旗做虎皮」的幫朋派友們所忌憚，也為講究「中庸之道」的「中正和平」的人們所不滿。而且正如魯迅所自陳，他的「壞處，是論時事不留面子，砭錮弊常取類型，而後者尤與時宜不合。」（《偽自由書 ·前記》）分明是抨擊某一現象，因為所取的是標本，便被疑為專對私人，各就自己的瘡疤與圖像對號入座。不少讀者也往往只注意魯迅「罵」了某人，而不察魯迅指摘時弊的秉持公心。由於時間的距離，情況的隔閡，新一代的讀者更難以就彼時彼地彼事的具體情況判明是非，連就事論事也難以辦到；何況還有對魯迅的重重曲解，在給讀者以誤導呢？

　　誠然，有《魯迅全集》在，不存偏見的認真的讀者可以從中認識魯迅；從事魯迅和現代文學、現代中國研究的人，也有巨帙的《魯迅研究學術資料彙編》，搜集著與魯迅論戰過的幾乎全部文字，可供參比，藉這些文獻判明魯迅和論戰對手們的曲直所在。可是，這畢竟不是一般讀者所能細讀和泛覽的。房向東先生積數年之力，勾稽了魯迅和曾與之有過干涉的人物的資料，並廣採研究者的有關評論，寫成《魯迅與他「罵」過的人》一書，對當年的一場場公案做了集中的描述，分人成篇，頗似傳統的「學案」體的格式，扼述這些與魯迅有干涉過的人物的簡況和他們與魯迅的關係史，未曾與魯迅直接交往過的人也扼敘了對象的基本性狀，提供了魯迅之所以要「罵」的背景資料。對幾起重要的論戰，則扼要引錄了雙方論旨的原文。對論戰雙方的是非或做出自己的評價，或援引了研究者的見解。即使直敘事象，作者本人的傾向也鮮明地流露在客觀的敘述之中。對於理解魯迅，理解現代文學和文化史乃至理解現代中國，我想本書都是很有用的。

　　不管作者在書中對人物和事件的評價是否得當，乃至我自己也未必完全同意他的有些見解，但這些意見都是作者獨立做出，沒有懷著別的不光彩的目的去解讀魯迅，這一誠實的態度就值得肯定。作者盛情約我作序，故就平時對魯迅的一點想法寫出如上。魯迅至今還活著，並將隨著歷史永遠活下去，研究魯迅的工作也將永遠做下去。凡是認真而又誠實的研究者，必將獲得讀者的感佩，我相信本書及作者也是。

一九九五年六月於上海

（這是何滿子先生為本書初版做的序。本書原名《魯迅與他「罵」過的人》，經過修訂，新增二十萬字，現分為二書，分別是《「新月邊的魯迅」——魯迅與右翼文人》、《「太陽下的魯迅」——魯迅與左翼文人》，二書同時續用何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