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故事：金庸小說的誕生

緒論
 
中國文學歷史悠久，源遠流長。文學的體裁多樣，詩歌、散文、小說、戲劇，每一樣體裁在歷史中，有不同的角色與地位。而小說一向被認為是「不入流」的「雕蟲小技」，徒具娛樂大眾的目的。從無意為小說的六朝志人志怪類到有意為小說的唐傳奇，發展到宋話本、明清章回小說、「五四」時期的新小說，小說的意識才越見濃厚，地位也相對提高。在1922年胡適發表〈略講文學革命的歷史和新文學的大概〉之前，早於1902年梁啟超就已經發表了〈論小說與群治的關係〉，先確立小說是新文學中，具有極高影響力和地位的體裁。小說是否受到重視，可以基於很多不同的因素。歷史事件的契合、社會環境的氛圍、作者的意圖、讀者的期望等，都可以令小說有不同的面貌和評價。如果不是晚清國勢頹唐、列強覷覦；如果不是域外小說翻譯盛行、民族改革意識強烈，便不會有新文學出現的契機。新文學的出現不單令小說成為傳播思想的主要工具，也令表達的文字從文言走向白話化。「小說界革命」發展到今天，回顧細看，又可分為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雖然一般以1949年為界線，但它們在本質上其實有頗明顯的分別，這些都是應歷史環境變化而產生的結果。
 
香港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支，發展的時間很短，一般以1874年王韜創辦《循環日報》開始算起。直到50年代，大陸作家的湧入、「左右」陣營刊物的盛行、殖民社會的壓迫等因素結合，才發展出新的文學面貌，特別是小說一類。1949年新中國成立，對大陸的文學發展有相應的影響，而對於鄰近的香港來說，基於地域與政治等不同因素，其影響是較為間接的。然而，從文學發生學的角度來看，當我們談論香港文學的發生與發展時，似乎又與大陸連上一定的關係，特別是50年代湧入的作家群和報人。他們是香港文壇的新力軍，借鑒了在大陸的寫作和辦報經驗，在香港就業謀生。香港50年代的文壇發展條件，跟20世紀初新文學勃興的發展條件，可以作某方面的對照。晚清大量報紙副刊和文藝刊物的出現、現代稿費的制度、知識份子的投入、西方思想的傳入、列強覷覦等情況，是新文學得以發揚的重要因素。這些情況同樣在50年代的香港社會出現，令文壇添上了不少活力，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孕育了金庸這一類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