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文集編輯序言
余英時先生是當代最重要的中國史學者，也是對於華人世界思想與文化影響深遠的知識人。
余先生一生著作無數，研究範圍縱橫三千年中國思想與文化史，對中國史學研究有極為開創性的貢獻，作品每每別開生面，引發廣泛的迴響與討論。除了學術論著外，他更撰寫大量文章，針對當代政治、社會與文化議題發表意見。
一九七六年九月，聯經出版了余先生的《歷史與思想》，這是余先生在台灣出版的第一本著作，也開啟了余先生與聯經此後深厚的關係。往後四十多年間，從《歷史與思想》到他的最後一本學術專書《論天人之際》，余先生在聯經一共出版了十二部作品。
余先生過世之後，聯經開始著手規劃「余英時文集」出版事宜，將余先生過去在台灣尚未集結出版的文章，編成十六種書目，再加上原本的十二部作品，總計共二十八種，總字數超過四百五十萬字。這個數字展現了余先生旺盛的創作力，從中也可看見余先生一生思想發展的軌跡，以及他開闊的視野、精深的學問，與多面向的關懷。
文集中的書目分為四大類。第一類是余先生的學術論著，除了過去在聯經出版的十二部作品外，此次新增兩冊《中國歷史研究的反思》古代史篇與現代史篇，收錄了余先生尚未集結出版之單篇論文，包括不同時期發表之中英文文章，以及應邀為辛亥革命、戊戌變法、五四運動等重要歷史議題撰寫的反思或訪談。《我的治學經驗》則是余先生畢生讀書、治學的經驗談。
其次，則是余先生的社會關懷，包括他多年來撰寫的時事評論（《時論集》），以及他擔任自由亞洲電台評論員期間，對於華人世界政治局勢所做的評析（《政論集》）。其中，他針對當代中國的政治及其領導人多有鍼砭，對於香港與台灣的情勢以及民主政治的未來，也提出其觀察與見解。
余先生除了是位知識淵博的學者，同時也是位溫暖而慷慨的友人和長者。文集中也反映余先生生活交遊的一面。如《書信選》與《詩存》呈現余先生與師長、友朋的魚雁往返、詩文唱和，從中既展現了他的人格本色，也可看出其思想脈絡。《序文集》是他應各方請託而完成的作品，《雜文集》則蒐羅不少余先生為同輩學人撰寫的追憶文章，也記錄他與文化和出版界的交往。
文集的另一重點，是收錄了余先生二十多歲，居住於香港期間的著作，包括六冊專書，以及發表於報章雜誌上的各類文章（《香港時代文集》）。這七冊文集的寫作年代集中於一九五○年代前半，見證了一位自由主義者的青年時代，也是余先生一生澎湃思想的起點。
本次文集的編輯過程，獲得許多專家學者的協助，其中，中央研究院王汎森院士與中央警察大學李顯裕教授，分別提供手中蒐集的大量相關資料，為文集的成形奠定重要基礎。
最後，本次文集的出版，要特別感謝余夫人陳淑平女士的支持，她並慨然捐出余先生所有在聯經出版著作的版稅，委由聯經成立「余英時人文著作出版獎助基金」，用於獎助出版人文領域之學術論著，代表了余英時、陳淑平夫婦期勉下一代學人的美意，也期待能夠延續余先生對於人文學術研究的偉大貢獻。
再版自序
這本小書從開始撰寫到現在，已整整三十年了。當時我自己尚在香港新亞書院讀書，但同時也在流亡知識分子所辦的一個週刊—《自由陣線》—兼任一部分編輯工作。我所負責的是「青年天地」一欄，專門在知識與思想範圍之內談些淺近而有趣的問題。因為對象都是像我自己一樣的青年讀者，所以這一欄的文字都是些卑之無甚高論的東西。我自己也用艾群的筆名闢了一個專欄，名曰：「山外叢談」，取蘇東坡「不見廬山真面目，祇緣身在此山中」之意。一九五◯年代初期的香港，正在遭受著馬列主義狂潮的衝擊。當時的香港是文化的沙漠，一般青年人並不注重思想；而略有思想的又不免被所謂「革命」的狂潮席捲而去，情緒十分高昂，但是完全失去了理性。我當時深受「五四」以來的自由主義傳統的影響：在政治上嚮往民主，在思想上尊重理性和容忍。「山外叢談」所談的大體不出理性和容忍這一主題。後來我和幾位朋友合作，成立了一個出版社—高原出版社，主要是出版一些文藝與思想方面的書籍。由於社中朋友們的慫恿，我便在「山外叢談」中選了幾十篇印成這本《到思維之路》。這些淺薄的少作，當然沒有什麼學術價值可言，不用等到壯年便已自悔孟浪了。所以我後來一直叮嚀高原出版社不要重版。
這次在台灣重印則是受到朱一冰先生和黃俊傑先生的再三鼓勵，使我有盛情難卻之感。而且我後來想想，無論我自己怎樣不滿意這些少作，但既已為人所知，終不免有重禍梨棗的一天。與其將來被人盜印，倒不如由我自己整理一番，正式再版。所以在重印之前，我曾抽空校閱了一次，做了一些必要的改動。三十年後重讀這些文字，幾乎不能相信是出自我的筆下。其中幼稚膚淺之處，自然極多。不過以三十年後的我回顧三十年前的我，似乎也不應該用過分嚴厲的眼光。至少就大體的思想傾向而言，我還覺得這冊小書是健康的，不妨推薦給青少年的朋友們。今天的我雖然在知識方面增加了不少，但是已失去三十年前那種膽大妄言的勇氣了。
就個人情感方面說，我對於當時寫作的流亡歲月則是十分懷念的。三十年前在香港的難民生活已不是今天國內的青年們所能想像。我們飄零在一個殖民地的社會裡，回顧無依，也看不到任何前景，正如杜甫所說的：「我生無根蒂，配爾亦茫茫。」無論是作編輯或是寫文章，一大半都是為生活所迫，不得已而為之。龔定庵「著書都為稻粱謀」之句正是我們那些流亡知識分子的最好寫照。現在回想起來，我們當時唯一的精神憑藉祇是不相信中國會永遠在無理性的狀態下存在下去。依我自己當時的想法，寫作既是謀生的唯一方式，那就必須利用這一方式來改變現狀，至於是否有效則完全不在考慮之內了。我還清楚地記得，當時最使我感動的是讀到明末清初周亮工《因樹屋書影》中所引的一則佛教故事。這個故事說：
昔有鸚鵡飛集陀山，乃山中大火，鸚鵡遙見，入水濡羽，飛而灑之。天神言：「爾雖有志意，何足云也？」對曰：「常僑居是山，不忍見耳！」天神嘉感，即為滅火。（卷二）
我當時並不敢奢望可以感動天神來滅火，但是我的確覺得自己是曾經僑居陀山的鸚鵡，不能不在故山大火之際盡一點心意。所以五十年初期我在香港所寫的一些不成熟的東西都可以看作鸚鵡羽翼上所濡的水點。這冊小書自然也不是例外。
我希望今天讀者都能從這個角度來看待這些舊作。
余英時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五日於美國康州之橘鄕
自序
我們今天所面臨的顯然是歷史上從所未有的一個嚴重的思想戰爭的時代！在這個思想戰爭的大時代裡，我們中國竟不幸而成為戰火最激烈的一個角落。這幾十年來，中國學術界上激盪著形形色色的思潮—西方的、東方的；古老的、新興的；保守的、激進的……。然而更不幸的，這一場思想戰爭的結果，竟剷除了中國舊有的一切思想的根基，也摧毀西方學術界所傳布過來的一切思想的幼苗；而它所帶來的卻並不是任何新思想體系的創建，恰恰相反，乃是極權統治者的教條束縛了全中國人民的智慧！
中國思想界墮落到今天這步田地，老實說，「五四」以來曾在學術界負有領導責任的人們是無法辭其咎的。他們不曾將知識青年引上獨立思想的正途，眼看著千千萬萬熱情、純潔，而又求知慾極強烈的青年朋友們被極權主義者牽著鼻子，一步步地走向毀滅之路。而新文化運動所帶來的一批新知識分子們，也竟連傳統士大夫的一點起碼氣節都保持不住，筆尖兒一味隨著統治者的利益方向的變換而轉動。文化界的領導者既是這樣的軟弱無力，我們怎能希望有愛真理甚於生命的知識分子產生呢？至於加速中國青年向左轉的步伐的政治因素，更是人人都看得清楚的，用不著我在這裡多說。
從表面上看，今天的中國大陸真是一個思潮澎湃的智慧之海；「思想改造」的運動不斷地在進行著，每一個人的思想都在「搞通」途中。我們還有什麼思想問題好談呢？然而當我們揭開了「思想搞通」的面紗，看清了它的廬山真面目時，我們不禁為之愕然了！錢穆先生在他的近著《中國思想史》的自序中說得很明白：「其實彼輩所謂搞通思想者，其骨子裡即為反對思想。彼等誤認衝突矛盾為思想之本質。果如是，則思想搞通，即成不通……思想真搞通了，即成為無思想，於是將重造衝突，重求搞通。如是則搞通，清算，復清算。永遠是一個搞不通與算不清的不了之局。」其實說極權統治者（注意：我祇是說「極權統治者」，不是說一切信仰極權主義的人。）錯認了思想的本質，已嫌學術味太重，抬舉了他們。在我看來，古往今來的一切統治者根本就不需要真的思想，思想在他們的心中祇不過是統治工具的一種而已，是和刀劍槍砲之類的武器沒有任何不同之處的！耶穌時代的基督教思想是何等的令人愛戴，可是自從它躍登羅馬國教的寶座以後，竟完全換了一副猙獰可怕的面目！儒家思想在孔子時代又是何等的令人敬仰，可是自從漢武帝「罷黜百家，表彰儒術」以後，一部分儒者竟喪失了弘毅進取的精神，沒有絲毫的生氣了！這些淺近的史實都說明了一個真理：思想雖可以而且應該指導政治，但卻絕不能成為政治的工具；任何美好崇高的思想，一旦變成了統治者的工具，便會立刻失去它的一切優點。馬克思主義自然也無從例外！
誠然，我們在思想戰爭中的失敗是慘重的，但也並沒有到不可挽救的絕望境地。人類數千年文化的積累，思想的遺產絕不是極權主義者的武力所能夠毀滅盡淨的。如果我們能夠認真地在思想園地裡努力開創，則共產主義的所謂「思想體系」是不堪我們一擊的。那麼，自從共產主義征服了中國這四年來，我們在思想方面做了些什麼呢？我們矚目海外的出版情形，真不能不令人為之氣短。在已出版的許多書刊中，嚴肅的作品已經是少得可憐了，而在這點少得可憐的作品中，有關思想問題的更不到十之一二。從目前我們這種七零八落、卸甲棄盔的思想隊伍來看，勝利的希望實在是很難想像的事。
我這本《到思維之路》便是抱著這種憂慮的情懷寫成的。但我絕不是說，這本小書可以填補這樣大的一個空隙；事實上，它不過是作者個人的思維能力在這種空虛感的壓迫之下的一種反抗表現而已；它不是一種有系統的著作，而是一番有系統的思維的結果。在我們的思維路上滿布著亂石和荊棘，因之，我們第一步的工作便得是掃除一切阻隔著我們通向思想創建之境的障礙。在這本書裡，我沒有絲毫「建立思想體系」的雄圖，也沒有介紹這一派或那一派的哲學意願；我僅僅嘗試著去解開我們這個時代所存在著的若干思想上的糾結，並企圖從多方面的討論中共同襯托出思維的原貌，發掘出思維的本質。由這本書的對象是青年朋友，我在寫作時便完全採取了一種談心式的輕鬆態度；有時雖也有幾句嚴肅的話，可是絕不是說教；有時雖也引徵一些古人的文字，可是絕不擺學究的面孔；有時雖也動點情感，可是絕不煽動；有時雖也寫下幾句構造謹嚴的詞句，可是絕不賣弄邏輯。在形式上它無拘無束，自由自在；在內容上，它則是信筆寫去，卑之無甚高論。我很明白，它的淺薄不值學者專家的一笑；但我卻深信，它的真誠一定可以獲得青年朋友的同情。
最後，請允許我借用胡適之先生的話來表達我內心願望：「從前禪宗和尚曾說：『菩提達摩東來祇要尋一個不受人惑的人。』我這裡千言萬語也祇要教人一個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牽著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馬克思、列寧、史大林牽著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漢。我自己絕不想牽著誰的鼻子走，我祇希望盡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們學一點防身的本領，努力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余英時 一九五三年十月廿三日深夜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常見問題
線上客服
客服信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