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文集編輯序言
余英時先生是當代最重要的中國史學者，也是對於華人世界思想與文化影響深遠的知識人。
余先生一生著作無數，研究範圍縱橫三千年中國思想與文化史，對中國史學研究有極為開創性的貢獻，作品每每別開生面，引發廣泛的迴響與討論。除了學術論著外，他更撰寫大量文章，針對當代政治、社會與文化議題發表意見。
一九七六年九月，聯經出版了余先生的《歷史與思想》，這是余先生在台灣出版的第一本著作，也開啟了余先生與聯經此後深厚的關係。往後四十多年間，從《歷史與思想》到他的最後一本學術專書《論天人之際》，余先生在聯經一共出版了十二部作品。
余先生過世之後，聯經開始著手規劃「余英時文集」出版事宜，將余先生過去在台灣尚未集結出版的文章，編成十六種書目，再加上原本的十二部作品，總計共二十八種，總字數超過四百五十萬字。這個數字展現了余先生旺盛的創作力，從中也可看見余先生一生思想發展的軌跡，以及他開闊的視野、精深的學問，與多面向的關懷。
文集中的書目分為四大類。第一類是余先生的學術論著，除了過去在聯經出版的十二部作品外，此次新增兩冊《中國歷史研究的反思》古代史篇與現代史篇，收錄了余先生尚未集結出版之單篇論文，包括不同時期發表之中英文文章，以及應邀為辛亥革命、戊戌變法、五四運動等重要歷史議題撰寫的反思或訪談。《我的治學經驗》則是余先生畢生讀書、治學的經驗談。
其次，則是余先生的社會關懷，包括他多年來撰寫的時事評論（《時論集》），以及他擔任自由亞洲電台評論員期間，對於華人世界政治局勢所做的評析（《政論集》）。其中，他針對當代中國的政治及其領導人多有鍼砭，對於香港與台灣的情勢以及民主政治的未來，也提出其觀察與見解。
余先生除了是位知識淵博的學者，同時也是位溫暖而慷慨的友人和長者。文集中也反映余先生生活交遊的一面。如《書信選》與《詩存》呈現余先生與師長、友朋的魚雁往返、詩文唱和，從中既展現了他的人格本色，也可看出其思想脈絡。《序文集》是他應各方請託而完成的作品，《雜文集》則蒐羅不少余先生為同輩學人撰寫的追憶文章，也記錄他與文化和出版界的交往。
文集的另一重點，是收錄了余先生二十多歲，居住於香港期間的著作，包括六冊專書，以及發表於報章雜誌上的各類文章（《香港時代文集》）。這七冊文集的寫作年代集中於一九五○年代前半，見證了一位自由主義者的青年時代，也是余先生一生澎湃思想的起點。
本次文集的編輯過程，獲得許多專家學者的協助，其中，中央研究院王汎森院士與中央警察大學李顯裕教授，分別提供手中蒐集的大量相關資料，為文集的成形奠定重要基礎。
最後，本次文集的出版，要特別感謝余夫人陳淑平女士的支持，她並慨然捐出余先生所有在聯經出版著作的版稅，委由聯經成立「余英時人文著作出版獎助基金」，用於獎助出版人文領域之學術論著，代表了余英時、陳淑平夫婦期勉下一代學人的美意，也期待能夠延續余先生對於人文學術研究的偉大貢獻。
代序
歷史的變與常
大約一百多年前，中國面臨西方文化的挑戰，因而產生前所未有的大變局。李鴻章曾說過：他所處的時代是三千年來所未有的變局。至今，此一變局仍然持續著，我們不能預料它的發展方向和結局，但是可以回過頭來看看歷史上的「變」與「常」，先賢們是怎麼地思考這個問題。
一、古文明中的「變」與「常」
古文明國度包括美索不達米亞、以色列、希臘、中國、印度等，在人們最初的社會組織裡，不論是自然現象、戰爭、疾病、收成、打獵等日常事物，都被視為變象。可是，人們總想從萬變中找出常道，所以將「常」付諸於神的世界。換言之，初民只看到自然界、社會的「變」，上帝或神祇卻決定「常」。因此，經由人不斷向上帝祈禱，產生宗教的起源。
以中國古文明為例，甲骨文中記載的「生男」或「生女」、「戰爭」、「地震」、「天氣」等都是變，至於「常」只能透過占卜的方式向天追問，《易經》即是占卜傳統下的產物，也是講「變」與「常」最詳細的書。漢代對「易」的解釋有三，其中兩個意義剛好相反：一個易是不易—不變；另一個是變易；再一個易是簡易，大體上反映《易經》真實的內涵。
希臘古文明特別注重「常」，但也有人例外，如哲學家赫爾克里特斯（Heraclitus）主張一切都在變。不過希臘文化強調不變的東西最有價值，一切的變只是現象而已，「常」的觀念至今仍主導著西方的思潮。希臘人在追求現象之外想找一個真實；一切變的東西似乎沒有價值。所以，歷史對他們而言，並不像中國那麼重要。也並非希臘人對歷史不了解，而是觀念上重「常」過於重「變」。
二、漢代的常道思想
中國人向來重視歷史，並且將歷史觀念和人道觀念連在一起。春秋晚期，由天道觀念轉為人道，即人道由天道中獨立出來，子產所謂「天道遠，人道邇」，此為人道主義的起源。孔子提出「仁」字，是人道最重要的觀念，「仁」即歷史中的「常」，由仁字引申出三綱、五常思想，毛澤東自稱「不仁」，反對常道思想，中國大陸在文革時打倒孔子仁、義、禮、智、信的思想，但現在仍肯定儒家的價值，常道為他們所認為的精神文明。
漢朝，人道與天道的觀念合而為一，以董仲舒「天不變，道亦不變」的說法最具代表性。「天人合一」成為漢代思想主流有它特殊的時代背景，秦漢帝國是中國第一個統一王朝，長治久安的社會尋求文化統一，因此出現董仲舒尋求「常道」的哲學。史家司馬遷從歷史觀點講變—所謂「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通」字中暗含著常，「變」字中有秩序、有章法。經學、史學一直都是中國傳統的大學問，經學為常學，史學為變學，兩者相互為用，明末清初的黃宗羲指出：讀經不能用世，必須通史知變。中國人的基本態度，一面要求變，一面要求常，故《易經》〈繫辭〉「窮則變，變則通」都已成為民間諺語，可見中國人同時重視「變」與「常」。
三、魏晉以下的思想轉變
魏晉南北朝時代政治上的大變化，也引起思想方面重大轉變，經學被束諸高閣，老莊成為顯學。郭象注《莊子》說到：先王典禮必合時用，否則棄之不顧。就是說所有的典禮、制度、風氣、道德都隨著時代改變，才能適應時宜。郭象思想為魏學主流，求變、求新的觀念成為眾人追尋目標。
明末清初也是個大變動的時代，當時重要的思想家王船山提出「變」與「常」的看法。他認為「六經自我開生面」，使六經有了新的意義。另外，又以史學家的素養，解釋儒家道器學說，新科技發明後，始有科技之道。同理，堯舜之前的洪荒時代也沒有禪讓之道。這與朱熹對「理」的解釋顯然不同，朱熹認為事物未形成之前，其理已存在。王船山所代表的是十七世紀中國的新觀念，「經」已不是經常性的，它本身也要隨時代而變。與王船山思想一脈相連的章實齋，更進一步提出「六經皆史」，「經」僅是三代之常道，六經不包涵三代以後所發生事變。所以，十七、十八世紀的儒家思想已非宋明儒家思想，宋明思想亦非先秦思想。
四、近代史上的「變」與「常」
宋元理學信仰千古不滅的價值觀，如朱熹提出理不滅，王陽明天理、良知諸問題。面臨西方文化的挑戰，清末思想家將傳統的歷史哲學之「五行終始說」，五行相生、五行相剋道理用來解釋局勢變化。嚴復翻譯《天演論》後，譚嗣同接著從《易經》中找出中國人直線型的進步觀，有所謂「逆三世」，由初九的洪荒太平世，進化到九二有社會組織的昇平世，九三即衰亂期。此三世學說也可能被信奉共產黨唯物史觀者拿來附會成：原始共產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等。「順三世」即九四衰亂始，至九五昇平。三世說成為中國歷史哲學一部分，也是中國烏托邦思想。這套「變」的歷史哲學事實上比不上西方的哲學系統。西洋自希臘時代以來，求本實、求變成長，從事物本身展現自我。希伯來人將「變」的過程交給神來決定，一切都是神的計畫。近代自然科學發展，十九世紀實證主義者相信人類社會中有規律存在，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即在這背景下產生。馬克思提出歷史五個階段的發展，從某階段變化到另一階段都是必然結果，他企圖架構出歷史的常道。
民初，中國陷入紊亂政局、思想上摒棄儒家道德，故馬克思主義趁虛而入，席捲了中國知識界，由一九二○年代至一九六○年代，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成為中國人追求的歷史「常道」，即歷史規律。但是，一九七○年代中共的社會主義破產，從人民公社跳到社會主義，現在又回到社會主義初階，這些說法不論官方或私下都沒辦法證明中國存在過奴隸社會，甚至西方學者也否認希臘、羅馬社會是馬克思所謂的「奴隸社會」。既然馬克思主義被推翻，歷史必然性的說法被否認，那麼中共四十年來只得走回頭路，卻與西方科技差距愈來愈大，足足落後一百年左右。在精神狀態方面，拋棄儒家思想的結果，大陸青年不懂禮貌，缺乏理想主義，似乎回到蠻荒時代。
大體上而言，人類的文明是往前走的，但是中間總有些曲折，像大陸共產黨最初信仰馬克思主義，完全打倒中國文化，文革時期反傳統，難道就比共產黨以前的中國進步？四十年來大陸是有一點進步，但比起其他社會譬如台灣而言，大陸退步得多，進步得少。所以，找歷史的「常」是不可靠的，歷史上也沒什麼規律可言，但有一種勢。勢為一種動力，勢一旦造成，誰也無法挽回，像秦統一天下後，漢朝想恢復封建制度的政策終招致七國之亂。勢的來源，有部分是人為的，但時間相當長，一旦成勢後便無法終止、扭轉。這時，人只能跟著勢走，在歷史潮流中不可抗拒，讓人覺得是歷史必然性。人創造歷史，如義大利著名哲學家維柯（Vico）所說：只有人能了解歷史，因為歷史是人創造的。馬克思做進一步的引申說：歷史是人創造的，但人不能任意的創造歷史，還得把握若干客觀條件，連馬克思也不敢肯定歷史上一切變化都是生產工具及生產關係的變化。
就拿共產黨這個勢來講，清末許多無政府主義者在日本學得無政府主義思想，然後接觸共產主義思想，再加上蘇聯革命的衝擊，就覺得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是中國唯一出路。造成的這個勢，走了七十年，也造成過去四十年來大災禍。毛澤東死後，中共才覺悟到以前認為的「常」應該是「變」，而西方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才是「常」。至今，共產黨在變，但能否變到一個正常的社會，仍是個未知數。
中國歷史上的「常道」思想維持了兩千年之久，至二十世紀西方勢力入侵後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共產主義，他們依靠農民力量起來革命。然而，農民盲目地跟著知識分子走，卻誤導為歷史的「常」，造成中國無窮禍害。如今，知識分子認為共產黨破壞了規範、工農兵為主人的平等思想氾濫，受害者反而是知識分子本身，他們面臨物價上漲又不能加薪的生活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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