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斷苗溪：一個勞改倖存者的回憶

代序 通往苗溪之路／艾曉明
前言

【上卷】無罪之罪
第一章 親歷北平巨變
第二章 中學時代
第三章 華北兵工職業學校
第四章 在長江電工廠
第五章 監督勞動
第六章 勞教頭兩年
第七章 初到成都
第八章 忍辱負重
第九章 摘帽賤民
第十章 風暴襲來
第十一章 在寧夏街監獄
第十二章 從開庭到判決

【下卷】深山苦囚
第一章 押到苗溪
第二章 獄卒群像
第三章 囚犯群像
第四章 整治「反改造」
第五章 監獄五記
第六章 獄中之獄
第七章 我不能死
第八章 艱難投書
第九章 「以其人之道」
第十章 罹難者
第十一章 動盪與希望
第十二章 無罪釋放
第十三章 重返長江電工廠

尾聲 別了，詩慧！—一封未寄出的信
後記

附錄 獄中自述
牛立華生平與冤案年表／艾曉明


 

代序

〈通往苗溪之路〉
艾曉明

　　（……前略……）

　　三、權力的任性與一個青年的命運

　　牛立華在苗溪服刑十三年，在此之前，他已經因劃右而被勞教三年，強制留廠就業六年，前後二十二年。

　　從很多方面來說，年僅二十一歲的牛立華，是完全沒有理由經歷這麼一場無妄之災的。他不是地主資本家，不是出身不好，不是學文科的，不是高級知識分子，更不屬於民主黨派。作為軍工廠的一個年輕技術員，他正是屬於國家迫切需要的人才。而且，他又好學向上，熱愛專業，並且在積極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他的政治方向如此堅定正確，怎麼會被劃作反黨分子，成了廠裡的第一個右派呢？

　　我這麼說，好像暗含了一個前提，其他人就有理由被打成右派嗎？在苗溪，我們找到一個十來歲的孩子帶路上山，這個孩子說他的爺爺就曾經是苗溪茶場的犯人：「我爺爺說，這裡的人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冤枉的。」

　　有很多研究、很多倖存者的回憶錄證明，反右是一場摧毀民族精英的政治運動，而從書中牛立華的經歷來看，這場運動不僅錯誤的，更是荒謬的。他的個人悲劇，很大程度在於思想專制到野蠻、權力任性到荒謬的程度。

　　荒謬就是如卡夫卡小說《變形記》那樣，沒什麼理由，突然在一個早晨，小說主角變成了一隻大甲蟲。他還保留著所有正常人的感受、思維和意志，但他的存在已經與外界割裂、隔絕，無法交流和理解。他被親人嫌棄，最後只能是孤獨地死去。

　　換言之，如果我們現在要去區分誰應該被打成右派，誰又不應該，這就落入了荒謬的陷阱。事實上，在一個現代社會，無論是那些批評和建言的民主黨派高層人士，還是如牛立華這樣僅僅是希望「肅反」講究一點方式方法的青年，他們的權利都是毋庸置疑的；哪怕他們的意見是錯誤的也同樣如此。人們在民主社會不僅擁有表達自由，更應該積極地參政議政。悲劇在於，連胡風這樣資深的左翼文學家都沒有想到，他對領袖和新時代的敬仰和追隨，不是通向民主，而是通向奴役之路。

　　思想專制，正是極權主義時代權力的特徵，這方面，牛立華的同時代人，當時北京大學物理系學生王書瑤敏銳地寫出了他的預見。他根據蘇聯史達林的恐怖統治帶來的危害，強調「反對國家權力的高度集中和黨對國家一切生活的絕對控制」。文中指出：「任何時代，權力的高度集中，不論是集於個人，還是自稱為一貫光榮正確偉大的集團，都是極大的危險，而當人民群眾被麻痺被愚昧，就更加百倍地危險！因為如果這個集團犯有嚴重錯誤或變質，就沒有任何力量足以克服！」

　　王書瑤的文章代表了當時北大「五一九」學生民主運動達到的思想高度，結果卻被他不幸而言中。他被劃為極右，勞動教養四年；後來更遣送到新疆，再返鄉務農。1979年右派改正後，他才回到學術界。

　　牛立華被劃右的罪行之一恰恰相反，他不僅不反黨，而且，他贊成、支持黨天下，並且認為就是要黨天下。他說現實中不正是黨員幹部擔任主要領導職務嗎？這就是事實啊。如果講點道理，完全能明白牛立華這個觀點沒有任何反黨含義，他不過是想從事實出發來呼應反右中的大批判。

　　可是思想專制不僅要消滅一切異聲，而且任性到連呼應同意也不能由著你自己。反正要打右派，打誰也是打，逮著誰是誰。牛立華的觀點被斷章取義，曲解誇大，批判者憑自己的主觀推論來定性反動……總而言之，就像卡夫卡筆下的《變形記》一樣，一個人在某一個早晨，突然就變成了大甲蟲。在牛立華的處境中，他就成了廠裡右派首惡。

　　其實，放大來看，將「政治設計院」、「黨天下」、「平反委員會」這些知名的論點定性為向黨進攻之類，不都是一樣的主觀任意、一樣地顯示了獨裁者的傲慢嗎？當然也是。但針對牛立華的定罪，卻是格外令人費解的—把一個正在批判右派言論的青年打成了右派。

　　要到幾十年後右派改正，牛立華才看到自己檔案中的記載，也才知道，根據檔案中的畢業鑒定，他就被挑出來作為右派嫌疑人了。然而即使在那個鑒定裡，他說的幾句話也是被張冠李戴、剝離原意的。按照那種惡意聯想的邏輯，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逃脫政治運動的絞索。換言之，所有這些運動無非都是按照政治需要把敵人製造出來。這就是階級鬥爭的理論武裝起來的黨和它所推動的政治實踐。牛立華的觀點到底是什麼並不重要，將假想敵製造出來，使得專制的力量可以立威暢行，這就是政治需要。

　　如前所述，牛立華和王書瑤，同為右派，假如評價他們當時的觀點，可以說全然不同。一個清醒地認識到反對極權，一個據實辯護說就是要黨天下。那麼，共產黨為什麼要把支持它的人也當作敵人對待？這一點是牛立華很長時間都想不通的。他的困惑也反映出了另一大批右派的處境：他們當時還不是像林昭、張春元、王書瑤這樣較早覺醒的獨立思考者；而是因為純真，因為信任，因為熱愛黨而落入陷阱。

　　我們今天再來看後者的命運，一方面是看到其中的荒謬，因為他們被歸入敵人一類，更充分地表明了這場運動非理性。它不是因為遇到了真正的對手或者批評而去絞殺他們，而是根據假想的敵意去消滅他們。

　　這也就回到了烏托邦社會的根本問題，烏托邦，本來是關於一個理想的群體和社會的構想。在中國，我們也可以說是社會主義或者共產主義。但是它走向了反面，成為反面烏托邦的典型。那就是說，表面上看，一切話語都表明這個社會繁榮昌盛，它所依靠的人民完美無瑕。而實際上，它對社會的歷史和現狀、對現實中的社會階層和人群，充滿任意假設。它反理性，反經驗，也反文化。它是純粹理念的天堂、現實的地獄。

　　而另一方面，我們看到，作為共產主義的信徒，受害者的個人悲劇又在於，他們被意識形態教育馴化，對極權之害沒有警覺和防備。反右之前的政治運動已經造成了大批的受害者，但他們彼此的經驗也是隔絕的。這也使得這些年輕一代的受害人繼續忍受迫害和孤獨，而且，在遭受迫害之後，他們長久地使用著毛的思想和語言來為自己辯護，但這顯然也是無效的。

　　（……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