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秩序下的中國外交：歷史分析與轉變過程

序言

第一部分：世界秩序的形成、發展與變遷
第一章 世界體系、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與國家實力的物質基礎
第二章 國際社會、國際道義與國家軟實力

第二部分：中國與世界秩序
第三章 前現代時期的中國外交：天下秩序與朝貢體系
第四章 清末外交：天下秩序的衰亡（1840—1911年）
第五章 民國外交：中國外交現代化的起點（1912—1949年）
第六章 共和國外交：從革命外交到國際社會（1950年至今）

第三部分：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外交：1978—2020
第七章 鄧小平外交：告別革命，「韜光養晦」
第八章 江澤民外交：深化改革，加入世貿
第九章 胡錦濤外交：從「和諧世界」到「有所作為」
第十章 習近平外交：從「有所作為」到「奮發有為」
第十一章：中國外交的進路

後記：中國是修正主義國家嗎？

 

序言

　　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但世界秩序卻是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產物。兩者如何兼容？或者說，中國如何持續參與世界秩序的維護和塑造時，減少與其主導者，即美國等西方國家的衝突？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深思的問題。事實上，中國的高層和國際關係學者在近年來一直在思考如何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一課題。所謂「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指的恰恰是中國如何處理與世界秩序之間的結構性矛盾的問題。

　　關於這一話題的思考，最早湧現於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前後。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2001年加入世貿，實現了與世界經濟秩序的全面對接。此後，中國實現了驚人的經濟增長率。西方的學者和分析人士開始對「中國崛起」產生學術興趣，甚至是政治警惕。中國很快成為了世界貿易組織中被上訴最多的國家。與此同時，中國還沒有完全解決自身的領土完整問題。特別是在台灣問題和貿易問題上，中國與世界秩序的領導者美國始終齟齬不斷。

　　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西方世界經歷了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系統性經濟危機；但與此同時，中國以相對穩健的姿態渡過了這場危機。此後，中國和西方世界的有識者都逐漸意識到，中國已經走出了自己的發展模式。歷史並沒有終結。世界秩序很可能將圍繞中國與美國，進入新一輪的權力轉移階段。中國很難取代美國的地位，但世界秩序發生形變的趨勢是毋庸置疑的。在此背景下，奧巴馬提出了「亞太再平衡」。這裏指的不僅僅是在軍事上平衡中國，而是說，美國不得不與中國對世界秩序的治理方式進行博弈與交鋒。

　　毛澤東時期，中國要解決的是「不挨打」，即生存問題；鄧小平和江澤民時期，中國要解決的是「不挨餓」，即發展問題；在胡錦濤和如今的習近平時期，中國面臨的是「不挨罵」，即如何承擔國際責任的問題。中國之於整個國際體系的分量從未如此重大。或者說，中國如今在外交上面臨最重大的戰略問題是：中國如何在與美國保持理性競爭的同時，維持一個相對穩定、安全的世界秩序，以確保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不被打斷？

　　回答這個問題並不容易，特別是在如今這個國際關係學庸俗化的時代。在中國當前的思想市場裏，有關中國外交方向的爭論主要被兩種聲音佔據：論證派和庸俗現實主義派。論證派可以被概括成一種「中國必勝主義」，其基本觀點是，中國必然在與美國的競爭中勝出，原因不外乎是中國有天然的文明優勢、經濟優勢，以及（或者）體制優勢；相反，西方文明有天然的劣勢，必然導致其走向衰敗。這一類「研究」基本不顧事實和邏輯：它們總是預先設定了中國必勝的結果，再尋找證據，由此推出中國「戰勝」美國的必然性。庸俗現實主義派的論說也非常廣為流傳。他們把國際關係中佔有主流地位的現實主義理論，幾乎生搬硬套地用在如今中國外交面臨的種種危機上，並推導出「中美必然衝突」這一結論。庸俗現實主義派的庸俗之處在於，他們既不建構理論前提（如國際系統的無政府性），也不對「中國外交關係如何發展至今」的問題作實證分析，更沒有提出思考和把握中國外交的總體框架。這種思考方法是危險的。它用一個看似有效的學術概念掩蓋了現實狀況的複雜性和特殊性。在庸俗現實主義的影響下，許多人不再基於事實去判斷、分析國際形勢。國際關係的研判變成了對「陰謀論」的揣測，而且揣測得越危言聳聽，越多人贊同。

　　論證派和庸俗現實主義派的共同特點在於，他們都是「中國中心主義」，都很善於操縱公眾的情緒：論證派滿足了非理性民主主義者的民族自豪感，而庸俗現實主義派則操弄了人類對未知和外部威脅的恐懼感。隨着外交議題在社交媒體上變得越來越大眾化、娛樂化、庸俗化，中國外交逐漸成為了一個人人都在熱議、但少有人理性思考的話題。

　　本書希望給讀者帶來一個兼具學理性、批判性和對當下政治現實有所觀照的視角。本書希望表達的中心理念是：中國外交是中國與世界秩序互動的歷史過程。因此，如果要把握中國外交的方向，並提出分析和政策建議的話，我們首先要做的，是把中國放置在整個世界秩序中，然後去客觀地描述它所處的位置，以及其他國家與它產生互動的方式。這麼做有助於規避了從中國看世界秩序的智識錯誤，即「中國中心主義」。事實上，「中國中心主義」不僅是知識界、輿論界常犯的智識錯誤，也導致中國在過去無法與世界秩序接軌、發展一度停滯。

　　改革開放帶給中國最大的教益，就是中國的發展離不開與世界秩序接軌。歷史上，中國在過去曾兩次錯過跨越式的發展機遇。首先，在明朝時期，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但卻以天朝自居，主動閉關鎖國，錯過了大航海時代。大航海時期是全球分工體系初步形成的階段，所有參與了這一進程的歐洲國家都累積了相當的財富。其次，在革命時期，中國以世界革命中心自居，再次閉關鎖國，錯過了電器時代帶來的經濟高速發展時期。改革開放之後，世界進入「超級全球化」，國際分工出現了生產要素在全世界範圍的轉移，中國恰好是抓住了這一歷史機遇，才獲得了令人驚嘆的經濟和民生成就。

　　從這個角度而言，中國是現存世界秩序的受益者，中國的發展固然離不開自身努力，但更是參與世界秩序的結果。但種種迹象表明，中國與世界秩序的關係已不再如鄧小平時期那樣和諧。一方面，西方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陷入了「波蘭尼危機」：資本主義的發展，開始對支撐資本主義發展的社會組織造成了嚴重腐蝕。另一方面，隨着世界即將迎來以人工智能、量子計算機和5G等科技為標誌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各國都在為下一個發展風口作競爭準備，而矛頭紛紛指向中國。科技是決定國家發展高度的關鍵要素，但中國和美國乃至整個西方之間的科技「冷戰」恐怕已經打響。在2016年特朗普上台後，美國等國家開始對中國展開了科技競爭乃至封鎖，2021年上任的拜登更把對華科技競爭上升為美國國策。日本、歐盟也開始就價值鏈安全和科技安全議題對華警惕。這一趨勢對中國而言無疑是一個嚴峻的歷史考驗。無論是基礎科學研究還是應用研究，中國都很難脫離世界談封閉式的自主創新。

　　世界秩序也在逐漸失穩。當今的世界秩序是由美國在二戰後建立的，其基本特徵是以民主和自由為價值觀底色，構建民主國家範圍內的集體安全，注重以多邊對話機制解決國際衝突，以及鼓勵全球自由貿易。這一秩序也被國際關係學者和外交界看成為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圍繞着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美國建立了一系列包括聯合國、北約、世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在內的國際機構。中國在改革開放後，已經深深地嵌入了美國領導建立的體系之中，成為了世界秩序的利益攸關者。

　　然而，美國現在卻越來越有放棄領導世界秩序、退回孤立主義的傾向。美國在特朗普主政期間，曾把中國和俄羅斯標籤為「修正主義國家」，即挑戰世界秩序的國家。但令人費解的是，對當前世界秩序不滿的不是中國，而恰恰是美國。美國一直對世界貿易組織不滿，希望「另起爐灶」，建立另一個以自己為中心的區域性貿易組織。繞開聯合國對外發動戰爭，對美國而言已是慣常做法。美國在南海問題上譴責中國違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但諷刺的是，美國自己並不是該公約的簽約國。

　　一直以來，美國作為世界秩序的領導國家，承擔了維護世界秩序、為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的主要責任。但對美國來說，維護世界秩序的成本越來越高，收益卻越來越低。相反，中國在維護世界秩序方面做得越來越多。中國一直以來都強調聯合國的合法性，強調在疫情問題上尊重世衛組織的科學權威，同時也通過「一帶一路」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公共產品。維護世界秩序與中國的國家利益是高度重合的。中國也因此開始承擔越來越多的國際責任。

　　這種狀況引發了一個悖論：一方面，領導世界秩序的守成國希望改變現狀；另一方面，崛起國卻希望保持現狀。這種狀況在人類歷史上實屬罕見。基辛格曾說，西方人在談論中國時，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打造一個國際系統，既允許中國永久參與，又不被中國主導？同理，中國在外交上面臨的問題是類似的：中國如何在參與世界秩序的同時，避免與美國領導的國際社會發生過於激烈的衝突？回答這一問題非常具有挑戰性，本書也無意對此下定論。我們希望做的是，讀者在閱讀本書文章的同時，探索、分析並理性地思考出自己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