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物農場

關於喬治．奧威爾和《動物農場》　傅惟慈
 
〔1947年3月，奧威爾為烏克蘭文版《動物農場》專門寫了一篇序，該版由慕尼黑烏克蘭流落異國者組織於同年11月發行。奧威爾原稿已不可覓，這裡發表的是根據烏克蘭文譯文重譯回英文的。〕
 
我受囑為《動物農場》烏克蘭文譯文版寫一篇序言。我很明白我是在為我根本不了解的讀者寫這篇序言，我也知道他們大概也從來沒有絲毫機會了解我。
 
在這篇序言中，他們大概最希望我談一談《動物農場》是怎麼起意的，不過我首先要談一談我自己和我形成今天的政治態度的經歷。
 
我於1903年生於印度。我的父親是那裡的英國行政機構的一名官員。我的家庭是軍人、教士、政府官員、教員、律師、醫生等等這種普通的中產階級家庭。我是在伊頓受的教育，那是英國公學中最昂貴和最勢利的。但是我只是靠獎學金才進去的；否則，我的父親無力供我上這樣一種類型的學校。
 
離校以後不久（當時我還不滿20歲），我就去了緬甸，參加印度帝國警察部隊。這是一支武裝的警察部隊，一種憲兵一樣的隊伍，很像西班牙的國內警衛隊或法國的別動隊。我在那裡服役5年。它不適合我的個性，使我痛恨帝國主義，雖然那時候緬甸的民族主義感情並不十分顯著，英國人和緬甸人的關係並不特別壞。1927年我回英國休假時辭了職，決定當作家。開始時並沒有特別成功。在1928年—1929年之間，我住在巴黎，寫沒有人會出版的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後來我把它們都銷毀了）。在以後幾年，我的生活基本上是勉強糊口，過一天算一天，好幾次還捱過餓。只是在1934年起，我才能夠靠寫作的收入生活。與此同時，我有時接連好幾個月生活在窮人和半犯罪分子中間，他們住在窮人區的最破爛的地方，或者流浪在街上行乞和偷竊。那個時期我因為沒有錢才同他們為伍，但到了後來，他們的生活方式本身引起了我極大的興趣。我花了好幾個月（這一次是十分有系統地）研究英國北方礦工的狀況。到1930年為止，就整體來說，我並不認為我是個社會主義者。事實上，我當時還沒有明確的政治觀點。我所以成為擁護社會主義者主要是出於對產業工人中比較窮困的一部分受到壓迫和忽視的情況感到厭惡，而不是出於對計劃社會有甚麼理論上的想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