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鵰英雄傳(一)(亮彩映象修訂版)

第一回 風雪驚變
第二回 江南七怪
第三回 大漠風沙
第四回 黑風雙煞
第五回 彎弓射鵰
第六回 崖頂疑陣
第七回 比武招親
第八回 各顯神通
第九回 鐵槍破犂
第十回 冤家聚頭

 

序

「金庸作品集」臺灣版序

　　小說是寫給人看的。小說的內容是人。

　　小說寫一個人、幾個人、一羣人、或成千成萬人的性格和感情。他們的性格和感情從橫面的環境中反映出來，從縱面的遭遇中反映出來，從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與關係中反映出來。長篇小說中似乎只有「魯濱遜飄流記」，才只寫一個人，寫他與自然之間的關係，但寫到後來，終於也出現了一個僕人「星期五」。只寫一個人的短篇小說多些，寫一個人在與環境的接觸中表現他外在的世界，內心的世界，尤其是內心世界。

　　西洋傳統的小說理論分別從環境、人物、情節三個方面去分析一篇作品。由於小說作者不同的個性與才能，往往有不同的偏重。

　　基本上，武俠小說與別的小說一樣，也是寫人，只不過環境是古代的，人物是有武功的，情節偏重於激烈的鬪爭。任何小說都有它所特別側重的一面。愛情小說寫男女之間與性有關的感情，寫實小說描繪一個特定時代的環境，「三國演義」與「水滸」一類小說敘述大羣人物的鬪爭經歷，現代小說的重點往往放在人物的心理過程上。

　　小說是藝術的一種，藝術的基本內容是人的感情，主要形式是美，廣義的、美學上的美。在小說，那是語言文筆之美、安排結構之美，關鍵在於怎樣將人物的內心世界通過某種形式而表現出來。甚麼形式都可以，或者是作者主觀的剖析，或者是客觀的敘述故事，從人物的行動和言語中客觀的表達。

　　讀者閱讀一部小說，是將小說的內容與自己的心理狀態結合起來。同樣一部小說，有的人感到強烈的震動，有的人卻覺得無聊厭倦。讀者的個性與感情，與小說中所表現的個性與感情相接觸，產生了「化學反應」。

　　武俠小說只是表現人情的一種特定形式。好像作曲家要表現一種情緒，用鋼琴、小提琴、交響樂、或歌唱的形式都可以，畫家可以選擇油畫、水彩、水墨、或漫畫的形式。問題不在採取甚麼形式，而是表現的手法好不好，能不能和讀者、聽者、觀賞者的心靈相溝通，能不能使他的心產生共鳴。小說是藝術形式之一，有好的藝術，也有不好的藝術。

　　好或者不好，在藝術上是屬於美的範疇，不屬於真或善的範疇。判斷美的標準是美，是感情，不是科學上的真或不真，道德上的善或不善，也不是經濟上的值錢不值錢，政治上對統治者的有利或有害。當然，任何藝術作品都會發生社會影響，自也可以用社會影響的價值去估量，不過那是另一種評價。

　　在中世紀的歐洲，基督教的勢力及於一切，所以我們到歐美的博物院去參觀，見到所有中世紀的繪畫都以「聖經」為題材，表現女性的人體之美，也必須通過聖母的形象。直到文藝復興之後，凡人的形象才在繪畫和文學中表現出來，所謂文藝復興，是在文藝上復興希臘、羅馬時代對「人」的描寫，而不再集中於描寫神與聖人。

　　中國人的文藝觀，長期來是「文以載道」，那和中世紀歐洲黑暗時代的文藝思想是一致的，用「善或不善」的標準來衡量文藝。「詩經」中的情歌，要牽強附會地解釋為諷刺君主或歌頌后妃。陶淵明的「閒情賦」，司馬光、歐陽修、晏殊的相思愛戀之詞，或者惋惜地評之為白璧之玷，或者好意地解釋為另有所指。他們不相信文藝所表現的是感情，認為文字的唯一功能只是為政治或社會價值服務。

　　我寫武俠小說，只是塑造一些人物，描寫他們在特定的武俠環境（古代的、沒有法治的、以武力來解決爭端的社會）中的遭遇。當時的社會和現代社會已大不相同，人的性格和感情卻沒有多大變化。古代人的悲歡離合、喜怒哀樂，仍能在現代讀者的心靈中引起相應的情緒。讀者們當然可以覺得表現的手法拙劣，技巧不夠成熟，描寫殊不深刻，以美學觀點來看是低級的藝術作品。無論如何，我不想載甚麼道。我在寫武俠小說的同時，也寫政治評論，也寫與哲學、宗教有關的文字。涉及思想的文字，是訴諸讀者理智的，對這些文字，才有是非、真假的判斷，讀者或許同意，或許只部份同意，或許完全反對。

　　對於小說，我希望讀者們只說喜歡或不喜歡，只說受到感動或覺得厭煩。我最高興的是讀者喜愛或憎恨我小說中的某些人物，如果有了那種感情，表示我小說中的人物已和讀者的心靈發生聯繫了。小說作者最大的企求，莫過於創造一些人物，使得他們在讀者心中變成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藝術是創造，音樂創造美的聲音，繪畫創造美的視覺形象，小說是想創造人物。假使只求如實反映外在世界，那麼有了錄音機、照相機，何必再要音樂、繪畫？有了報紙、歷史書、記錄電視片、社會調查統計、醫生的病歷紀錄、黨部與警察局的人事檔案，何必再要小說？
 
倪匡評《射鵰英雄傳》

　　《射鵰英雄傳》是金庸作品中廣被普遍接受的一部，最多人提及的一部。自《射鵰》之後，再也無人懷疑金庸的小說巨匠的地位。這是一部結構完整得天衣無縫的小說，是金庸成熟的象徵。

　　在《射鵰》中，歷史人物和虛構人物的揉合，又有了新的發展。虛構人物不再擔任小角色，而是可以和歷史人物分庭抗禮了。郭靖自小就和成吉思汗在一起生活，後來更曾統率蒙古大軍西征。從此開始，金庸筆下對創作人物的處置，更加隨心所欲，有時甚至可以凌駕於歷史人物之上了。

　　這樣的安排，足以證明金庸對他所寫的小說的歷史背景，有了更深刻的研究和心得。讀者當可以發現，在歷史和創作的揉合之中，是極度的水乳交融，不著痕跡的。

　　《射鵰》最成功之處，是在人物的創造。《射鵰》的故事，甚至可以說是平舖直敘的，所有精采的部份，全來自所創造出來的、活龍活現、無時無刻不在讀者眼前跳躍的人物。
　　
　　金庸寫人物，成功始自《射鵰》，而在《射鵰》之後，更趨成熟。
　
　　《射鵰》在金庸的作品中，是比較「淺」的一部作品，流傳最廣，最易為讀者接受，也在於這一點。

　　《射鵰》中的「東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有傳統武俠小說的影子，但也成了無數武俠小說競相仿效的寫法。《射鵰》可以說是一部武俠小說的典範，在武俠小說史上，佔有最重要的地位。

　　愛情上的觀念，一直到《射鵰》，金庸還是堅持「一男一女」的「正確戀愛觀」，這種觀念，一直維持到最後一部《鹿鼎記》，才來了一個大突破。所以，在《射鵰》中，郭靖儘管和蒙古公主有婚約，可是在遇見了黃蓉之後，他只好在兩者之中擇其一，當然，感情上的挫折，也變成了故事的豐富情節。

　　《射鵰》熱鬧、情節曲折動人、人物生動豐富，是雅俗共賞的成功作品。

　　（節錄自倪匡《我看金庸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