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屋、貿易與歷史：臺灣與砂勞越人類學研究論文集

館長序
前言

臺灣排灣族的家屋與社會構成
從口述到書寫的歷史——臺灣原住民排灣族G村部落誌的撰寫與競爭對話
砂勞越的旱田、澤田與水田——演化階段？技術類型？還是因地制宜？
喧天的鑼與沈默的鑼——砂勞越峇南河中游Kenyah族生命儀禮中的銅鑼
岩燕之涎與筵宴之鮮——東南亞燕窩的商品價值與社會生產關係
「張」長屋（Rumah Chang）:一個砂勞越伊班族的長屋社群、歷史與區域貿易關係初探

參考書目


 

前言

　　這本論文集收錄了個人過去十多年間對於臺灣原住民排灣族（the Paiwan）以及砂勞越伊班族（the Iban）、加央族（the Kayan）以及肯亞族（the Kenyah）的人類學研究論文。臺灣原住民與島嶼東南亞以及大洋洲的多數族群同屬於南島語族（the Austronesian linguistic family），在語言學與考古學的研究上，學者公認臺灣是南島語族最古老的分布地之一，或者是可能的原鄉（Bellwood 1985, 1995; Blust 1984）。但是在民族誌以及社會文化人類學的領域中，將臺灣原住民的研究放在南島語族的脈絡中進行探討的著作，仍然不多。這裡的論文，是個人的一些初步嘗試。

　　以「家屋、貿易與歷史」作為標題，乃是因為這三個主題，涵蓋了收錄的六篇論文的研究主軸。家屋社會（house society）的理論自從法國結構人類學者C. Lévi-Strauss提出後，成為島嶼東南亞社會組織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讓人類學者聚焦於家屋如何「型塑」（constitute）而非只是「反映」（reflect）親屬關係以及社會關係的現象，並且開啓了建築空間人類學的研究領域。臺灣的排灣族，傳統上以石板構築單一家庭的家屋，家屋實體本身具有持久性，並且被賦予家名，因此家屋成為基本社會單位，以及歷史記憶的承載媒介。砂勞越各個主要的達雅克（Dayak）族群，則以長屋（long house）的聚落建築型態，聞名於世。但是，在平權的伊班族以及階序的肯亞、加央族之間，在長屋的持久性、內部階序分化、以及是否作為歷史記憶的載體方面，表現出不同的型態。此外，由於長屋與聚落的範圍相重疊，因此在砂勞越，長屋成為整個聚落的社群表徵，這點和排灣族的單獨家庭家屋，形成有趣的對比。

　　Lévi-Strauss基於家屋作為一種「物」而具有型塑社會關係的作用，將家屋社會視為「物崇拜」（fetishism）的原型。而在排灣族與砂勞越各族的民族誌實例中，除了家屋這個實體之外，也可以看出流通的物（貿易品）以及生產的物（農耕作物），在型塑社會關係上的作用。這一方面涉及貿易品的傳入、保有以及如何被在地社會吸納的問題。海洋貿易在東南亞地區具有久遠的歷史，並且和在地族群的社會形構，具有密切的關聯。包括對於貿易樞紐的掌控，如何成為社會階序的基礎，以及貿易品如何轉化為儀禮物，繼而鞏固社會的建構兩個面向。另一方面，對於砂勞越的伊班族而言，稻作農業的型態，除了生態適應上因地制宜的特性之外，也具有儀禮的意義，而成為長屋社會建構中重要的部份。

　　在本書的各篇文章中，第一篇〈臺灣排灣族的家屋與社會構成〉一文，綜合描述了臺灣排灣族的家族結構、家族繼承、家屋構造以及社會階序的關係。其中特別和Lévi-Strauss所提出的「家屋是父系與母系、血親與姻親、同胞與配偶等矛盾原則的超越、統合與化解」的論點，進行對話。

　　如果說〈臺灣排灣族的家屋與社會構成〉比較著重在傳統民族誌的保存與呈現，第二篇〈從口述到書寫的歷史：臺灣原住民排灣族G村部落誌的撰寫與競爭對話〉這篇論文，則是探討當代臺灣在原住民各族如火如荼的歷史書寫運動中，在親自參與撰寫地方誌的經驗中，根據觀察所見，鋪陳排灣族以貴族家系為軸心的歷史記憶，如何在口述歷史被書寫成為文本的過程中，呈現出不同的版本，凸顯出以家名、事蹟、論述脈絡與論述者的差異，所形成彼此間的競合關係。

　　在東南亞人類學與歷史學的研究當中，有一個長久以來的「常規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簡單來說就是區分低地與高地，或者海岸與內陸，或者河流下游與河流上游，這兩個地理環境區域。而且這兩個區域，又對應到兩種生計形態，以及兩種政治型態。一般來說，低地/海岸/下游的人們比較多進行水田稻作，並且比較多屬於王朝的子民；高地/內陸/上游的人們比較多進行山田燒墾，並且比較多保持部落型態，不固定屬於某一個王朝。但是東南亞的民族誌，往往就是會存在出人意表的例外案例。在第三篇〈砂勞越的旱田、澤田與水田：演化階段？技術類型？還是因地制宜？〉文中，我就用砂勞越伊班族以及Kelabit族的稻作農業不同的方式，論證我們不應該將這這三種農業，視為涇渭分明的類型，或者背後對應著不同社會複雜度的三個演化階段。我希望證明：在砂勞越的例子中，這三種方式，彼此間轉換的門檻很低，技術細節的共通性很高，三者往往並行不悖，取捨間主要是因地制宜的考量。同時，不論在伊班族或是Kelabit族的社會中，農業的技術偏好，都有社會聲望的考量因素在內，而非單純的糧食經濟問題。

　　接著第四篇〈喧天的鑼與沈默的鑼：砂勞越峇南河中游Kenyah族生命儀禮中的銅鑼〉，企圖探討Kenyah族人對於透過跨族群貿易輸入的鑼，如何賦予價值。而透過鑼在生命儀禮中的使用方式，呈現出價值在於它的兩個物質特性：沁涼與發聲。而這兩個特性，在Kenyah人的生命儀禮以及背後的人生觀及宇宙觀中，各有其重要的位置。同時鑼聲更具有聽覺層次的屏障作用，可以在重要祭儀的場合，在聽覺上隔離出需要的神聖空間。

　　其次第五篇，〈岩燕之涎與筵宴之鮮：東南亞燕窩的商品價值與社會生產關係〉一文，首先探討在中國消費者心中，燕窩的價值何在，論證中醫文獻如何一步步在自己的知識體系中，為這個外來珍品找到位置，建立其價值。這個案例可以用來和人類學中既有的價值理論（theories of value）對話。因為燕窩價值的產生，表面上是來自稀缺性（scarcity）與需求（demand），但是中國消費者對於燕窩價值的認定，其實很重要的是認知到以及想像出燕窩生產背後的勞動力，因此勞動力的價值理論，在燕窩的例子上呈現出一個轉折：就是勞動力本身並不直接產生價值，而是要透過文化體系（在這裡涉及的是中醫藥體系）的認定並賦予意義，勞動力才得以成為價值的內涵。這篇文章的後半段，則透過砂勞越兩個燕窩產地的比較，一個是多族群開放競爭的場域，另一個是階序化族群中貴族的壟斷，呈現出不同的生產關係，以及不同的產業前景。

　　第六篇〈「張」長屋（Rumah Chang）：一個砂勞越伊班族的長屋社群、歷史與區域貿易關係初探〉則是深入探討前一篇中從事燕窩生產的兩個社群中的一個。但是探討的觀點，從燕窩產業本身，轉為這個伊班族長屋社群如何看待燕窩產業，以及如何將自己在這個產銷鍊中原本不利的地位，轉換成優勢，並且將參與在此產業中的商品經濟收益，轉換成為社群的核心象徵―長屋―的美化，從而實現了社會的生產與再生產。在當代人類學關注的全球化議題中，往往強調地方社群的「能動性」（agency），認為面對巨大的全球化勢力的籠罩與碾壓，地方社群其實並不是完全弱勢無力的一群，而是有自己來自傳統文化的能力，或者用來自傳統文化的觀念系統，反抗或者至少過濾、詮釋這個基本上來自市場機制的勢力。

　　臺灣當代的社會大眾與知識階層，整體來說對於我們的近鄰東南亞，其實相當陌生，即便是多數媒體琅琅上口的「南向政策」或者「臺灣原住民是南島民族的源頭」等等論述，甚囂塵上。但是要說到真正對於東南亞，特別是島嶼東南亞的社會文化，在細節上仍然認識有限。希望這本小書當中的文章，能在這個方面引起大家的興趣，進一步花時間了解我們臺灣原住民，以及他們在區域上的文化親戚：島嶼東南亞，所擁有的豐富而且多采多姿的文化樣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