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才高德薄 功巨過顯
張雲風
我讀過古人寫作的《趙飛燕外傳》、《高力士外傳》、《李師師外傳》等外傳體小說，均屬紀事性質，羅列若干事例，篇幅最長的才數千字，內容單薄，寫法也單調。為此提筆寫作長篇歷史小說《李斯外傳》書稿。書稿通過寫李斯，寫秦始皇，寫那個時代，寫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制國家，在血火中誕生，隨即迅速滅亡的歷程，既有典型意義，又有警示意義。
我擇李斯作為主人翁創作歷史小說，是因為李斯生活在戰國末年至大秦帝國時期，那是個傳奇的時代，既威武雄壯又波譎雲詭，既異彩紛呈又光怪陸離的時代，湧現出許多知名人物，發生過許多重大事件。李斯為改變貧賤命運，實現人生價值，從楚國到秦國，從布衣到丞相，拼搏一生，經歷和閱歷都很豐富，幾乎跟所有知名人物和所有重大事件，都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因而素材多故事也多，大有寫頭。司馬遷《史記》著有《李斯列傳》，詳細記述李斯的生平事蹟，可以說是李斯的正傳。《李斯外傳》，採用外傳體類，既寫了正傳內容，又寫了正傳內容以外的內容，亦即行家所說的「故事中的故事」或「故事外的故事」。正傳內容講究真實，事必有據。外傳內容則不那麼嚴格，不拘泥不刻板，所寫之事可有據也可無據，合理想像虛構的成分更多些。比如嬴成蟜造反，《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述：「八年，王弟長安君成蟜將軍擊趙，反死屯留。」《李斯外傳》據此展開想像虛構，想像虛構李斯介入此事，運用詭道，將謊言忽悠成「真理」，將「真理」忽悠成謊言，三忽悠兩忽悠，竟為秦王嬴政化解了一場嚴峻的王權危機。小說圍繞造反與平定造反，圍繞造反檄文所言是真是假刻劃人物：嬴成蟜狂傲無知，樊於期凶惡陰險，呂不韋和秦太后窘迫難堪，華陽太后幸災樂禍，秦王憤怒疑惑，李斯胸有成竹，趙義、周媼、松友煞有介事，嬴氏宗室嬴班、嬴沖等先是觀望，繼是拜伏，確認秦王是秦莊襄王嫡嗣，姓嬴而不姓呂，絕非呂不韋的「奸生之兒」。諸多人物各就各位，音容笑貌，盡顯個性，栩栩如生。再比如李斯聽荀卿講課，李斯結識鄭國，李斯交往任愛（詐腐前的嫪毐），李斯考察東方六國，李斯偵察大鄭宮，李斯和蒙恬追留尉繚，李斯救援鄭國，李斯餞別呂不韋，李斯勸說蒙嘉自我了斷等情節，典籍裡均未見記載，而《李斯外傳》把它們歸到李斯名下，憑藉合理的想像虛構，編故事，講故事，娓娓寫來，侃侃道來，波瀾層疊，繪聲繪色，從而使李斯的事蹟更加繁富，也使小說的內涵大大擴展，反映社會生活，展現時代風貌，方方面面，多姿多彩。
《李斯列傳》評價李斯：「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指恰合時機的遊說），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趙高）邪說，廢嫡立庶。諸侯已叛，斯乃欲諫爭，不亦末（小節）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大節），乃與俗議（事實）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西周初周公姬旦、召公姬奭）列矣。」《李斯外傳》根據這一評價，對李斯做了這樣的定位：一位才高德薄，功巨過顯，大節有虧，由於晚節失守，以致身敗名裂的政治家。應當說，這個定位是準確的。李斯為人為官，集才高、德薄，功巨、過顯於一身，因才高而建巨功，因德薄而犯顯過，德與才並不兼備，功與過反差極大，大起大落，恨事悲情，到頭來死無葬身之地。
李斯的才出類拔萃。他通曉諸子百家學說，尤其通曉法家學說精髓，知識、智慧、謀略、遊說辯論，規劃設計、推理判斷、文學修養、書法功底等，都是一流的。他用天下一統的宏大構想遊說年輕的秦王，獲得信任與重用，為自己尋找到了強大的靠山。秦國掀起逐客風暴。他用一篇〈諫逐客書〉，挽救了自己及成千上萬逐客，得以在秦國站穩腳跟。秦王的身世詭秘奇特。李斯知道真相卻裝作不知，周旋於兩個最顯赫人物——呂不韋和秦王父子之間，在父親跟前絕不非議兒子，在兒子跟前絕不非議父親，兩邊落好，游刃自如。李斯的仕途以五十七歲為界，可分前、後兩個時期。前期，他用傑出的才能輔佐秦王，使之成就了帝業，兼併六國，統一天下，締造了一個疆域廣大，民族眾多，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制國家。後期，他用傑出的才能輔佐秦始皇，力主推行郡縣制，力主統一貨幣、統一度量衡、統一車軌、統一文字，力主強化法制，以法治國、依法治國等，均被作為「國策」，得到有效的貫徹實施。大秦帝國誕生，加強中央集權，維護國家統一，推進和確立封建制，是個陌生而全新的課題，沒有先例可供參照和借鑒，沒有聖賢給予示範和指點。秦始皇和臣屬李斯等，用一腔熱情與豪情，去嘗試去探索，想大事幹大事，每件事都幹得轟轟烈烈，風聲水起，充分表現出新興地主階級特有的朝氣蓬勃，昂揚向上，奮發有為的開創精神與進取精神。他們在短短數年內創建了前所未有的豐功偉業，最有生命力處是奠定了後世中國兩千多年封建政治的基礎格局。這一格局的某些精華部分，經積澱經演變，至今仍在沿用，影響巨大而深遠。
李斯的德存在瑕疵。他在青年時代說過：「詬莫大於卑賤，悲莫甚於窮困。」基於此，擺脫卑賤與窮困，追求尊貴與富有，成了他人生的目標，入仕的動力。他有私心有貪欲，這決定了他把「爵祿」（功名利祿、榮華富貴）看得極重，沒有爵祿力爭，有了爵祿力保，力爭力保都是全身心投入，毫不懈怠。他的性格、品格的最大弱點是「阿順苟合」——阿諛逢迎，巴結討好，說話辦事總是揣摩皇帝的心思，迎合皇帝的意志，目的在於邀寵，以謀取私利。李斯有才，但往往把才用偏，「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不注重不研究怎樣用正確的政治理念和明晰的政治方略，去彌補皇帝的缺失，每每熱衷於用驚人之想和驚人之語，取悅於皇帝。天下一統之後，他提出不少建議，均被秦始皇採納。如用和氏璧製作國家御璽（印文刻「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八字），將收繳的兵器鑄作十二個金人，驪山陵增建一項附屬工程——兵馬俑陪葬坑等。這些建議既非「明政」，亦非加強中央集權、維護國家統一之急需，只因秦始皇喜好，所以李斯提出，純是阿順苟合使然。秦始皇固然雄才大略，但在治國理政上多有缺失處，好大喜功，濫用民力，揮霍無度，處事決事的主觀性、盲目性、即興性和隨意性時時可見，造成人力、物力、財力極度透支，民不堪負，怨聲載道。李斯對此看得一清二楚，但從未正面進諫過直言過。為何？因為不敢，擔心進諫、直言有可能觸怒龍顏，丟失爵祿。李斯升任丞相以後，發生了焚書和坑殺方士事件。焚書，李斯是首倡者；坑殺方士，李斯是執行者。焚書和坑殺方士的出發點是為了箝制民眾思想，打擊刑事犯罪，鞏固中央集權、國家統一的成果，但方法簡單，手段殘暴，效果也未達到預期。東晉時，儒家信徒拿焚書和坑殺方士大做文章，惡意編造出個「焚書坑儒」說來，強加於秦始皇，成為他是「暴君」是「魔鬼」的標誌性罪證。
秦始皇時期，李斯德薄，雖有過失，然人品、官聲、形象，從總體上看都是正面的，好評如潮。西元前二一○年農曆七月，秦始皇駕崩於巡遊途中的沙丘（今河北廣宗西北），情勢驟然逆轉，李斯用背叛、變節之行徑，使其過失升級為顯過，乃至罪過與罪惡。其時，在巡遊隊伍中以及在全國，李斯官位最高，權力最大，肩負的責任最重。按禮按理，他都應當忠實遵從秦始皇遺詔，擁立秦始皇長子扶蘇為皇帝，並輔佐扶蘇，發揚光大秦始皇的功業，也是發揚光大他李斯的功業。宦官趙高妄進「邪說」。他完全有資格有能力殺趙高，除奸佞，確保皇權實現順利更迭。孰料關鍵時刻，他想的卻是尋找新的靠山，長保爵祿，居然聽信「邪說」，參與實施「廢嫡立庶」逆謀，擁立了秦始皇少子胡亥為二世皇帝。沙丘逆謀是一場政變，造成的惡果無法估量，加速了大秦帝國的滅亡，阻礙了中國封建制國家真正完成統一任務的進程。李斯在其中扮演了罪惡的角色，萬劫不復。此人說到底是個悲劇人物，悲劇源自大節有虧，源自晚節失守。他六十四歲任丞相時，曾說要保持晚節，造福於黔首及兒孫。三年後，他六十七歲時就把保持晚節事忘得精光，上了秦二世和趙高的賊船，成了三人政變集團中的樞紐成員。秦二世時期，李斯不論主觀意願如何，客觀上已淪為秦二世和趙高的幫凶，但受疑忌受擠兌，根本進不了趙高一手把持的最高權力核心。趙高掌控著秦二世，挾天子以令天下，把李斯玩弄於股掌之中，接著捏造個「謀反」的罪名，把李斯投進大獄。李斯曾任廷尉二十年，修訂《秦律》，法學思想和法學實踐的基調是「嚴威酷刑」。趙高對李斯亦用嚴威酷刑，「榜掠千餘」，製造血腥。李斯從天堂跌進地獄，體面與尊嚴盡失，飽受折磨與屈辱，求生不得，欲死不能，吃刑不過，屈打成招，招認了趙高需要他承認的所有罪款。一失足而成千古恨。李斯就是這樣的，晚節失守，失足成恨，付出的代價之大，實為古代著名政治家之最。然而，讓人費解的是，李斯對晚節失守對沙丘罪惡，似乎全不認識，或是刻意回避，從未進行過檢討與自責；相反，還吹噓什麼「忠」，死前遺言仍說「吾以忠死，宜矣」，至死不悟，不可救藥！世人歷來痛恨和鄙夷背叛者變節者。所以，李斯六十九歲時遭腰斬，夷三族，悲而不壯，慘而不烈，人們並不怎麼同情。
《李斯外傳》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寫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寫國運民生和世態人情，寫封建制和奴隸制的矛盾與對立，寫真善美和假惡醜的衝突與鬥爭，內容充實，底蘊厚重。修辭手法多樣，敘事清晰，描寫生動，議論、評述、辨正部分備見新穎。層次跌宕，語言活潑，人物形象鮮明。讀來饒有興味，亦堪回味。
《李斯外傳》是我歷史小說創作的最新成果，即將由大地出版社出版。特撰拙文，權當序言。
二〇二二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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