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身份與跨國網絡：馬來西亞砂拉越華人基督徒研究

詩巫華社，尤其是華人衛理公會，熱衷於族群記憶與歷史敘述。以鄉屬公會為例，福州公會、漳泉公會、海南公會、興化莆仙公會等均編撰、出版了多冊社團成立周年或重大活動的紀念特刊，記錄了各自鄉屬的移民歷史與發展成就。然而，此類歷史工程絕非僅限於舉辦慶典或編撰紀念特刊。本世紀以來，詩巫又興起修建紀念場所的熱潮，幾個頗具經濟實力和社會影響力的華人社團與詩巫市議會合作，修建祖籍地文化主題紀念公園和廣場。華人衛理公會亦參與其中，紀念美國傳教士富雅各，積極推動對教會歷史的書寫，強調教會在早期移民與地方發展中的作用。
 
馬來西亞華人致力於記錄移民歷史與構建族群記憶的事例並不鮮見，尤以祖神崇拜、宗教認同與鄭和記憶等較為典型。近年來，新生代華裔通過流行文化（如華語電影）反思後殖民時代民族國家的歷史論述，主動回應現實中的族群關係問題。然而，就筆者觀察，如詩巫華人這般熱衷於敘述族群歷史，開展如此密集而持久的重建歷史記憶的工程，實屬罕見。正如下文將要展現的，詩巫華社面臨年輕人流失、人口老齡化的嚴峻問題，老一輩華人正在思索如何為自己的生命記憶找到載體，將其傳遞給年輕世代。詩巫華人在生活領域的各個方面打造回憶空間 (spaces of remembrance)，讓自己彷彿置身於一個巨大的記憶之場 (realms of memory)，讓回憶成為日常文化實踐，使之不再局限於節日或慶典等特殊紀念時機。
 
法國學者莫里斯‧哈布瓦赫 (Maurice Halbwachs, 1877-1945) 提出了集體記憶 (collective memory) 的概念，強調社會框架 (social framework) 對記憶的形塑與重構作用，將個體記憶置於集體的結構之中。哈布瓦赫的集體記憶理論也預設了記憶的反面—遺忘，即不再擁有社會框架的東西將不可避免地被個人或群體遺忘。對於有共同記憶的同代人來說，集體記憶的社會框架將因代際更迭面臨瓦解。德國的阿斯曼夫婦在哈布瓦赫的集體記憶理論基礎上，從時間維度上進行了深化，開創了文化記憶 (cultural memory) 理論。根據記憶的時間跨度，揚‧阿斯曼 (Jan Assmann) 將記憶區分為交往記憶 (communicative memory) 與文化記憶。交往記憶指存在於日常交往中的短時記憶，鮮活地存在於人腦中。它通過群體內的代際傳播得以延續，將不可避免地隨著代際更迭而消亡，因此具有有限的時間跨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