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一事：做書的日子（一九八二至二〇二二）

上篇：人文社十四年（一九八二至一九九六） 001
一 走上出版道路 002
二 初入人文社 006
三 進入角色 012
四 幾套理論叢書 020
五 《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出版 028
六 四位學者型作家 034
七 參與管理，關注文壇 050
八 四位暢銷書作家 056
九 書緣：兩位錢先生 068
十 不同類型的選題策劃 078
十一 四部非虛構作品 088
十二 兩場版權官司 098
十三 人情與原則 108
十四 人生選擇 118

中篇：香港三聯八年（一九九六至二〇〇四） 127
一 赴港之前 128
二 從頭學起 134
三 語言關 142
四 在香港認識三聯傳統 148
五 回歸前後 156
六 兩個主題：香港和中國內地 162
七 文學熱退潮之後 170
八 「螞蟻戰術」：小書的生意經 182
九 開發新的產品線 188
十 王世襄與一份「無奈的合約」 202
十一 設計領先的原創畫冊和圖文書 212
十二 幾場版權糾紛 222
十三 深井中游泳的感悟 236

下篇：北京三聯九年（二〇〇五至二〇一四） 245
一 「地震」之後 246
二 我和北京三聯「對錶」 252
三 不可或缺的兩種「關懷」 258
四 楊振寧先生的兩次新書發佈會 264
五 雞肋：LP旅行指南在三聯 272
六 叢書，叢書！ 278
七 誰是頂尖學者？ 286
八 李澤厚先生與我的三聯往事 292
九 紀實類作品：亮點與難點 304
十 審稿背後的故事 316
十一 資源來自點滴積累 324
十二 三聯可以出版大眾讀物嗎？ 334
十三 兩位台灣女作家：齊邦媛和龍應台 344
十四 陳樂民與資中筠兩位先生的三聯緣 352
十五 陸鍵東先生和他的兩本書 358
十六 王鼎鈞先生和他的《回憶錄四部曲》 366
十七 《鄧小平時代》的出版前後 378
十八 生活書店的重生 388
十九 告別三聯 398

尾聲：商務印書館八年（二〇一四至二〇二二） 405

後記 428

 

序  

劉再復

　　三月間，李昕兄告訴我，他正在寫作一部回憶錄，追憶的是自己的編輯歷程。還說寫成之後希望我為他的新書作一序文。他的「希望」不帶任何「世故」之思，即沒想到由我這個海外遊子作序會不會帶來什麼不利影響。我答應作序也不帶任何「世故」之念，即完全沒想到李昕可是中國一流人文出版社三聯的總編等等。只是想到，我的寫作生涯與李昕兄的編輯生涯太密切、太息息相關了，我可以講講自己的感受。歷史的經驗固然值得注意，但自己的經驗和感受卻最可靠。我的經驗和感受告訴我：李昕可真是好編輯呀！

　　李昕編輯生涯的三個主要段落（北京擔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時期；香港擔任三聯副總編和總編時期；北京擔任三聯副總編和總編時期）都和我關係密切，具體地說，都支持過我，幫助過我，甚至是「啟動」了我。

　　使用「啟動」這個詞，絕非故作驚人之語。我可以告訴朋友們：如果不是二〇〇二年春的那一天，李昕和舒非（詩人，三聯編輯）一起到城市大學教師宿舍找我並鄭重地向我約稿，我可能不會寫出《紅樓四書》，也不可能寫出《雙典批判》等，我「返回古典」並燃燒起書寫古典的熱情，完全是那一天他們給點燃的。那一天，李昕以香港三聯負責人的身份看望我，知道我在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鄭培凱主持）正在講解《紅樓夢》、《三國演義》和《水滸傳》，就立即作出約稿的決斷。他用斬釘截然的語言對我說：「您的《紅樓夢》講稿，我們可以出版。您什麼時候交稿，我們就什麼時候進入編輯過程。」他講得一點也不含糊，一點也不猶豫。其赤熱的口吻，其堅定的態度，讓我立即感受到信賴與真誠，也感受到鼓舞。不管怎麼說，香港三聯是大陸官方背景的出版社，我作為一個海外遊子，已經多年沒有在這種出版機構出過書了。那個瞬間，我完全沒想到他如此大膽，如此坦率，如此「毫無畏懼」。在李昕與舒非的「感召」之下，我當時就作出一個重要決定：好，抓緊整理，整理好了就交給你們。大約努力了一年，我終於把《紅樓夢悟》整理出來了，舒非作為責任編輯很快就推出《紅樓夢悟》。沒想到，二〇〇四年，李昕兄調到北京三聯擔任副總編。離開香港前夕，他又告訴我：「《紅樓夢悟》，不僅要在香港出，我到北京後，也要在北京出簡體版。」這又給我一個意外的驚喜，使我信心百倍。於是，我又着手寫了《共悟紅樓》、《紅樓人三十種解讀》、《紅樓哲學筆記》。李昕兄指定曾誠、劉蓉林、徐國強等為責任編輯，於是《紅樓四書》就這樣在香港與北京先後問世了。見到「四書」的樣本，我和許多朋友說：「你知道這套書的第一原動力是誰嗎？是李昕！」

　　李昕在北京主持三聯編輯業務的九年裏（二〇〇五至二〇一四），我也開始了一段「回歸故國」的心事浩茫的歷程。從「返回古典」到「返回北京」，這純屬偶然。在這偶然裏，有一重要因素，便是一個名為「李昕」的人。因為他，我在三聯一鼓作氣出了將近二十部書籍，除了《紅樓四書》外，還有《賈寶玉論》（李昕退休後在北京三聯出版）、《李澤厚美學概論》、《雙典批判》（責任編輯朱競梅）、《隨心集》（責任編輯朱競梅），還有由鄭勇兄擔任責任編輯（後提升為副總編）、由白燁編選的《劉再復散文精編》十卷（《師友紀事》、《人性諸相》、《世界遊思》、《檻外評說》、《漂泊心緒》、《八方序跋》、《兩地書寫》、《天涯寄語》、《散文詩華》、《審美筆記》等）。在三聯的「敢為天下先」精神的影響下，也由於周青豐兄的推動，福建人民出版社、中信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也紛紛推出我的舊作與新作共六十種左右。幾年間，我的名字又重新走上祖國的大地和祖國的心靈，真的「復活」了。所以說李昕兄不僅幫助了我，而且「啟動」了我，並非虛言。

　　其實，在香港之前李昕的北京十四年（一九八二至一九九六）時期，我的文學生涯與李昕的編輯生涯就奇妙地聯結上了。他於一九八二年從武漢大學中文系畢業後便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到了一九八五年，他也只能算是工作之初。而我剛就任文學研究所所長，也是初弄潮流，很需要國家的金牌出版社支持。那時，我借助手中權力，想做一番打破「蘇式教條」的改革事業。一方面，我自己提出兩大理論：一是提出「性格組合論」，想以人性論打破階級論；二是提出〈論文學主體性〉，想以「主體論」哲學基點取代「反映論」哲學基點。當時我把「蘇式教條」當作「大風車」，把自己當作唐・吉訶德，真的是想衝撞搏鬥一番。沒想到，就在那個時刻，我和李昕相逢了。他支持我，要出版我的〈論文學主體性〉，但篇幅不夠，於是，我又選了一些相關的文章，編成一部《文學的反思》。李昕說，此書是「重頭戲」，書前要放張照片。我說，能否放一張我和愛人陳菲亞的合影，她為我抄寫稿子很辛苦。李昕滿口答應：「沒問題！」這張照片的刊登，讓菲亞高興了好久，說了幾遍「小李真不同凡響」。沒想到，書籍出版後，我的一位師長竟然給出版社提了意見，說：「把妻子的照片也放上去，太過分了。」因為這本書，我才知道李昕這位剛出茅廬的年輕編輯非同一般，做事不拘一格。我喜歡這種敢擔當、有作為的人才。李昕還有一件事讓我感動，就是我在「大戰風車」時，主編一套《文藝新學科建設叢書》，也得到他的全力支持。為了戰勝風車，我借用各種武器，其中包括自然科學的新三論（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進而我又在文學所開設一個新的研究室，命名為「新學科研究室」，請我的好友董乃斌和程廣林（程麻）當正副主任。新學科室的建立引起了非議。當時副院長汝信提醒我：文藝新學科名字太彰顯，有人不贊成。為了證明新學科的合理性與可能性，我策劃這套叢書，自己擔任主編。在這一「緊要關頭」，我請三位出版界朋友幫忙，一是文聯出版社的鄭榮來兄；二是中國社科出版社的白燁兄；三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李昕兄。沒想到，李昕兄又是滿口答應。他的支持真的鼓舞了我。於是，書籍一本一本問世。如果不是那場政治風波，這一番事業應當會給共和國的文化臉面增色。李昕對這套叢書的支持，讓我從內心深處把他當作「自己人」。儘管我從未有過「山頭」意識和「圈子」意識，但在無意中卻真把他當作八十年代「大戰風車」的同伴，「唐・吉訶德傻子王國」的兄弟了。因此，十幾年後在香港重逢，也算是「他鄉遇故知」。

　　在北京和李昕相識時，我只想到他是「年輕才俊」，可以助我這個「弄潮兒」一臂之力，並沒有想到他以後會是國家出版事業的真脊樑等等，直到他退休，我才恍然悟到，這麼年青，怎麼就退休了。那一瞬間我先是意識到自己老了，之後，便意識到，這個李昕真能幹。不僅有「識」，而且有「膽」，可謂學膽識兼備，他不僅善於「策劃」，而且有「策略」，做事比我穩當多了。不像我那麼「唐・吉訶德」，那樣老戰風車，也是在那個瞬間，我才意識到，自己已無「話語權力」了。只是今天讀了他的這本回憶錄，更明白自己對他的一切感受都沒錯。他真的默默地做了許多好事，包括出版《鄧小平時代》這樣的特大好事，為國家為他人默默地做了許多「嫁衣裳」。而我此刻在美國洛磯山下閱讀他的回憶錄，除了回應「默默的敬意」之外，什麼也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