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鬱與超越：司馬遷與漢武帝時代(二版)

　　深入解析司馬遷生命際遇的抑鬱與自我超越
　　逯耀東教授研究《史記》之畢生心血集成

　　 漢武帝時代，在學術、法制、軍事上都有空前的鉅變，在政治環境也形成高壓的君主絕對權威。司馬遷因「李陵之禍」而遭罪受刑，後人由此認為《史記》是對現實政治「微文刺譏」的「謗書」。但事實真是如此嗎？司馬遷如何超越現實桎梏，在不觸犯時諱的情況下，費盡心思保留當代歷史的記錄？司馬遷與《史記》，又對中國史學產生怎樣的價值、貢獻與影響？

　　本書是逯耀東教授的遺作，包含八篇論文及三篇附錄，從撰史的動機、內容次序安排的目的，再到現實政治產生的限制等，透過逯教授宏觀與細微兼備的史學觀點，一路抽絲剝繭，描繪出司馬遷藉《史記》「究天人之際 ，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既抒發滿腔抑鬱，又完成自我超越的完整圖像。

　　◎司馬遷如何避免觸犯時諱，保留真實歷史記錄？
　　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司馬遷透過史書誹謗漢武帝是「就算想也不可能做」的事。司馬遷在「隱略」的前提下，肇創以人繫事的「紀傳體」，並以「太史公曰」發論，來達到以「《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的目的，而「史贊」的形成，也為後世史學家開創空間，允許他們在嚴肅而客觀地敘述歷史事實之後，有一個發抒己見的機會。至於司馬遷在《史記》中未竟之意，只有「俟後世聖人君子」探索了。

　　◎司馬遷與《史記》對中國學術與中國史學，有什麼承先啟後的貢獻？
　　漢武帝時，計畫性地大規模搜集軼書，並建立典藏制度，設置太史令管理與整理圖書。司馬談與司馬遷父子對周秦以來文獻資料的整理，不僅對戰國以來新興的學術思想予以歸類，並將孔子所成的六藝，超越諸家之上，鑄定以後中國學術思想發展的版型。

　　司馬遷以丞相公孫弘「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為基礎，向「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過渡，「義」與「變」一字之易，創立了中國的傳統史學。《史記》既對上古的學術作出系統性的整理，亦為中國史學拓創了新的途徑，達成了兩個層面的「成一家之言」。

　　◎逯耀東教授研究《史記》之畢生心血集成
　　本書為逯耀東教授研究《史記》的畢生心血集成，對司馬遷與《史記》做了深刻的探討與深入剖析。無論是對〈太史公自序〉與〈報任安書〉的深入解讀，或細究司馬遷在《史記》全書中的架構安排、篇章聯繫、撰寫方式及個別紀傳的背後深意。透過本書，讀者將能理解《史記》的開創地位、文字背後隱晦且深刻的目的，司馬遷的情感及所思所想也由此躍然紙上。

作者簡介

逯耀東（一九三二～二○○六）

　　江蘇豐縣人。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班畢業，獲頒國家文學博士（歷史學）。曾任臺灣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畢生從事歷史教學與研究工作，尤專注於魏晉南北朝史、中國傳統與現代史學、中國飲食文化史。著有「糊塗齋史學論稿」五種、「糊塗齋文稿」五種。

司馬遷在撰寫《史記》過程中，因遭遇「李陵之禍」，內心鬱結，反映在他的著作之中，讓後人認為司馬遷在《史記》裡對現實政治「微文刺譏」，因而視《史記》為「謗書」。當然，司馬遷在寫作過程中，將其個人際遇的鬱結，有意或無意融於《史記》中，也是非常可能的。至於「微文刺譏」，誹謗今上，即使他想這樣做，在當時現實的政治環境下，卻是不可能的。不過，《史記》雖非專為司馬遷個人鬱結而發，但司馬遷撰寫《史記》時，遭受現實政治的壓抑，並且身受其摧殘。如何超越現實的桎梏，在不觸犯時諱的情況下，保留當代歷史的記錄，是司馬遷頗費思量的問題，值得深入討論。

司馬遷所創造的紀傳體，成為後世歷史寫作遵循的形式之一。《史記》是由一百六七十個主要人物編織而成，那裡有帝王將相之輩，也有雞鳴狗盜之徒，有慷慨悲歌的義士，也有窮途末路的英雄。這種歷史寫作形式讓後人產生一種錯覺，認為中國紀傳體是以人為主。事實上，中國的紀傳體本以敘事為主，和編年體一樣，同樣敘述歷史事件發展的過程，以及演變的因果關係，所不同的，編年體是以年繫事，紀傳體則以人繫事而已。司馬遷以孔子的《春秋》為藍圖，創造中國史學的新形式。《史記》的結構分為本紀、表、書、世家、列傳，形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即〈太史公自序〉所謂「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本紀為歷史發展演變的中心若北辰，年表以時間縱向貫穿，八書以時間橫向相連形成一個軸心，世家、列傳輻輳，形成一個向前運行的歷史巨輪。從表面上看各部分自成體系，互不相關，但事實上各篇間卻有無形的邏輯關聯性。司馬遷融合中國古史寫作的形式，鑄造成中國史學新的版型，並一直影響著中國兩千年史學寫作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