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前言與致謝

　　本書的名字是《大危機：全球挑戰和全球治理》，是因為筆者受到「多重複合的危機（polycrisis）」一詞的影響。美國歷史學家亞當．圖茲（Adam Tooze）認為，早在1960年代，世界各地的人們就發現了「多重複合的危機」，並開始應對「多重複合的危機」。

　　2015年，我出版了《重建世界秩序—關於全球治理的理論與實踐》一書（中國經濟出版社）。本書是《重建世界秩序—關於全球治理的理論與實踐》的兄弟篇。

　　我們的世界是全球化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並不一定是大多數人都讚美或者擁抱全球化，事實上，在有的國家或者社會，「抵制全球化」的人很，而有的政府，則從1990年代大力支持全球化的政策轉向反對全球化的政策，全球化正在變回不怎麼「全」的狀態，即「局部全球化」。不包括俄羅斯以及中國的世界確實不再「全」球化。有人宣稱「全球化已經死了」，是有一定道理的。信奉「經濟民族（國家）主義」（economic nationalism）者不是主張回到自給自足、閉關鎖國，就是主張政府和國家企業主導經濟，包括重回「計畫經濟」。全球化已經遭到了各種干預，但是，我們的世界終歸是一個全球化的世界。全球化的力量可能仍然柔而強，最終不是「死了」，而是「回來了」，「九死一生」。

　　自從全球化的概念在1980年代末在美歐誕生，30多年來，在各個學科，這裡僅指各個學科，人們用全球化看待歷史、現實和未來。在看待歷史方，認為全球化早已存在，幾乎以往的歷史都是全球化的歷史，提出了諸如「帝國為基礎的全球化」等各種全球化理論。實際上，人類的和世界的歷史和現實哪能如此簡單化為全球化。以往的歷史，確實存在全球化時代，但是，並不是所有的世界歷史都是全球化的歷史。把全球化追溯得那麼久遠更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全球化的發生、存續（持續）以及再發生，是全球化史要回答的中心問題。

　　我個人認為，全球化是19世紀（不管是否是「拉長的19世紀」）以來的世界過程（是不是「全」部世界，並不一定）。這一過程大概只有不到300年的時間。我不接受把19世紀以前的世界也叫做全球化的世界。經濟史學家德隆（J. Bradford DeLong）在2022年出版了他的《拉長了的奇跡（烏托）—20世紀經濟史》（Slouching Towards Utopia: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更進一步發展了他的關於人類財富之奇跡不過是一個近現代以來的現象的觀點，認為還是把1870年到2010年這段時期（即他的「拉長的20世紀」）看做一個連貫的整體為好：他認為這是世界第一個主要由經濟發展推動的時代。在這個時代，經濟發生了跨越式成長，源於技術進步，特別是三種推動了快速和持續進步的元創新：現代企業、科研實驗室和全球化。得益於這三種創新，德隆認為，愈來愈多的人飛奔向「經濟的黃金國」，這是前人幾乎無法想像的豐饒之地。我把德隆說的「烏托邦」理解為他的「經濟奇跡」—這確實是「奇跡」，因為以前（18世紀末以前）根本不存在這樣的現實。

　　值得提到的是，北京大學經濟學家張維迎對德隆這項研究的高度重視。張維迎介紹了德隆的研究，認為人類歷史上97%的財富，是1750年以來的270多年創造的。

　　上述300年，哪些時段是全球化，哪些時段不是全球化，全球化是如何發生的和再發生的，我在本書不進一步展開討論。有興趣者參考筆者即將出版的專著（龐中英著，《全球化簡史和全球化研究學術史》，北京：中國出版集團中譯出版社）。

　　全球化的世界充斥著更多的、更難的、未知的、頑症的，甚至令人難以樂觀的巨大全球問題。一些最為嚴峻的全球問題已經受到持續而過分的關，例如全球氣候變化，但是，截至目前為止，對全球挑戰的全球治理並不成功而有效，許多全球問題失控，已經演變為全球危機，例如全球氣候變化已經演變為全球氣候危機。

　　新冠病毒危機（2019年12月以來）是一場尚未結束的空前全球危機。這場危機居然使全球氣候危機不那麼為全球人關注了，儘管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UNFCCC）在新冠大流行期間仍然繼續。2023年伊始的現在，令人悲哀的是，儘管「放開」，人們獲得行走的相對自由，新冠危機在中國等地已經進入其第四年，在寫作前言與致謝時，世界衛生組織（WHO）等尚未宣布新冠疫情結束。新冠危機使聯合國在2015年（聯合國成立70週年時）確定的全球永續發展目標（SDGs）不大可能在2030年如期實現，人類個體發展和社會發展在21世紀面對著長期大倒退的前景。

　　亞當．圖茲在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的一篇專欄文章中使用了「多重危機」一詞，宣布了「多重危機時代」的到來。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WEF）年度的《全球風險報告》（2023年）則認為，2030年左右世界將發生嚴重的「多重危機」。

　　30多年前，蘇聯解體後，歐盟成立，一些全球領袖充分意識到從冷戰轉變為全球治理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一度人們普遍認為全球問題可以獲得解決。全球治理的邏輯沒有問題，但是，太簡單了。冷戰剛結束時的1990年代初，與關於「冷戰後世界」的各種論述（如「歷史終結」、「文明衝突」等）一起，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因而產生。然而，冷戰結束30多年後的今天，全球治理也陷入危機。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烏克蘭位於地理上和戰略上的歐洲中心。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戰爭標誌著1945年以來總體和平的歐洲再次有了大戰，俄羅斯領導人甚至多次威脅在烏克蘭使用核武器。聯合國和聯合國系統在遏止侵略戰爭、結束侵略戰爭上尚未發揮出應有的作用。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當然地繼承了蘇聯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席位。

　　主要由於全球化發生了問題，世界經濟在21世紀的現在以及未來有可能陷入類似1930年代那樣的「大蕭條」（The Great Depression）。如果21世紀發生「大蕭條」，全球化真的就死了。

　　氣候危機、大瘟疫、戰爭、大蕭條，都是全球危機的表現形式。在全球的、區域的、在地的各個角落，我們都以自己的方式經歷著複合的全球危。我們不知道，也難以預測全球危機的持續時間。大危機可能將真正結束「長的19世紀」和「長的20世紀」代表的全球化。

　　本書反映了我過去五年（2017-2022年）的全球研究，涉及「全球化、全球危機和全球治理」三個相互聯繫的議題。

　　本書第一部分討論了或者涉及到了全球治理的起源、全球治理的限度、國際體制及其成敗、全球大國協奏、金德爾伯格陷阱、氣候變化、永續發展、全球海洋治理等。

　　在區域層次解決問題的情況和前景是否要好於在全球層次？這是本書第二部分的主要內容。這裡的區域指的是全球的區域，包括人們熟悉的各個世界地區，以及各種跨區。我一直關心世界上三大跨區：第一個是大西洋，第二個是太平洋，第三個是目前正在興起的印太地區。在區域層次和跨區層次上的思考和研究，深化了我的全球研究。

　　新冠疫情把我的過去五年也分為兩部分，一個是疫情前，一個是疫情後。疫情前，除了在高校教學，我還有很多國際性的學術活動。2020年1月5日，我來到世界著名的新加坡尤素夫伊薩東南亞研究院（ISEAS），擔任「資深訪問研究員」。ISEAS位於新加坡國立大學（NUS）肯特崗校區，其鄰居包括APEC秘書處。在ISEAS，我試圖開展關於《（1982）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的專門研究。ISEAS圖書館藏有新加坡著名國際法教授許通美（Tommy Koh）捐贈的「私人手稿」（private papers）。那是研究《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獨一無二的一個文獻源頭。可是，我哪裡知道，新冠疫情在2019年12月已經在中國武漢首先爆發。疫情很快影響到新加坡，我在新加坡的生活和研究逐漸不正常，甚至吃飯都成了問題。在ISEAS關閉以後，我不得不提前結束訪問研究，並於2020年5月回到北京和青島（在上海隔離兩週，那是人生首次被隔離）。從那以來到現在，近三年，我再也沒有了往日的全球各地訪問研究的機會，我的全球化學術生活大中斷了。本書的主體內容是在疫情期間寫的。

　　本書第三部分收錄疫情前的一些評論文章，是為了反映我在新冠大流行爆發前的重要學術思考。新冠疫情前，我們現在遭遇的一些世界大變化如「大中斷」、「大分化」已經在醞釀。我在疫情前夕的2019年就討論了預防世界經濟的系統性中斷、評論了一系列重要的全球人物，如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哈佛大學約瑟夫．奈伊等的觀點。

　　本書中的一個關鍵字是歐洲國際關係中的「concert of powers」。我一直認為把「concert」翻譯為「協調」是有問題的。這是中國的「國際關係史研究」存在的一個問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在沿用「協調」後，下定決心把與「concert」對應的中文「協調」改為「協和」等，而最近，則乾脆翻譯為「協奏」。

　　這裡，我要感謝的人很多，限於篇幅，無法一一致謝。

　　最重要的是，五南圖書法政編輯室副總編輯劉靜芬小姐和責任編輯呂伊真小姐為本書出版付出巨大努力。山東師範大學馬建英教授推薦我聯繫劉靜芬小姐。

　　江蘇常州大學副教授涂志明博士在參考文獻方面提供了極其重要的協助。

　　原《華夏時報》國際版主編商灝先生邀請我在《華夏時報》開設專欄（2018-2019年）。商先生對我的草稿十分寬容，編輯時絕不改變我評論文章的原意。

　　中國海洋大學原校長于志剛教授關心本書的編輯和出版。

　　四川大學經濟學院領導熊蘭教授、蔣永穆教授，四川大學經濟學院米軍教授等同仁關心本書的編輯和出版。

　　我的許多前學生或者在學生，如浙江行政學院副教授卜永光博士、人民出版社責任編輯劉敬文博士、瀋陽師範大學講師馬偲雨博士、四川大學經濟學院研究生郭豪同學等，在本書編輯過程中，提供了必不可少的鼓勵和協助。

　　謹以本書念見我的雙親。我父母都生於1933年，屬雞。我父親龐映明是中國傳統讀書人，承繼家學，主要職業是醫生。我母親李美霖是平民。從1930年代到21世紀，我們那代人歷經多少暴風驟雨，拉拔大我們同胞八個姐妹兄弟。但他們的晚景實在是無限淒涼。2019年9月12日，在老家山西大同，我父親在貧病交加中逝世，享年近84歲；2023年1月13日，我母親也在老家孤獨離世，享年近90歲。1981年，我以老家「文科狀元」考入天津南開大學。從此，我只有寒暑假才能與父母相聚。有很多個春節，沒能回家看望父母。尤其是最近三年（2020-2022年），在外地任教的我看望母親的機會一次次地被無情的疫控阻隔。40多年來，我一直違反「父母在不遠遊」的古訓，卻受到父母的鼓勵之溺愛，放心地遊走世界各個重要角落，忽略了父母的年齡和健康，尤其是照顧父母極端不夠。雙親走的時候，我都不在雙親身邊，抱憾終身。中國已經提前進入「特色」老齡化社會—「未富先老」。我父母在千年中國第一個老齡化時代的衝擊下離世。

龐中英

2023年1月29日，於北京市昌平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