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手寫論文，左手寫科普：生理學者潘震澤自傳

——臺灣大學生命科學系教授　于宏燦

代序

我的回憶

　　已故美國科普名家古爾德(Stephen J. Gould, 1941～2002)曾寫過：「科學家自傳是種有缺陷的文體，且無可救藥。」他雖沒有明言那麼說的理由何在，但我們可以想像眾多科學家的成長、求學、入行以及工作的經驗，大致都有類似之處；加上傳主如果研究的是生僻冷門的題目，或不厭其煩將丁點大的成果一再吹噓，那麼引起讀者不耐，也是必然的結果。

　　近代中國大儒錢鍾書(1910～1998)也在書序中寫道：「我們在創作中，想像力常常貧薄可憐，而一到回憶時，不論是幾天還是幾十年前、是自己還是旁人的事，想像力忽然豐富得可驚可喜以至可怕。」可是一語道破了許多回憶錄的缺點。

　　看了以上兩位我所尊敬人物所寫的話，對於自己寫作的回憶文字不免有些惶恐。我想，多數的傳記大概都有類似的問題，不獨科學家傳記為然；古爾德身為科學家，難免對同行的要求高了些。我私心所效法的，乃是胡適先生的《四十自述》。他在自序中寫道：「我們赤裸裸的敘述我們少年時代的瑣碎生活，為的是希望社會上做過一番事業的人也會赤裸裸的記載他們的生活，給史家作材料，給文學開生路。」我沒有胡適那麼崇高的理想，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事業，就只想以一介庶民身分，把腦海裡記憶鮮明的事寫出來，給自己留下一份紀錄。

　　記憶的確是種相當神奇的腦部功能：對於某些經驗，我們幾乎能過目不忘，歷久彌新；還有的一些，則是稍縱即逝，好似從未發生過。有些記憶，我們再三珍惜，不時從腦海中喚出，並樂於與人分享；有些則刻意深藏，絕不輕易表白。

　　然而，我們也都知道，記憶可能相當不可靠。神經心理學者沙克特(Daniel Schacter, 1952～)曾經寫過《記憶七罪》(The Seven Sins of Memory, 2001)一書，細數人類記憶的缺失，像是常見的「短暫」、「健忘」與「空白」之類。此外，記憶還可能遭到主觀的扭曲，甚至出現憑空捏造，或受有心人士誤導及置入等情形出現，讓人不得不防。

　　但就算記憶有許多缺失，它還是我們最珍貴、且是別人奪不走的財產。記憶是經驗沉澱下來的部分，也是人類意識的基礎；要是少了記憶，我們將不會知道自己是誰，身在何處，學習也將發生困難，更別提語言文字的發明了。事實上，在文字傳承尚不普及的年代，經驗豐富的耆老，是社會之寶，也是所謂的「行動字典」；這些人所仰賴的，就是超人的記憶。

　　回憶過往是人之常情，邁入中老年後，難免懷念逝去的青春年華。人在成長過程中經歷過的一些人與事，總要在多年之後，才曉得其意義何在。個人屬後知後覺型，對許多事情開竅甚晚，甚至到目前仍一竅不通（好比政治與金融）。因此，個人在成長過程中，常有許多茫然及困惑的時刻，不曉得某些說法是對是錯，更不知道如何回應。這些困惑常置心頭，讓自己多了自省的機會，也對某些事物場景的記憶格外鮮明。

　　因此個人在邁入中年後，就以主題分類方式，著手寫作自己的經歷與過往，藉此機會整理自己的記憶。寫作的主題包括宗教經驗、讀書、觀影、賞樂、搭機、留學、研究、教學、翻譯以及生病等。這些文章有的順利發表於報章雜誌，有的則從未正式發表；如今有機會將其整理，做有系統的全面展示，自然是讓人高興的事。

　　人在年輕的時候，看著年長者的所作所為，難免心想將來我也要這樣，或是我絕對不要變成那樣。大學時代參加社團，玩過生涯規畫的活動；其中要每個人在一張紙上，寫下自己五年、十年、二十年後以及到退休前希望成就的事。如今回想，不禁為年輕時的童騃啞然失笑；當年一廂情願的想法，與現實根本不能相比。人生道路諸多轉折，有時是自己的選擇，有時則是身不由己。年輕時總覺得事事操之在我，年紀愈長，發現自己能掌握的實屬有限。當年瞧不起的人與事，到頭來自己可能也好不到哪裡去。

　　個人這一生要說有什麼特別以及值得一書之事，大概要算活了兩個相當不同的前半生與後半生吧！自大學畢業考入研究所、踏入學術研究殿堂起，長達二十七年時間我都浸淫其中，未嘗離開；然而在那最後六年，我開始涉足科普書的譯介工作，不單連續翻譯了七本科普書，同時還開始在報紙副刊寫作專欄文章。之後迄今的二十一年來，我更完全脫離了學術研究，以翻譯、寫作為主業，兼課為副業，又完成了十七本譯作以及四本著作。

　　我之所以會做出這樣的選擇，自然有家庭的因素，但更多的是一份想要完成自己夢想的心願。我只能說自己很幸運，兩個半生都能從事自己喜歡的工作，並且做出點成績。從生物學的角度而言，每個生命都是隨機的產物，卻是獨一無二的存在。人之一生無論有多少成就，終將還諸天地。認真活過每一天，給親人、朋友及社會留下一些有形無形的影響與回憶，才是更重要的事吧？！
 

潘震澤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一日於美國密西根州特洛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