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江佳城 : 香港華人古墓兩千年史

引言
上篇 古墓中的半部香港史
第一章 上古至漢代古墓
第二章 晉唐至宋元墓葬
第三章 明代香港墓葬：並非空白期
第四章 清代早期至開埠前墓葬
第五章 晚清至民國墓葬
中篇 香港古墓叢談
第一章 廣式墓葬的構件與工藝演化
第二章 福德公、義塚與壽基
第三章 墓廬：禮失求諸野
第四章 繞不過的風水：香港堪輿觀念史
第五章 翰墨之光：墓碑中的香港書法史
下篇 香港名墓探尋
結語


 

引言

　　筆者撰寫本書初衷，是源於多年前，第一次閱讀《香港碑銘彙編》，這部三大冊的文獻綜錄，乃是研究香港以致華南歷史的重要工具書。筆者注意到，書中收錄的碑銘，最早是著名的西貢大廟灣南宋咸淳十年（1274）刻石，而緊隨其後的，卻是康熙四十九年（1710）的錦田便母橋碑。

　　從南宋到康熙末年，這差不多五百年中，香港的碑碣石刻，竟然是一片空白？

　　從出土文物可知，整個元明時代，香港有年款的文物，寥寥可數，能列舉出的，如元朗廈村東頭村出土的成化十一年（1475）款石柱礎，足以說明，明初此地已是文明之區。

　　香港因為獨特的歷史地理原因，躲過了近代多次的文物劫難，例如太平天國、抗戰，「文革」等。但是對香港歷史稍有涉獵者，都知道香港地面文物的一次重大浩劫，是清初的「遷界」，即清初為禁止華南沿海居民接濟反清之台灣鄭氏，從順治十八年（1661年）開始，由兵部尚書蘇納海等倡議，頒布遷海令。遷海範圍各省不一，有的從海邊起算五十里，有的是四十或三十里。負責勘界的官員在界線上立碑，並設立墩台，派兵駐守，位於界外的居民須全部遷走，私自出界者為死罪。這次遷界在香港分三期執行，順治末年為第一期，康熙二年（1663年）再遷，康熙三年（1664年）的一次最為徹底，這次遷界的結果，是連香港所屬的新安縣也裁撤掉，因為新安縣大部分都在遷界之內，，絕大部分村落哀鴻遍野、渺無人煙。整個新安歸併東莞縣，恢復了明代中葉的狀態。

　　康熙八年（1669年），兩廣總督周有德與廣東巡撫王來任有感於沿海內遷居民的苦況，上奏請求復界，遂於是年准許遷回復業，但仍然規定以海邊為界，不得出海。

　　關於香港遷界時期的歷史，研究者極少，雖然從官方文件看，這段時期的香港理論上是「邊防禁區」，除了守軍之外，當然乏善可陳，可是經歷過漢唐到宋元明朝，這裏已經是海濱的一片沃土，各大家族在元朗附近的平原上，已經生息了數百年，這裏的房屋田產，是無法背井離鄉，帶到別處的。可以想像，在這片山高皇帝遠的偏僻之地，遺留下來的大量田宅，祠堂廟宇，必定成為守軍和潛入界內的當地人覬覦的目標，甚至本族人也很可能在遷走之前，將能拆走的盡量拆走。

　　這就是為甚麼現時香港的地面上，幾乎沒有明代及之前的完整民居和祠廟建築，也是史學界與文物學界的一個初步共識。筆者曾多年考察珠三角以及廣府地區的祠堂寺廟，在廣府地區，明代祠堂有相當數量的留存，其特徵也非常明顯，容易識別。

　　從香港現存最古老的幾座宗祠看（香港的廟宇和寺院現存最早的都是清中晚期建築，比祠堂晚得多），例如屏山鄧氏祠堂、龍躍頭松嶺鄧公祠等，從族譜記載來看都是明代始建。考察其細節，可以發現，地面鋪砌的紅砂巖地磚，紅綠砂巖柱礎等，均為典型的明代手法。但是兩座祠堂的樑架，下部雕鏤精工富麗，顯然是康熙末年的做工。

　　從松嶺鄧公祠的中座「萃雲堂」更可以看出明顯的痕跡，面向天井的一組綠砂巖柱礎，為仰覆蓮花紋八角綠砂巖，這是典型的明代中後期手法，然而其上的樑架，無論用料和裝飾手法，與珠三角的康熙中後期祠堂完全一致。

　　年紀稍長的讀者，尤其是經歷過抗戰或者曾在內地生活過的，都有類似的經驗，即木頭和瓦片門窗這類容易拆解的建材，在以前都是很受歡迎的。一間荒廢的房屋，最先被拆走的，一定是木構和瓦片門窗，而石柱礎、牆和地磚，則不易搬動。這就完美地解釋了為甚麼香港目前找不到一座原裝的明代磚木建築，反而在東莞增城一帶，並不罕見。

　　走筆至此，筆者要帶出寫作本書的緣起，即香港明代史跡並非一片空白，相反，香港仍保存了從宋到明的地面建築，這就是香港的古墓。

　　墓地俗稱「陰宅」，本來就是陽間建築的一種體現，在經歷了遷界的劫難後，只有安靜地避居在深山老林裏的這些古墓，躲過了洗劫。它們靜靜地守護着墓主，以碑銘上的文字，告訴來者墓主的身分，甚至還具備民居建築的形態，充分展示了香港明代到清代的某些建築特點。

　　廣東的習俗，一向重視祖先祭拜與安葬，現存的唐宋時代古墓，大部分經過後代重修和改建，保持原貌的鳳毛麟角，而明清古墓，在當時除了具有慎終追遠的意義，還多了一重顯示家族威儀的社會功用。在這種功能的驅使下，墓葬在地面的建築部分，愈發顯得複雜，裝飾功能明顯，並且重視碑銘文字與風水布局。

　　正因墓葬具有這樣複雜的功能，在香港金石文獻文物極為缺乏的情況下，這些隱藏在山林中的古代墓葬，就成為研究宋代以來社會史的第一手資料。墓主的身分、墓葬的形式、碑銘文字的含義，甚至裝飾上的藝術與書法價值，都是一部生動的香港風土歷史，並且很可以彌補香港沒有明代以前建築文物的遺憾。

　　香港開埠以來，呈現出另一種情形，從一個海邊的小縣，一下子成為東方的都會，在這一百多年中，香港墓葬也呈現出明顯的變化：一方面，墓葬的特色，從廣府系摻以客家風格，轉變為以近代廣式墓為主；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廣府墓葬文化已經深遠地影響到香港。

　　由於內地在1949年之後，一直在「移風易俗」的口號下改革殯葬，並且墓葬地的產權幾乎不受保護，因此廣式墓葬的研究極為缺乏。但事實上，近代廣式墓葬是一種極具藝術與人文價值的綜合建築。

　　晚清以來，廣府地區流行一句諺語：順德祠堂南海廟，番禺笨蛋修山墳。這是指南海、番禺、順德這三個廣府最核心、最富庶之地的建築之精美。順德以祠堂著稱，南海的廟宇最精緻，而番禺，最多的卻是「山墳」，此話怎講？

　　原來這裏的「番禺」，並非今日廣州下轄的番禺區，乃是指昔日的番禺縣所管轄，即今日廣州北京路以東和環市路以北的範圍，也就是越秀區北部和天河、白雲兩區的大部分，晚清以來屬於白雲山範圍。昔日這裏是省城的靠山，羣山連綿起伏，自宋代以來就是省城以及附近廣府地區上流社會的墓葬集中地。明清以來尤其是清末，白雲山墓葬的奢華精美，已經成為當時一景，甚至連外國遊客也將之製成明信片。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晚清的廣式墓，其藝術和建築價值與民居住宅中的「西關大屋」是等量齊觀的。

　　抗戰前的香港，其文化參照以廣州為最高標準，墓葬形式當然也完全照搬廣州，這就使香港保存了數量可觀的完整的廣府風格墓葬。雖然香港沒有保存「西關大屋」式青磚石腳的晚清廣式大宅（澳門有少量留存），然而值得慶幸的是，香港保存的近代廣式大墓，其年代與數量，剛好接上廣州白雲山的餘緒，成為廣式墓葬的最後一章。

　　更值得一書的是，香港在辛亥之後，開闢了屬於華人的永久墓園，這樣就將源自西方的公墓形式引入廣式墓葬中。在廣州，没有完整保存1949年之前的公共墓地，這是一大遺憾，而香港的公墓制度一直很健全，也使得其中的廣式名墓在一百多年中一直保存完好。如果說廣式墓葬是一部大書，那麼她的上半部在廣州，下半部則在香港。

　　香港擁有令人着迷的古墓資源，坊間此前也有不少關於香港古墓的書籍問世。不過筆者發現，這些書籍，絕大部分都是以談論風水為主，所謂覆墳證穴、尋龍問山，而真正從形制、工藝、銘文等方面進行學術的探討者甚少，尤其是研究香港舊文化者，往往對於廣府非常陌生，離開了香港的實例，不知道類似的事物在廣府是怎樣的，這樣談論各種建築或者文物，便很容易成為無源之水，原因很簡單，香港的風俗文化，與廣府息息相關。

　　由於篇幅和文化背景不同，本書只探討香港華人墓葬的歷史。1841年以來長眠在此的外國人墓葬，其實也是一部值得研究的大書，只能待有志者繼續開拓。筆者的專業是古代文獻學，古墓研究只是業餘愛好，希望這部小書能吸引更多的讀者，去關心和愛護這些屬於香港，屬於全體市民的珍貴遺產，更要知道這片土地上並不是沒有文化歷史，足以有引以為自豪的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