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記與對話(續集) ：戰後臺灣自由主義知識典範言論述

自 序
第一部分 筆記戰後臺灣胡適之政治民主言論述
周質平〈新時代的新人物──為胡適與趙元任逝世紀念日而寫〉
陳之藩〈東風與西風：胡適論第二黨〉
陸鏗〈奉命通知胡適為總統候選人〉
國史館《黃杰警總日記選輯》
聶華苓〈雷震與胡適〉
胡適〈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一個看法〉
胡適談〈法統〉
胡適〈美國的民主制度〉
胡適〈美國大學的革新者──吉爾曼的貢獻〉
胡適的國大會議與民主改革
胡適〈自由中國之重要性〉
胡適〈國家發展科學培植人才的五年計劃的綱領〉
李青來〈羅家倫談胡適使美二三事〉
胡適批評「人民公社」制度
清算胡適自由民主思想
胡適談〈容忍與自由〉
胡適談〈科學精神與科學方法〉
胡適談〈新聞記者「辯冤白謗」的責任〉
胡適談〈終生做科學實驗的愛迪生〉
胡適反對修憲的6則新聞報導
胡適談〈弭兵會議〉
胡適談〈中國之傳統與將來〉
李青來〈王世杰談胡適與政治〉
唐德剛《胡適口述自傳》與《胡適雜憶》
陳雪屏〈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關於胡適之先生的年譜和晚年談話錄〉
第二部分 筆記戰後臺灣葉公超國際外交言論述
葉公超我對於聯合國的觀感
葉公超1954年杪在美的對社團講演
葉公超第十屆聯合國會上的三篇演講辭
葉公超談亞洲民族主義與共產主義
葉公超致詞追念陳納德將軍
葉公超從外交部長到駐美大使
葉公超與蔣廷黻的「外蒙入聯案」
葉公超回大學授課的重溫舊夢
葉公超的幽居歲月20年
葉公超寫魯迅和梅貽琦
葉公超與《中日和約》的簽訂
第三部分 筆記戰後臺灣余英時歷史文化言論述
余英時《人文與民主》
余英時《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
余英時《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
余英時《民主與兩岸動向》
余英時《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
余英時《歷史與思想》
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
余英時《余英時回憶錄》
林載爵主編《如沐春風：余英時教授的為學與處世》
李懷宇《余英時談話錄》
顏擇雅《余英時評政治現實》
周言《余英時傳》
陳致《我走過的路：余英時訪談錄》
林載爵主編《心有思慕：余英時教授紀念集》
第四部分 對話李顯裕談自由主義的精神與思想
對話〈余英時對香港政治的評論之探討〉
對話〈余英時在香港時期所承受的文化精神與思想〉
對話〈余英時與新儒家思想的交涉〉
對話〈余英時與胡適：政治思想層面的探析〉

 

自序

　　2021年8月5日，我在臺北得知余英時先生的過世消息，為了整理余英時先生有關的文字，我在書房翻箱倒櫃的找了一些有關於他的著作與資料。除了重讀這位學人出版的部分著作之外，我還發現了自己多年來所保存下來的剪報資料，很值得在這裡略作介紹和記述下來，提供有意研究者的參考。

　　誠如我在拙作《筆記與對話：臺灣百年雙源匯流文學的淒美絢麗》的〈自序〉提到，檢視我現在所保存的剪報資料和論著中，其蒐集的時間與內容，大部分是與當代中華民國歷史有關的政治或學術界，特別是戰後隨國民政府來臺之後，在工作或職務上與臺灣發展歷史有密切關係的人物，特別是崇尚自由主義精神與思想的知識菁英，他們所發表具有典範作用的精闢文字。

　　胡適之先生人生的最後階段，在臺灣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時因心臟突發猝死於會場，最終安葬臺北南港中央研究院園區。葉公超先生則在駐美大使任內被召返回國之後，長居國內，鬱卒於臺北。余英時先生雖長居美國，但他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經常撰寫評論，關心兩岸政治與學術發展，在美過世長眠在普林斯頓大學校園。

　　以下各篇，全是針對閱讀自由主義者胡適先生政治思想與其著作有關筆記，接著閱讀葉公超先生的筆記，最後是余英時先生的論著記述。另外，有關胡適先生與自由文學的筆記部分，已先收錄在我已出版的《筆記與對話：臺灣百年雙源匯流文學的淒美絢麗》一書裡，這裡繼續選錄的是有關胡適先生戰後發表政治民主言論的文字。

　　本書第一部分【筆記戰後臺灣胡適之政治民主言論述】。回溯1970年，我初進輔仁大學攻讀圖書館學，在構思與決定撰寫【近代學人著作書目提要】之後，即開始展開了選讀、借閱和蒐購各類圖書文獻資料的功課。

　　1978年，我的生活逐漸在臺北穩定下來，就把原本留在臺南老家「拙耕園」，保存在「安溪書齋」的圖書文獻等資料，跟著我北上擺置溫州街公寓住家的書架上。

　　剛搬進去住的一段時間，我閱讀與蒐藏圖書資料的進度和數量是呈現快速成長的增加，但隨著小孩的陸續上學，因為需要騰出書架空間，讓他們也可以擺放書本，迫使我可以放置保存的地方已經未能容許我繼續的再增加，相對地我蒐藏圖書和剪貼資料也就逐漸地減少了。

　　2004年，我又因為舉家的遷住萬隆蟾蜍山居之後，「安溪書齋」的擺放圖書資料亦受限於空間，我不得不再次忍痛地把部分的圖書捐出，以減少蒐藏的數量，避免造成「書災」，但我仍小心翼翼地保存下了部分的剪報資料。

　　本書第二部分【筆記戰後臺灣葉公超國際外交言論述】。距離我當年構思與決定撰寫【近代學人著作書目提要】的時間，已經超過半世紀，而我僅能保存下來的近代學人圖書與文獻史料，日前除了發表過的〔閱讀胡適筆記〕、〔閱讀張道藩筆記〕，和〔閱讀陳奇祿筆記〕之外，現在我也把蒐藏葉公超的〔閱讀葉公超筆記〕整理出來。

　　筆記葉公超先生的這部分剪報，記述他有三個重要階段的時間點與工作職務：第一階段是1949-1958年，他任外交部長期間。1949年（45歲）之前，他在北京大學擔任教授、西南聯大外文系主任，曾與胡適、徐志摩合辦《新月》，與聞一多創辦《學文》等文學雜誌，凸顯了他表現出自由主義精神與思想。

　　抗戰勝利，他轉進政府部門工作，1946年4月至1947年5月，任外交部參事兼歐洲司司長，6月至1949年1月，任常務次長至10月任政務次長。然1949年6月，即奉代總統李宗仁、行政院長閻錫山之命，以次長代理未到任部長胡適的職位，10月真除升任外交部長。1952年，他代表政府在《中日和平條約》上簽字；1954年，與美國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第二階段是1958-1961年，他任駐美大使期間。1958年（54歲）8月初，在「八二三炮戰」前的臺海危機時，他從外交部長改派任中華民國駐美國大使，接替董顯光大使；1961年（57歲）底，因「外蒙古入聯合國案」奉召回國，改任行政院政務委員。第三階段是1962-1981年，他結束外交官生涯。自此藉書法和繪畫的過著平淡生活，期間曾於1970年，代理新埔工業專科學校董事長，1978年5月，受聘總統府資政；1981年（77歲）11月，因心臟病逝世於臺北，度其最後餘生階段的20年。晚年的葉公超描述「怒而寫竹，喜而繪蘭，閒而狩獵，感而賦詩」的生活，自稱其為「悲劇的一生」。

　　本書第三部分【筆記戰後臺灣余英時歷史文化言論述】。2021年8月1日，一代史學大師、中研院院士余英時在美國紐澤西州普林斯頓的寓所逝世，享耆壽91歲。讓我聯想起濟慈（John Keats, 1795-1821）名詩〈希臘古甕詠〉中的這段：

　　當一整代都在年華裡凋落／唯你仍在，面對人們的哀愁，作為人們的朋友，你會宣說，「美即真，真即美」──這就是包括你們在世上所知，以及當知的所有。

　　「美即真，真即美」── 這就是包括在世上所知，以及當知的所有，彰顯了知識之路上的真與美。余英時先生在探索知識上真與美的成就，是他兼治錢穆的史學通識與胡適先生的考證治學，整合地建立自己的治學之路。在治學途徑上，余英時先生認為胡適先生是一位人文學術思想上的通識治學之士。余英時先生在通識治學的道路上，融會錢穆的中國傳統文化、胡適先生的西方現代文化，與楊聯陞先生的社會科學等三位老師的學術研究精華，蔚成當代中國學術思想的巨擘，在通識治學上所立下的典範言論，令人敬佩。

　　檢視了我剪報蒐集余英時先生在報紙上所發表的言論，我發現有些文字已經過了余英時先生與出版商的努力，這些單篇的言論，陸陸續續都被審修成專書發行。所以，我在【筆記戰後臺灣余英時歷史文化言論述】的這部分，不採取我之前純粹閱讀報章的筆記方式，而是透過閱讀市面上已出版余英時先生專書，以及聯經公司於2022年11月出版了〔余英時文集〕的套書，綜合來加以筆記余英時先生歷史文化言論的記述。

　　當前我們最主要的工作，應善用胡適先生、葉公超先生與余英時先生三位自由主義的傳承知識群英言論，將其等所遺留的豐富學術文化資產，透過傳播知識的創新轉化成可以發揚「中華文化中自由主義精神與思想的民主典範」，光大其文化風華的發揮「軟實力」（soft power）效果。特別是當前秉持本土文學或臺灣文化主體性的書寫，凸顯了我們這代善用中華文化優勢來描述臺灣生活的智慧。

　　戰後臺灣自由主義知識群英，我們發現胡適先生在中央研究院園區蓋有胡適紀念館，典藏胡適的文物與著作，余英時先生則是透過聯經出版公司設置「余英時人文著作出版獎助基金」的方式來鼓勵後學，至於葉公超先生截至目前我們未知有否其留下紀念性文物，或許我們可以運用民間與政府的合力來發展「巧實力」（smart power）效果。

　　本書第四部分【對話李顯裕談自由主義的精神與思想】。我擔任與談李顯裕博士發表論文的年份與與篇名，從2016年〈余英時對國民黨的歷史評論〉文；2017年〈余英時對臺灣政治發展的評論及歷史意義──以兩岸關係為中心的初探〉文；2018年「余英時與新儒家」文；2019年〈余英時對香港政治的評論之探討〉文；2020年〈余英時在香港時期（1950-1955年）所承受的文化精神與思想〉文；2021年〈余英時與新儒家思想的交涉〉文；到2022年〈余英時與胡適：政治思想層面的探析〉文，合計7篇。

　　上述7篇論文中，我已將2016年〈余英時對國民黨的歷史評論〉文；2017年〈余英時對臺灣政治發展的評論及歷史意義──以兩岸關係為中心的初探〉文等兩篇與談文，在增修文字內容之後改為〈余英時自由主義思想與兩岸關係評論〉，收錄在2020年拙作《臺灣政治經濟思想史論叢（卷四）：民族主義與兩岸篇》一書裡。另外，2018年〈余英時與新儒家〉文，則是改寫入2021年〈余英時與新儒家思想的交涉〉一文。

　　因此，與談人的對話這部分，我收錄的是2019年〈余英時對香港政治的評論之探討〉文；2020年〈余英時在香港時期（1950-1955年）所承受的文化精神與思想〉文；2021年〈余英時與新儒家思想的交涉〉文；2022年〈余英時與胡適：政治思想層面的探析〉文等四篇。

　　針對余英時先生代表的自由主義精神與思想，誠如顯裕老師提到：余英時先生學術精神是以畢生學術研究來尋求關於現代中國思想問題的答案，而這也是一種最嚴肅、最負責的態度，他既有著知識分子創造知識的成就，也有著知識分子現世關懷的人文精神。我認為余英時先生實至名歸，當之無愧。

　　隨著年紀增長與生活體驗，和面對當前國際環境的嚴峻，我是愈來愈能感受與理解19世紀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Leo Tolstoy, 1828-1910），當他在撰寫《戰爭與和平》巨作的時間裡，其所專注「創作即生命」的精神，我應該更要珍惜自己這段人生難逢和平時期的際遇，樂在「閱讀是生活、書寫是樂趣」地享受山居歲月。

　　本書的得以接續《筆記與對話：臺灣百年雙源匯流文學的淒美絢麗》之後的出版，除了謝謝李顯裕教授惠提卓見，我要特別感謝方集出版社賴洋助董事長、李欣芳主編、立欣責任編輯和團隊人員的協助，讓我這系列的作品呈現在大家眼前，並請不吝賜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