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運的轉危為安：再探民國政府遷臺初期的軍事與外交（1949－1955）

　　2021年4月30日出版的英國《經濟學人》期刊（The Economist）以聳動標題：〈臺灣是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The most dangerous place on Earth）作為封面，意味著當前的臺海情勢暗潮洶湧。然而，1949年至1950年中華民國政府剛退到臺灣，百廢待舉、內外交困，而中共正積極準備攻臺時，完全孤立的臺灣情勢才是真正危險。
　
　　＊從軍事外交來看1949年政府遷臺後的危機與轉機
　　＊深入探討大陳江浙反共救國軍與一江山戰役
　
　　1949年底政府從四川遷臺，在1950年前半，南澳島、東山島、海南島失守，嵊泗列島、舟山群島自動撤退，廣東海面萬山群島戰役開打。相對於平靜多年的現在，當時在韓戰爆發之前，美國、蘇聯、中共三方的政策演化與彼此互動關係，都讓中華民國政府能否守住臺灣，劃了一個大大的問號。
　
　　韓戰爆發以後，軍事與外交局勢轉變，國軍在沿海島嶼不但固守，也有數次突擊行動，踏出反攻大陸的第一步。
　
　　從1949年後半的大遷徙，到1955年《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生效，短短五、六年的關鍵年代中，中華民國政府能夠在臺灣、澎湖、金門、馬祖站穩，並且奠定了後來發展的基礎，不論從海峽兩岸或是國際情勢的發展來看，軍事和外交的因素都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

　　回顧1950年代前期的世局，是美國和蘇聯所分別領導的民主和共產國家間的冷戰和熱戰交互進行的時代，也是兩岸不斷兵戎相見的時代。其中對中華民國生存發展影響最大的，首推中共的作為和美國的對華政策。中共毛澤東政權在那關鍵年代，對內推動無產階級專政的仇恨統治，使得許多對它有期待的人民失望、甚至轉而反對，而它在國外向蘇聯史達林政府亦步亦趨地學習、徹底進行對蘇聯「一邊倒」的政策，則冷卻了美國與之建立關係的期望。
　
　　美國原來在中國內戰中已經決定袖手，有人甚至準備接受中共占領臺灣，卻因為中共與蘇聯結盟，正式對史達林臣服，讓蘇聯勢力直入東亞和南海，因此考慮改變對臺灣的政策；接著韓戰的突然發生，顯示共產集團勢力不斷對外擴展，於是決定介入臺海。史達林、金日成和毛澤東的決策和美國的因應，反而形成了中華民國在臺灣復興的契機。
　
　　韓戰中止之後，中共立即增兵沿海，企圖攻略浙東沿海島嶼，作為再進犯金門以及臺灣的第一步，與國軍不斷進行海空交戰。最後在1955年1月，共軍以最先進的裝備、十餘倍的三軍兵力、壓倒式的絕對優勢，攻下了浙江外海大陳列島的門戶一江山島。反共救國軍在孤軍奮戰、明知有死無生的戰鬥中，所表現的大無畏戰志和重創共軍的戰果，卻鼓舞了全國朝野，也感動了美國國會，隨即通過了授權美總統在臺海用兵的《臺灣決議案》，進而促使參議院批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只是美方卻因其全球戰略的考慮，主動願意協助將大陳軍民撤回到臺灣。而蔣中正總統為了要確保金門和馬祖，乃致力進行對美國的外交交涉，終於在美方提供了祕密保證，願協助臺北防衛金馬之後，同意撤回大陳軍民。於是，中美兩軍於1955年2月間在密切合作下，將大陳三萬二千軍民全數安全撤來臺灣，建立了一個兩國兩軍大型軍事合作的成功範例。
　
　　讓我們一起跟著作者胡為真博士，回顧檢視在那艱難的時代中，政府的反共救國軍游擊隊和陸海空軍軍人，以及各級外交人員，為著保衛國家安全、促進國家利益而殫精竭慮，從大陸上的慘痛失敗轉而在臺灣復興的關鍵過程。
　
　　關於反共救國軍的整建，也可參考以下史料：林桶法主編，《冷戰下的國軍游擊隊──反共救國軍》（上下冊）。

本書特色

　　＊《蔣中正日記》出版後，首部完整權威引用。

作者簡介

胡為真

　　原籍浙江省孝豐縣（今湖州市安吉縣孝豐鎮），1947年生，中華民國陸軍上將胡宗南及教育家葉霞翟校長之子。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系畢業，美國喬治城大學外交碩士，南非斐京大學戰略研究所國際政治學博士，美國哈佛大學訪問學者。 獲頒中華民國一等景星勳章、國安局一等磐石獎章等中外勳獎章十餘座。

　　經歷
　　在外交及國安單位服務四十年，曾任外交部禮賓司長、駐德國及駐新加坡特派代表（大使）、國安局副局長執行官、國安會副秘書長、秘書長，總統府資政等職。 曾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兼任講師、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系、外交所兼任副教授、中原大學講座教授。 現任政大書院生涯導師、政大世界校友總會常務理事、中華軍史學會理事、中正文教基金會董事等。

　　著作
　　《從莫斯科華語廣播看蘇俄對華政策》、《美國對華一個中國政策之演變》、《疾風勁草：胡宗南與國軍在大陸的最後戰役（1949-1950）》、口述歷史（汪士淳撰述）《國運與天涯：我與父親胡宗南、母親葉霞翟的生命紀事》、《情到深處：胡宗南將軍與夫人葉霞翟在戰火中的生命書寫》；增編《胡宗南上將年譜》、《胡宗南先生文存》、《令人懷念的胡宗南將軍》；審定《百戰忠魂：胡宗南將軍圖文傳》等書籍及專文數十種。
 

第五章 中華民國外交困境的突破

1949年至1950年，當共軍逐漸控制大陸並在緊鑼密鼓地準備進犯臺灣和外島時，民國政府在外交關係上也問題重重，而外交關係的重要性在於彰顯國家的主權，並在國際上維護中華民國的地位與法統，而法統又影響海內外華人的政治認同與實質支持，便與國家的生存密切相關。

當時各主要國家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中、美、英、法、蘇五個常任理事國最為重要。其中蘇聯係在1949年10月1日中共建政的第二天即宣佈承認其政權，10月3日雙方建交；英國則在1950年1月5日宣佈承認中共是「中國法律上的政府」，但維持在臺灣淡水的領事館，其後再與中共建立代辦級外交關係；另外的常任理事國法國則因為當時的第四共和才剛從二戰後復國，在政治、經濟、軍事上都需要美國協助，不敢得罪美國，和臺北暫時維持外交關係，直到1964年。除此之外，南亞大國印度在1949年4月民國政府遷往廣州時，其大使館也如同美國大使館留在南京，印度駐華大使潘尼卡（K. Panikkar）以駐華外交團團長之身分，竟還先把使館名冊交給中共，到了12月31日，便通知民國駐印度大使館，即行停止外交關係。在其他雙邊外交關係上，東歐共產國家均已承認中共，雖然南美各國、菲律賓、南韓及義大利均還與美國一致，尚不擬承認中共、在名義上仍然與中華民國有邦交，但真正將使領館遷來臺灣的幾乎沒有，而都是採取觀望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