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權力 (電子書)

《實用歷史叢書》出版緣起
前言

第一篇案裏乾坤：揭開泛權力的面紗
泛權力公式
衍生權力的分類
權力收益有多少
食利者
一切以衙門為中心
為什麼權力會泛化
如何判斷一個人的權力大小
聽領導的話
選官制度的變異
制度是活的

第二篇案中操作：泛權力作用案例選
別迷戀桃花源，那只是個傳說
定罪是門大學問
亂判胡同女屍案
「蘇州哭廟案」的不同解釋
一個人的戰鬥：浙江倉庫虧空案
小人物林清的「教主夢」
總督難翻案
聖庫是塊大蛋糕
殺個太監真不容易
冤案是怎樣煉成的
楊乃武洗冤實錄
誰將珍妃推下井去
「被害人」歸來

第三篇拍案驚奇：文藝作品中的奇案
白鼠精的無底洞到底有多深？
蔣門神的權力網絡
梁山泊的排名政治學
特殊的官場報恩法
多收了四塊錢
暗度陳倉搶節敬
卸任前亂判糊塗案
欽差查案到浙江
朝中有人好辦事
愣頭青與好官

後記
參考文獻

前言

　　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段光清奉委出任浙江海鹽知縣。

　　海鹽縣政務的一大要點，也是難點，就是「辦漕」。全國漕糧年定額為四百萬石，海鹽一個縣就超過了五萬，可謂是一個漕務大縣。段光清自述：「余昔坐書房時亦聞有漕規之說，不知海鹽漕規之弊乃有如此之甚也！」新縣太爺到了任所後，才真正領教了傳說中的「漕規」。那麼，海鹽漕務有什麼弊端呢？

　　海鹽縣的百姓，分三六九等，有紳戶、衿戶、訟戶等名目。紳戶，就是在任或者卸任的官宦人家。紳戶繳納漕糧，每石並不交足一石，缺斤少兩，習以為常；衿戶，是有科舉功名在身、但沒有做官的士人家庭，每石交足一石，依法辦事，不能缺斤少兩。官府也不多收濫取。

　　訟戶，則是正在縣衙打官司的百姓人家，都是那些久拖不決的案件的當事人家庭。或許是迫於當事人反覆上訴、越級上訪等壓力，海鹽縣默許「訟戶交米，或一石加一斗，或一石加二斗不等」。也就是要多收他們一兩成的漕糧。而對於一般老百姓，「漕糧非一石收至兩擔以外，不能運到京師」。也就是說，「三戶」以外的布衣平民，法定的一石漕糧的義務，至少要繳納兩擔以上才能過關。所以，每到臨近收漕的時節，海鹽縣衙就擠滿了報案的、上訪的人，大家都來爭當「訟戶」。

　　在「三戶」之外，還有更厲害的「包戶」。一些強者，仗勢包攬他人的納糧，收取好處。比如，強者向平民每石按照一石五斗來徵收漕糧，只繳納官府一石，賺取五斗好處。而一般小戶，樂於接受包戶的「公道標準」，紛紛投靠他們，請他們代交漕糧，以避免官吏的敲詐，避免更大的損失。

　　這還僅僅是徵稅對象群體中的漕規，與之相對的收稅群體中的弊端更多。除了正常的地方官吏、差役外，段光清發現，「自糧道、幫官、旗丁、委員及各衙門所薦收糧朋友，皆有漕規」。有關部門的官吏，都想從中分一杯羹。清朝有專門的漕運、河道系統，兩大衙門實行「條塊結合」的管理模式。他們自然要從漕糧徵收中自肥，雁過拔毛。省、道、府等上級官府的長官們又「推薦」了不少「朋友」，幫忙海鹽縣徵收、起運漕糧。如此美意，段光清是不敢拂的。

　　漕糧由專門的船隊沿大運河北運。期間，驗收官吏尺度的寬窄、押運兵丁看管糧食的鬆緊、販運船夫裝運糧食的快慢，甚至是船老大心情的好壞，都能影響海鹽漕務的成敗。自然，他們每個群體都發展出了潛規則，能從中得到實惠。此外，作為「統治民族」的浙江八旗子弟（旗丁），藉口漕糧供應京畿，主要是為了滿足京師八旗的生活需要，也自告奮勇，前來幫忙。對這些爺，段光清即便打心底裏覺得就是群紈褲子弟、痞子流氓，表面上也不敢得罪。最終，「旗丁又於每年收縣幫費之外，又收民間折色米三四千擔。」段光清問前任：「這些人已經收了我們海鹽縣的幫費，為什麼還要收折色米？」前任回答：「此亦明知而不能解者也。」向來如此，誰又有辦法改變呢？

　　起初，漕糧徵收穀米實物，後來因為運費、勒索等額外開支都強迫縣裏支付，海鹽就開始徵收「折色」。也就是徵收銀兩。至於漕糧按照什麼標準折算銀兩？銀子又怎麼個收法？這就又大有文章可做啦。

　　綜上前述，前任知縣向段光清感歎：「海鹽之漕，所以不可辦也。」這差事，簡直沒法辦！（段光清：《鏡湖自撰年譜》）

　　沒法辦，也得辦！紳戶、衿戶、訟戶、包戶、漕口、河道、上司的朋友、旗丁、押運兵丁、船夫等等群體層層篩過後，學者估計，清代每運一石漕糧到北京，老百姓實際繳納的糧食在三石以上。這還沒算上時間成本和人力成本。如果按照綜合成本來算的話，一石漕糧的成本逼近四十兩白銀。（倪玉平：《試論道光初年漕糧海運》；李作棟：《新輯實務匯通》卷六十七）這是一個什麼概念呢？段光清一年的俸祿是四十五兩白銀。一石漕糧幾乎可抵一個知縣的年俸。北京官民吃的是天價大米！

　　天價大米，權力作祟。每個群體，只要有些實權在手，就盯上漕糧漕務，牟取私利。漕口、河道衙門自然不必說了，紳戶有官員身分，衿戶有科舉功名，不是親密接觸公權力，就是有權力網絡能間接影響地方政務；訟戶雖然沒有公權力關係，但能利用官司和上訪等行為，對地方官吏造成負面影響；運輸船隻上的一般兵丁和船夫，看似無權無勢，可人家也利用經手漕糧的一線身分，在微觀和實踐層面上，對漕務施加影響。總之，所有人都有或大或小的、紙面之外的實際權力。這些權力給他們帶來了巨大的好處，大到一石糧食數十兩白銀的好處，助推天價大米的產生。

　　海鹽的漕規，是各方面群體長年累月博弈之後的結果。大家都接受了現實。比如，老百姓接受了「三戶」的存在，默認了不平等，忍受盤剝。他們的反抗，最多是爭當「訟戶」。而且，一些百姓還歡迎「包戶」的出現。這可看作不同群體在權力因素下的現實選擇。又比如，以段光清為首的地方官吏，接受了條條塊塊、各級衙門插手分肥。清帝國體制下的相關衙門和人群，都有公權力在手，段光清作為體制內的人，誰都得罪不起，他能做的只是維護現有漕規的平穩運行：大家都按「規矩」辦事，該拿多少就拿多少，不能多貪多占。旗丁在幫費之外，可以拿走三四千擔糧食；海鹽縣的「包戶」包攬漕糧的規模也是有「規定」的，「舉人包米一百六十擔，副榜八十擔」。每個群體發揮權力的空間、獲取利益的規模，都有約定俗成的限制，不能無限制發揮。

　　層層累積，海鹽漕務的現實情況和朝廷紙面上的規定，千差萬別。估計，每個新接觸的人都會像段光清那樣，發出「漕規之弊乃有如此之甚也」的感歎；離任時，又會像他的前任那樣做出「明知而不能解者也」的苦歎。

　　《泛權力》一書，對準這些中國古代「明知而不能解」的權力現象，認為存在權力泛化，進而提煉出「泛權力」的概念。它包括兩層意思。第一層意思是在微觀層面上，古代權力所有者的實際權力與法定權力不相符，常常存在額外的、不明確的權力。比如，相同崗位上的不同官員，實權有大小，作為有高低。此外，白紙黑字上的權力是固定的、明確的，但很多個體，通過分沾公權力，或者通過關係網絡，獲取了事實上的權力。比如，海鹽縣包戶對一般百姓就有包攬漕糧的權力。第二層意思是在宏觀層面上，政府力量的擴張是中國古代史的一大趨勢。明清時期，官府公權力氾濫，橫行到其他領域，大有「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的趨勢。這與西歐社會中「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的狀況截然相反。

　　本書會對泛權力及其衍生概念進行一番論述，並輔以大量案例講解。我的一個基本判斷是，不管有否意識，古人都置身於泛權力網絡的籠罩之下，極難置身其外。即便遁世如陶淵明者，也未能完全超脫於權力網絡之外，隱居生活是相當不如意的。

　　本書二○一○年初春在大陸出版，引起了一些迴響。一些讀者不認可中國古代權力的泛化。他們認為，很多古人置身於權力籠罩之外。此外，官府公權力也受到了諸多制約。宗法制度、儒家思想、傳統道德等，在精神和現實上都制約公權力。即便公權力有心擴張，落後的技術也限制了這種傾向。比如，黃仁宇先生認為，中國古代始終沒實現細緻的科學管理，就是受技術因素的制約。同樣，古代中國疆域沒有繼續拓展，也是受政府管理的技術因素制約。這種制約，在公權力拓展上也同樣存在。比如，古代縣衙門要想滲透到商貿領域，必然對全縣的商戶、物流和人員進行登記和管理。這就超過了古代政府管理的能力。總之，權力泛化是一個值得商榷的話題。

　　我們還可以用海鹽縣漕務的例子，來爭論權力泛化話題。個體權力泛化，在海鹽縣客觀存在。泛權力概念，針對微觀權力現象，是有解釋力的。

　　清朝中期以後，朝野上下都認識到了漕務弊端，認識到漕運系統成本畸高。漕糧徵運對相關百姓和地方社會的騷擾，不是幾兩銀子可以計算的，它對涉及地域的整個社會產生了消極作用。那麼，為什麼要保留腐敗、低效的漕運系統呢？為什麼不把京畿糧食供應問題委託給市場呢？以吝嗇著稱的道光皇帝，登基之初，在部分官員的支持下改漕糧河運為海運。漕糧海運，時間有保證，運抵天津的糧食成本大為降低──雖然還是很貴。可惜的是，漕糧海運僅此一次，就在強大的反對聲浪中夭折。為什麼這項利國利民的改革「下不為例」了呢？我們似乎也能從泛權力的角度來解析。

　　「漕鹽兵河四大計」，漕運居於清朝國計民生的四大計之首。先不說漕運、河道、倉場、戶部和地方的諸多衙門和群體，從漕規中分肥，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團，反對改革。更重要的原因，我認為是清朝政府將漕運作為一項影響（甚至是控制）社會的重要手段。漕糧徵運的多少、急緩影響相關地方的社會穩定；漕糧的減免、調撥，是政府調節經濟的一大措施；漕運解決了數以十萬計人口的生計問題，安排了數以千計的官吏；最高層掌握對漕運工作的評價權，這也是鉗制官員進退禍福的手段之一……綜上，漕運的存在，雖然對社會不利，對官府是有利的。官府利用漕運，滲入方方面面，影響社會。後人很難把漕運當作一個簡單的糧食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權力泛化是存在的。那麼，在鹽運問題上，在治河問題上，「固執腐敗的低效」的問題同樣存在。

　　我們細想，古代城池的中央是恢弘的地方衙門，城建以衙門為中心，其他建築圍繞衙門展開。古今中國，在衙門當差、讀書當官，始終是一種榮耀。官本位現象，存在於古代中國，也很難說已經在當今中國絕跡。所以，「泛權力」概念還是有爭論意義了。

　　《泛權力》與我之前在遠流出版的《衙門口》，都以解析古代政治為任。前者對準的是權力泛化的現象，後者大致梳理了古代官僚制度的各方面；前者偏向論述，後者偏重陳述。大陸是《泛權力》先出，《衙門口》後出；台灣的出版順序剛好相反。出版先後不同，但不妨礙讀者將兩書對照閱讀，對古代政治有一個全面的瞭解。謝謝大家。

後記

　　感謝讀者閱讀本書！

　　「泛權力」談的是古代的權力泛化現象。古代官府的權力並不是法律規定的那樣明明白白，而是衍生出了許多說不清道不明的內容，同時泛溢到社會的各個領域。中國古代社會彌漫著「一切以衙門為中心」的觀念。人們癡迷於那一方官印包含著的權力──那是衍生出更多的權力、獲取更大的收益的根本。在古代，權力因素蔓延到各個領域，幾乎沒有遺漏。比如陶淵明尋找桃花源，我們都希望他能夠找到。遺憾的是，陶淵明沒有找到，歸隱並不能逃避權力和現實的影響。陶淵明除了歸隱最初的三四年，後半生過得窘迫而悲涼。

　　正是因為權力的強制屬性和給人的傷害功能，理想的權力狀態應該是：權力的大小、形式、使用、範疇等應該清晰、明確，受到強大的制約。這也是現代政治學的基本理念之一。中國古代發展出了輝煌的政治文明，但「泛權力」的現象和現代政治學的理念相差甚大。正如海瑞所說：「百姓口小，有公議不能自致於上。」老百姓在政治實踐中的話語權被剝奪了，權力所有者的實際權力很大，處於強勢地位。

　　同時，古代社會中的權力界限模糊了。掌權者並非數目明確的官吏差役，布衣百姓也並不就是任人宰割的無權者。幾乎每個古人都捲入權力磁場中，既是實際的權力所有者、分享者，也是現實的承接者、受害者。

　　本書力圖描述清楚泛權力的歷史現象，同時歸納出了「泛權力公式」：實際權力=法定權力+衍生權力。一個人的實際權力不是法律明文授予的，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從法定權力上發展出來的衍生權力。而衍生權力的產生，取決於個人的社會背景、人際關係和交往手段等。

　　清末，御史劉汝驥外放徽州知府，入見慈禧太后辭行。慈禧太后問他：「你拜謁各位軍機大臣辭行了沒？」劉汝驥回答：「沒有。」慈禧太后開導他說：「你一定要去拜謁軍機大臣。你現在是外官了，不再是御史了。御史是清流，要清正剛硬才能監察百官。今後，你要好好學習應酬。」慈禧太后金口提醒劉汝驥「學習應酬」，其實就是要劉汝驥提高人際交往手段、注意搭建人際關係網絡、發展出各種衍生權力，不然的話他的徽州知府是很難當好的。類似的話，唐德宗對拒不收禮的丞相陸贄也說過，唐德宗私下批評陸贄：「卿清慎太過，地方官員給你的饋贈，你一概拒絕，會傷害大家的感情，恐怕事情不通，影響工作。以後像馬鞭、靴子之類的禮物，你但收無妨。」這些事例說明，泛權力影響之廣，似乎已深入政治史的各個層次和時期。

　　同時，權力決定收益。實際權力的大小和與權力關係的遠近，決定了一個人的收益多少。實際收入和實際權力緊密相關，地方官的實際收益大於京官，掌握核心權力的吏部、戶部官員的收益大於其他部門的同僚。六部中刑部的實權不如吏部、戶部，刑部官吏自然不能靠俸祿生活，就在刑罰上打主意。清朝，刑部以廢黜嚴刑峻法的名義，取消笞杖，改作罰金攤派給地方州縣，規定每縣每年向刑部上繳二百兩銀子。這筆銀子就是刑部諸官的衍生收益了。欽天監比刑部更清苦，人家只管天文曆法，和官員和百姓沒有直接關係。不過欽天監能賣「皇曆」賺錢，每年以每本二兩銀子的高價攤派皇曆給地方州縣。雖然收益只有刑部同僚的百分之一，欽天監官員們也總算有了一筆衍生收益──現實中似乎沒有純粹的「清水衙門」。

　　泛權力一旦與金錢糾結在一起，引發了許多匪夷所思的現象。清末，沈秉?想抱住慶親王奕劻這棵大樹得以升遷，但屢次求見皆被拒。同鄉某御史就對他說：「奕劻之門不難進，但必須花費鉅款方可。」沈秉?大悟，拿著兩萬兩銀票送給慶王府的看門人，說：「這是小意思，給王爺買些果品。」看門人進入報告，奕劻竟然親自出來迎接，沈秉?又喜又驚。告辭後，奕劻又親自送出門外。沈秉?出來感歎：「金錢魔力竟然如此巨大！」沒幾天，沈秉?就得到了升遷。這說明了金錢在搭建權力關係時的重要作用，也表明了權力能換取巨額利益。

　　本書結合歷史案例和邏輯分析，反覆說明泛權力現象，希望給讀者留下些許印象。相信讀者如果記住以下概念：實際權力、法定權力、衍生權力、權力收益、關係網絡等，基本就能理解泛權力的內涵和表現了。

　　囉嗦完全書的觀點，我介紹一下全書的體例。本書分三個篇章，第一篇揭示泛權力的歷史現象，分析它的內涵，摸索一些規律性的內容。從第一章〈泛權力公式〉到第六章的〈為什麼權力會泛化〉，邏輯相對連貫，是從現象到內涵的逐步分析，步步深入解析泛權力的表象與內涵。之後的四個章節，筆者抽出了泛權力現象中四個比較零散的規律，進行歸納陳述。對於不太喜歡邏輯推演和分析的讀者，可以直接閱讀第二篇和第三篇。第二篇講的是泛權力的歷史案例，第三篇則是從文藝作品中選擇的泛權力案例。第一篇是對後兩篇的一個概括，後兩篇則反覆證明第一篇的論斷。對於沒有大段時間完整閱讀的讀者來說，本書任何一個章節都可以截取出來獨立閱讀。

　　本書主要選材於明清史料。需要說明的是，本書引用了不少小說內容。筆者覺得此舉並不影響對泛權力現象的闡述和相應的論點發揮。相反，小說內容提供了豐富、形象的論據。小說來源於生活，是對現實的提煉。比如，本書引用了許多《官場現形記》的內容。胡適先生在〈《官場現形記》序〉中說：「《官場現形記》是一部社會史料……就大體上論，我們不能不承認這部《官場現形記》裏大部分的材料可以代表當日官場的實在情形。」據說慈禧太后索閱此書後，曾經按照線索調查，還有官吏因此獲咎。

　　本書的創意和寫作，從二○○九年十二月開始，持續了半年的時間。我要感謝浙江大學出版社對本書的肯定、支持和出版。三年後，遠流出版公司有意出版該書的台灣版。我樂意至極。結合三年來的思考，回顧本書內容，我認為「泛權力」的表述沒有問題，且尚未過時，便遵囑增寫了序言。我要感謝台灣遠流出版公司游奇惠編輯和王佳慧小姐的辛勤勞動。最後，我要特別感謝唐琳娜，感謝她一如既往的支持與愛。

　　本書已經問世三年有餘。本書的許多觀點，我在不同出版物和場合反覆囉嗦了，遺憾的是存在許多表達得不到位，或者有待商榷、修正的地方。此外，我並非歷史科班出身，寫作也屬業餘愛好，書中難免在史料遴選和觀點推演上存在錯誤。歡迎各位讀者批評指正，我對此承擔所有責任。每一本作品都不是作者最滿意的作品，相信每位作者都在努力創作最滿意的作品之中。

張程
二○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完於北京水南莊
二○一三年十一月十一日改於北京宣武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