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一○一後備警察營與納粹在波蘭的最終解決方案 (電子書)

波蘭地圖1942-1943
盧布林區地圖

【導讀】歷史學家對於大屠殺的根本性提問 ⊙夏克勤

前言
1.一個約瑟烏夫的清晨
2.秩序警察
3.秩序警察及最終解決方案：一九四一年，俄國
4.秩序警察及最終解決方案：驅逐猶太人
5. 第一〇一後備警察營
6.抵達波蘭
7.大規模屠殺啟動：約瑟烏夫大屠殺
8.對一場屠殺的反思
9.沃瑪濟：第二連的墮落
10.八月，將猶太人驅逐至特雷布林卡
11.九月下旬的槍決
12.恢復驅逐行動
13.霍夫曼上尉奇怪的健康狀況
14. 「獵殺猶太人」
15. 最後的大屠殺：「豐收節」
16.後來的事
17.德國人、波蘭人與猶太人
18.普通人
後記
致謝
二十五年後

附錄一  第一〇一後備警察營槍殺的猶太人人數
附錄二  第一〇一後備警察營驅逐到特雷布林卡的猶太人人數
附錄三  縮寫對照表
注釋

前言

　　一九四二年三月中時，七五至八○％的大屠殺受難者都還活著，已經死去的人只有二○到二五％ 。然而僅僅十一個月後的一九四三年二月中，這個比例卻顛倒過來了。大屠殺的核心是一波短暫而強烈的屠殺浪潮。波蘭是這場大屠殺的重心，儘管經過了二年半的苦勞、饑貧與迫害，一九四二年三月時，這裡的每個主要猶太人社區仍完好無損地挺了過來，但十一個月後，只剩下少數生活在殘存猶太區和勞改營裡的波蘭猶太人還活著。簡言之，德國對波蘭猶太人的進攻不是個長期、逐步漸進的計畫，而是一場不折不扣的閃電戰，是一個需要動員大量突擊部隊的大規模進攻。而且這個進攻還是發生在德國在俄羅斯的戰事正值緊要關頭之時——這一時期以德國向克里米亞及高加索重新挺進為始，慘敗於史達林格勒告終。

　　如果說德國一九四二年的軍事進攻最終是失敗了，那麼針對猶太人、尤其是波蘭猶太人的閃電戰卻沒有。我們已知居住在主要猶太區，尤其是華沙及沃茨（Łódź）的猶太人是如何被殺害的。但大多數波蘭猶太人生活在較小的市鎮裡，這些市鎮的人口有超過三〇％是猶太人，有時甚至高達八、九○％。德國是如何組織並執行計畫，毀滅這些四散在各地的猶太人口呢？在戰事急轉直下的這一年，他們又是從哪裡找到人力來完成大規模屠殺的海量後勤工作呢？死亡集中營的工作人員已精簡到不到再少了。但要把小型猶太區淨空，包括圍捕和驅逐或槍決大部分的波蘭猶太人，所需的人力可不能精簡。

　　為了尋找這些問題的答案，我來到斯圖加特（Stuttgart）附近的路德維希堡（Ludwigsburg）。這裡是納粹罪行司法調查聯合中心（Central Agency for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s of Justice, Zentrale Stelle der Landesjustizverwaltungen）的所在地，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負責協調納粹罪行調查的辦公室。我正在查閱他們收藏的大量起訴書和判決，幾乎每一場德國針對納粹對波蘭猶太人犯下罪行的審判起訴書和判決都在這裡了，然後我第一次看到了關於第一〇一後備警察營（Reserve Police Battalion 101）的起訴書，這是德國秩序警察（German Order Police）所屬的一個單位。

　　雖然我研究納粹大屠殺的檔案文件和法庭紀錄已近二十年了，但這份起訴書對我仍產生了異常強烈且令人不安的衝擊。我從來沒有遇過在事件的過程中，「選擇」這個課題被戲劇性地表達，並得到了至少是某些加害者的公開討論；我也從來沒看過大屠殺的駭人罪行與殺手的人性臉孔如此鮮明地並列在一起。

　　這份起訴書大量逐字引用了庭審前對後備警察營成員的審訊內容，從中可以立刻清楚看出這個案子立足於異常豐富的證詞之上。此外，這些證詞有許多給人一種真誠直率的「感覺」，沒有查閱這類法庭紀錄時經常看到的開脫罪名、不在場證據及捏造的證詞。針對第一〇一後備警察營的調查及司法追訴過程長達十年（一九六二至一九七二年），由邦檢察官辦公室（Office of the State Prosecutor, Staatsanwaltshaft）負責執行。這個檢察官辦公室（肯定是整個西德最認真勤奮地追訴納粹罪行的單位之一）仍負責保管關於這個案件的法庭紀錄，我成功申請到了文件的查閱許可。

　　不同於許多納粹屠殺部隊，成員身分只能部分重建，第一〇一後備警察營卻有完整名冊可供調查人員參考。由於大多數人來自漢堡，並且在調查進行時仍住在那裡，我於是能夠研究其中兩百一十人（警察營成員一九四二年六月被全員派往波蘭時，將近五百人）的審訊內容。這組審訊紀錄提供了具代表的樣本，可以統計出年齡、納粹黨及黨衛隊（SS）成員身分和社會背景的具體數字。此外，約有一百二十五份證詞提供了充分的實質內容，讓我不僅能詳細地重建整個故事，還可以分析這個殺戮部隊的內部動態。

　　最後，大屠殺之所以發生是因為最基層的人在一段長時間內大量殺害了其他人。也就是說，這些出身基層的加害者變成了「專業劊子手」。歷史學家在嘗試書寫由這種人組成的殺人隊時遇到了無數困難，其中之一就是資料來源的問題。相較於在蘇聯執行任務的許多殺人隊，第一〇一後備警察營的案子裡幾乎沒有同時期的文件紀錄，也沒有對其殺戮活動的明確紀錄。少數猶太倖存者的說明僅能讓我們重建該警察營在一些城鎮執勤時，從事各種行動的日期和規模。但是與猶太區和集中營裡的倖存者對於主要加害者的證詞不同，因為這些環境允許長期的接觸；倖存者證詞很難提供我們關於第一〇一後備警察營這種流動單位的詳情。陌生的人來了，執行完他們的殺人任務後又離開了。事實上，幾乎沒有倖存者可以記得哪怕是秩序警察身穿的特定的綠色制服，以指認參與行凶的究竟是什麼樣的單位。

　　因此，在書寫關於第一〇一後備警察營的故事時，我必須大量依賴一九六〇年代時針對一百二十五名成員進行的司法審訊紀錄。要透過一百二十五個人在事情發生二十多年後的記憶篩選來瞭解單一單位對於同一事件的經歷，對一位追求確定性的歷史學家而言實在是惶惶不安。他們每個人都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每個人看見和做的事情都不一樣。每個人接下來都壓抑或遺忘了這個後備警察營經驗的某些面向，或用不同方式重塑了自己對這些經驗的記憶。因此這些審訊紀錄呈現給我們的必然是一堆令人困惑的視角與記憶。弔詭的是，如果我拿到的是一個人而不是一百二十五個人的詳盡回憶，我可能會產生一種錯覺，以為自己可以更確定這個警察營曾經發生過什麼事。

　　除了不同的視角與記憶之外，提供證詞的情境條件也造成了干擾。很簡單，有些人因為擔心說出他們記得的實情帶來的司法後果，所以蓄意說謊。所以不只是壓抑和扭曲而已，謊言也影響了證人的陳述。再者，審訊者詢問相關問題是為了完成任務，要針對特定人所犯下的具體、可起訴罪行而蒐集證據，而不是系統性地調查更廣泛的、往往僅有模糊印象的主觀經驗，但警察經驗的這些面向就算對律師不重要，對歷史學家而言卻很重要。（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