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野與守望：影視人類學行思錄 (電子書)

一、論之有道

影視、影像與視覺：視覺人類學的“三重門”

邊界與融合：論影視人類學與藝術人類學的學科關系

視覺人類學視野中的“影音文獻”

當代中國少數民族“主位”電影創作研究

二、行之有方

田野影像筆記：影視人類學的田野調查之道

分享、虛構與主位影像：影視人類學的倫理反思與突圍之道

影像賦權與文化傳承：試論“社區影像民族志”在工業化、城鎮化進程間西南少數民族文化保護中的作用

景觀、方法與主體文化表達：人類學與虛構電影的多元關系

三、追思有德

影像民族志的曙光：愛德華·柯蒂斯與《北美印第安人》研究

舊日無常：方蘇雅的晚清雲南電影與百年前的昆明市井生活

《珠峰史詩》：登山悲劇、影像奇觀及其余波

旅人舊夢：外國攝影者眼中的大理社會與文化（1903—1952）

讓·魯什與民族志電影的突圍

四、光映其野

“藏邊影像”：從“他者”窺視到主體表達

神聖的凝望：藏族“村民影像”中的神山崇拜

“中國節日影像志”的廟會拍攝實踐省思：夏坊村七聖廟個案

歸去來兮：“鄉土中國”的影像民俗志表達

民族志電影：對旅行的“影像深描”

參考文獻

影視人類學起自學科邊緣出發，歷經半個多世紀篳路藍縷的曲折發展，至今也仍然是一門人類學的非主流分支學科，在學術共同體中雖有一席之地，卻始終未成顯學。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影視人類學舶來中國之後，其在國內演進的道路也並非一帆風順，直到今天，甘於投身其中，以影視人類學為學術研究方向的中國人類學者為數寥寥，有較高學術造詣，能夠在學界產生一定影響者更是屈指可數。在這片相對貧瘠的學術土壤之上，能否堅守與深耕，為影視人類學的學科建設付出一點切實的努力，與其說是一個學人自我成長的問題，毋寧說是一個宗門修行式的問題——學科的香火能否在吾輩手上迸發光芒，傳諸後人，是一種超越了個體意義的學術使命。



一、迂回曲折的學術之路



以學術研究的專業精深而論，大多數人文或社科學者往往終其一生，篤於一業，自本科入學，十年寒窗苦讀，一路心無旁騖，至博士收官，盡得某一學科的學術精粹，繼而入職學府，以學術研究為天職，深耕於理論之沃野，終老於學海之佳境。很遺憾，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我都未能踏上這一常規學術路徑，而是迂回曲折，不斷嘗試著興趣與職業的多種可能性。從1991年入讀北京大學法律系，到2012年正式就職於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其間超過二十年的時間，我一直是一個行走在學界以外、“江湖”之中的學術局外人，換而言之，我始終自我定位為一名獨立制片人與自由撰稿人，創作而非研究，是我主要的生計來源。



大學本科期間，我在北大修習的專業是國際法。在那一時期，中國頂級的國際法學者：如王鐵崖教授、芮沐教授、趙理海教授都還活躍於國內外學界，他們不僅兼任國際海洋法院法官、國際前南戰犯法庭大法官等重要職位，甚至仍有精力為本科生開課講學；年輕一代學者中的饒戈平教授、龔韌刃教授也聲名卓著，國際法學在北大人才濟濟，極一時之盛。我本人雖不乏研習國際法的熱忱——特別是中華民國外交史等學術領域，但在內心深處，仍有些許的不滿足——整體而言，國際法是一門以國家為單位、縱橫捭闔的“大”學問，或許是當時的境界不高，我無法體會到它與個體生命之間有血有肉的情感關聯；此外，國際法也是一門非有極高的平台而不得施展的“屠龍之術”，我自問在當時的歷史情境下，心性與志趣都不在此。盡管最終與國際法無緣，但北大本科時期的學習生活對我而言仍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我受教於一批極具理想主義情懷與國際主義視野的先生，承襲了“思想自由、兼容並包”之北大傳統精神，並在理性思辨與感性表達之間努力地達致平衡。特別是在大學畢業之前，我主動前往西藏拉薩市司法局從事數月普法宣傳工作，感受青藏高原之雄渾與藏族文化之豐厚，更有一種超越日常經驗的使命召喚，令我最終離棄了法律行業的可觀前景，轉而投身於一場或許更富於創造力卻充滿不確定性的人生新旅程。



1996年，我考入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師從著名導演鄭洞天、侯克明兩位教授，開始了碩士階段的求學生涯。從嚴謹刻板的法律轉而學習電影導演創作，是一次換血式的模式轉換。對形象細節的描寫取代了對抽象法理的思辨，劇本故事的打磨、影像技藝的訓練以及一部部需要協同拍攝的短片作業，成為三年碩士生涯的主要內容——至於電影學理研究，至少在20世紀90年代的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並非研究生的首要任務，幾乎每一個投身於此的年輕人，其人生理想都是成為一名電影導演，而不是研究導演藝術的學者。盡管如此，我還是如期完成了在當時具有一定學科交叉性與學術開創性的碩士論文：《類型電影與本土資源——美國法律題材電影研究》。這篇論文雖然在開題與答辯期間引發了一些爭議，但在我畢業之後，且並不知情的情況下，先後被學刊編輯裁剪為三篇論文，發表於兩本電影學核心期刊。[1]雖然學術能力得到一定的認可，但略有諷刺意味的是，此時我已因某些事由，被某些電影學界權威認定不適宜從事教學科研工作，取消了此前預定的留校任教資格，成為一名意外地跌出體制之外的獨立影視制作人。



離開電影學院之後，謀生成為頭等重要的事情。20世紀末的中國電影產業寒風刺骨，國營電影制片廠行將就木，而民營電影公司遠未起步，這也令我最終錯過了在電影業界從事導演工作的契機。從2000年開始，我在中央電視台電影頻道參與創辦了《世界電影之旅》欄目，在其後十二年間出訪全球近三十個國家，拍攝了上百集電影文化主題的電視紀錄片，並長期擔任電影頻道春節特別節目《年度世界電影回顧》總導演。此外，我還以獨立制片人的身份，為世界自然基金會、綠色和平組織、中國民間剪紙協會等機構攝制了一系列公益紀錄片。也正是在多年的影像創作實踐過程中，我逐漸不滿足於影視傳媒行業的淺顯與重覆，思考如何將電影與社會研究結合在一起，尋求一種更富於文化建設性的影像研究與創作之路。基於這一初衷，我於2004年做出了新的選擇——回到母校北京大學，攻讀文化人類學博士學位。



我從事博士階段學習與研究的既定方向是影視人類學。遺憾的是，在那一時期有博士研究生導師資格的人類學教授幾乎無人涉獵這一領域。我的導師蔡華教授雖然制作過數部民族志影片，但他對影視人類學的學術前景評價不高，並不鼓勵我從事該分支學科的深入研究。那一時期的影視人類學也面臨著較為險惡的境遇——學科地位邊緣、學科知識老化、學術成果不受重視、學者流失嚴重等。盡管如此，經過反覆思考，我還是不願放棄這一學術方向，除了追求影像學術化的初心之外，我也做好了拿到博士學位之後，繼續在體制外從事影視創作的思想準備。在博士研究生階段，除了較為系統的人類學研習與田野調查之外，我主要通過閱讀影視人類學文獻、觀摩民族志電影、赴海外進行學術調研以及參與民族志影片創作等方式，從理論與實踐兩個維度進入這一學科領域。在研究期間，我逐漸意識到影視人類學在人類學的整體框架中所具有的獨特價值——它不僅是一種學術理論系統，還是一種有效地介入社會發展、推動民間發聲、存續人類文明成果的人類學實踐方法。我開始在學術刊物上發表影視人類學的研究成果，反思其學科困境與發展之道。而這一漸次深入的研究過程，也堅定了我將影視人類學作為學術志業的信念。



從1991年至2012年，我不斷出入於高校課堂與社會的操練場。大學本科時期的國際法學習為我提供了較為嚴謹的思維寫作模式與相對廣闊的國際視野；碩士階段的電影導演專業訓練賦予了我從事影像工作的職業能力；而博士階段的人類學研究則讓我踏上了一條以影像進行民族志書寫的學術道路。至於穿插其間的種種職業經歷——影視導演、網站主編、旅行作家、客座教師、譯者……都在不同層面豐富著我的人生經驗，將知與行在生活的磨礪中努力融合。當然，從學者成長的角度而言，我絕非一個正面典型，知識體系過於龐雜不說，直到不惑之年才踏入學術機構的門檻，顯然有些為時較晚，有著“大齡學術新人”的種種尷尬與不安，但對我來說，生命即是一次有趣的發現之旅，有時需要激流勇進，有時需要辨明方向，更多的時候，卻不妨追隨自己的心性，隨興所至，或許可以漸入佳境。我與影視人類學之間的關聯，就是這樣一種雖始料未及，卻充滿情致的人生旅程，以至於今天，雖然躋身學界並不太久，更談不上有什麽學術造詣，卻獨樂其中，觀其自在。



二、影視人類學的治學之思



影視人類學作為人類學體系中的一門分支學科，在國內學界長期處於較為邊緣的地位。究其原因，主要是學科自身的建設水平相對薄弱，特別是理論框架缺乏系統性的學術表述。影視人類學被大多數學人等同於民族志電影拍攝，未能建構出一套更富於理論價值的學科體系，難以和人類學主流學術系統建立平等、通暢的對話關系。而在學科內部，影視人類學者也多以民族志影片的攝制為主業，自成一體，較少參與人類學領域的公共學術研討，這反過來也削弱了這一分支學科在人類學體系中的存在感與發聲權。從進入中央民族大學之後，我便開始思考如何切入這座學術冰山，進而激發這一冷門學科的研究活力。



從個人研究志趣而言，我在近年來主要關注以下諸領域：影像民族志的理論建構與方法探索，影音文獻的觀念、規範與個案創作，中國民族志電影史的系統性表述，以及參與式影像在中國鄉村社區的具體實踐。這些研究領域雖然不能涵蓋影視人類學的學科總貌，但基本支撐起這一人類學分支學科的理論與方法、歷史與現狀，學術視野尚稱寬廣，且與當代中國社會的發展進程息息相關。



（一）影像民族志的理論建構與方法探索



從博士研究階段，我便開始將影視人類學的田野工作方法與學術表述文本——影像民族志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之一。民族志是人類學的學科基石，不論理論範式如何變遷，人類學者始終將民族志奉為圭臬。影視人類學在人類學體系中的特異之處，在於不以文字，而是運用視聽語言進行民族志調查與表述。學界長期將影視人類學的影像學術文本稱作“民族志電影”或“人類學紀錄片”，側重其影片的屬性，卻往往忽略了其作為人類學民族志的本質，我在近年的學術表述中堅持用“影像民族志”這一概念替代此前的稱謂，試圖對影視人類學的核心方法與影像文本予以界定。在為《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三版“社會學卷”撰寫的詞條中，我對影像民族志試作以下定義：



人類學影像民族志是人類學的一種研究方法與表述文本，是人類學民族志的分支之一。人類學者在田野從事參與觀察的過程中，通過介入或非介入的拍攝方式，用影像（特別是活動影像）工具記錄在田野發生的社會行為與文化事象，收錄當地人的“主位”觀點，建立以拍攝素材為基礎的田野影像數據庫，再通過後期剪輯等創作手段，構建以該社群文化為主題的表述性影片，創作獨立於文字型民族志且富於文化描述和闡釋價值的影像文本，這就是人類學影像民族志的研究方法。



影像民族志是以影視人類學為學科基礎的田野作業與文化表達體系。在學術概念上，影像民族志涵蓋了“民族志電影”“民族志紀錄片”“人類學電影”等傳統術語，成為與“文字型民族志”（Written Ethnography）相對應的人類學田野工作方法與表述文本。與文字型民族志主要依托於書面寫作、表述形式較為單一不同，影像民族志作者籍由攝影或攝像機、照相機、電腦等影像創作工具展開工作。在人類學的理論研究與實踐應用領域，均可進行以影像為媒介的信息記錄和民族志創作。隨著數字影像技術的不斷發展，3D影像、全息影像、虛擬現實等新視覺手段還將繼續拓展影像民族志的表現能力，使之成為更具現場還原性的人類學影像表述系統。



影像民族志不僅能夠形象地展示社會文化群體的整體性文化樣貌，對於其政治結構、經濟體系、親屬制度、宗教信仰等人類學研究的傳統分支領域進行深度描述，還可以運用視聽語言的感官刺激特性，對於表情、情感、記憶、夢境等文字民族志較少涉及的文化領域進行探索，進而呈現新的人類學知識。當代人類學影像民族志強調“互為主體性”的學術立場，要求民族志作者運用“自我反射式”的方法從事田野觀察和拍攝工作，建立以影像分享和視聽互惠為準則的拍攝關系，鼓勵社會文化群體的內部人士以社區影像或原住民影像為載體的跨文化對話，達成更趨近真實的人類學文化共識。[2]



近七年來，我陸續發表了《人類學表述危機與“深描式”影像民族志》（《中南民族大學學報》，2011）、《論當代人類學影像民族志的發展趨勢》（《世界民族》，2011）、《中國人類學影像民族志的文本類型及其學術價值》（《廣西民族大學學報》，2013）、《虛構式影像民族志：內在世界的視覺化》（《雲南民族大學學報》，2015）等多篇文章，探索影像民族志的理論、源流、類型與方法。影像民族志作為指稱影視人類學影像文本的核心術語，也越來越得到學界同仁的認同。如羅紅光認為：“思想性、科學性和人民性，是影像民族志知識生產過程中爭論彌合的重要原則。”[3]雷亮中主張：“影像民族志作為一種人類學研究方法，對於文化異質性的表述、默會知識與跨文化影像闡述、非語言社會行為影像認知、人類學知識的分享與主張以及社會行動等諸方面有其自身獨特的作用。”[4]龐濤則強調：“學術性影像志方法（主要指影像民族志和影像民俗志）本土化研究的兩條路徑：一條是人類學的文化批評路徑；另一條是以具體人的生活經驗為研究對象的本土化路徑，即哲學學理的‘生活世界’觀念下的日常化與生活化的研究面向。”[5]影視人類學界對影像民族志的細致討論，使其逐漸成為具有一定共識性的學科術語，唯其如此，學術研究才能有序進展。



（二）影音文獻的觀念、規範與個案創作



我參與理論研究的另一影視人類學學術主題是“影音文獻”。“影音文獻系運用影像與聲音等多媒體手段，進行活態文化的文獻性記錄，並通過編目進入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或在線數據庫系統，得以更為長久的保存與更為廣泛的傳播。影音文獻側重於對社會、文化內容的事實性記錄，強調影音記錄的長期性，系統性以及‘深描’價值，可以作為研究社會變遷的史料性文本”。[6]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開展的第一個民族志電影創作工程《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科學紀錄電影》（共16部）即是最早的影音文獻項目。近十年來，帶有官方修志性質的影音文獻創制項目逐漸增多，如由文化與旅遊部牽頭組織的國家社科基金特別委托項目《中國節日影像志》《中國史詩百部工程》，由文化與旅遊部非遺司組織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搶救記錄工程》、由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組織的《中國唐卡文化檔案》項目等，都在影音文獻的體系之內。此外，在中國各民族語言與方言保護、民族民間藝術傳承、古村落保護與口述史采錄等領域，政府部門、科研機構、高等院校與民間文化組織也都在進行卓有成效的影音記錄與典藏工作，成果卓著。近年來，我先後擔任《中國唐卡文化檔案》《中國節日影像志》《中國史詩百部工程》等項目的專家，參與一系列子課題的立項、創作、評審與培訓工作，對影音文獻進行了較為深入的參與觀察和田野實踐。



運用影視人類學學理與方法論建構影音文獻的創作和理論體系，是我在這一具有文化重要性與時代緊迫性的學術領域中最主要的著力點。眾所周知，在中國影視創作體系當中，“專題片”是較為主流的攝制方式，編導通過編寫解說詞，有時甚至是操控拍攝對象、安排場景、事件等方法，得以在較短的周期內制做出符合公眾觀賞趣味的影像作品，但影音文獻的創制必須體現文化事象的真實性與地方性知識的自主表達，弱化拍攝者的主觀意志，這一創作範式的轉變，便需要由影視人類學提供替代性的理論支撐、規範體例和拍攝方法。我陸續發表了《視覺人類學視野中的影音文獻》（《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16）、《影音文獻與公眾傳播：基於視覺人類學的探索與反思》（《民族藝術》，2017）、《構建中國特色影音文獻創作與理論體系》（《中國社會科學報》，2018）等論文，探討影音文獻的學術框架。



當代影視人類學倡導互為主體性的學術立場，不再強調研究者或拍攝者的權威地位，而是尊重被拍攝對象的文化主權，謀求建立一種合作的影像創作模式，將“主位”表述置於“客位”闡釋的價值之上。影音文獻“強調要在真實的社會環境與歷史背景下，進行具有時代質感的影音文獻記錄，放棄影像‘覆原重建’等文化矯飾行為，如實記錄與呈現特定時代中被拍攝對象的社會行為特征與文化變遷歷程，不以主觀立場扭曲影像所傳達的信息，更不能以建構典型文化事例為借口，將非同一時空發生的行為拼湊在一起，混淆事例的史料真實性，這無疑也受到了影視人類學理論範式的深刻影響”。[7]正如文化與旅遊部民族民間文藝發展中心前主任、《中國史詩百部工程》與《中國節日影像志》項目負責人李松教授所言：“時至今日，我們已經認識到，在文化資源和國家戰略意義上，系統性地搜集影音文獻資料是非常必要的。將來，圖書館、檔案館中的影音文獻會越來越多。在我們表述中華文明歷史的時候，影音文獻和資料是我國完整的民族國家歷史的重要佐證。”[8]在可預見之將來，影音文獻的創制與研究意義將會更加凸顯，也將成為中國影視人類學的重要實踐和學科發展領域。



（三）中國民族志電影史的系統性表述



2018年，我獲批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項目《中國民族志電影史》，這也是我在影視人類學領域關注的另一個重要領域。民族志電影有兩種解釋之義。“狹義的民族志電影專指影視人類學學科體系中的動態影像作品，也就是基於人類學理論與方法創作的影像民族志，側重於學術表達，是一種供學界內部展示、分享與討論的研究成果。廣義的民族志電影則包容更多符合大眾觀賞習慣、具有公共文化價值的影片，主要以族群或區域的社會結構、文化生態、生計模式、宗教信仰等人生事象為拍攝對象，意在用視聽語言深描與闡釋人類社會的文化多樣性。民族志電影更強調作品的文獻性、傳承性與學術性，更多體現電影作為一種人類文明承載體的視聽媒介屬性，特別是與文化人類學的理論框架和研究方法相結合，形成跨文化與跨學科的電影特征”。[9]



中國影視人類學的學科史較短，但民族志電影攝制在中國卻由來已久。早在1902年，法國人方蘇雅（Auguste Francois，1857—1935）便在雲南省拍攝了超過60分鐘的電影資料，涉及當地的城鄉風物、民俗文化、戲曲武術、社會生活等，帶有濃厚的民族志意味。國內學界對於民族志電影史的研究缺乏系統的調查與研究，特別是早期影像材料不易搜集，很多影片或損毀失蹤，或流落海外，或束之高閣，可供研究的資料較少。我近期陸續發表的《舊日無常——方蘇雅的晚清雲南電影與市井生活》（《讀書》，2018）、《〈珠峰史詩〉：登山悲劇、影像奇觀及其余波》（《中國藏學》，2018）、《納粹之眼：1938—1939年德國塞弗爾西藏考察隊影像檔案研究》（《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19）等文章，著重填補這一時期中國民族志電影研究的空白，厘清影史的早期源流。



1950—1976年，由中科院民族所（今中國社科院民族學人類學研究所）主持、八一電影制片廠、北京科教電影制片廠拍攝的“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科學紀錄電影”系列片，是20世紀最重要的中國民族志電影代表作，雖然有其時代局限性，但學科里程碑意義與民族學人類學價值仍無可爭議。我曾發表《覆原重建與影像真實——對“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科學紀錄電影”的再思考》（《西北民族研究》，2013），較早進入這一研究領域。近年來，隨著《鏡頭中的民族記憶》（楊光海，2014）、《中國民族志電影先行者口述史》（郭凈主編，2015）、《你我田野——傾聽電影人類學在中國的開創》（鮑江，2017）等相關口述史資料與文獻材料陸續出版，這一時期民族志電影史研究有了較為豐富的素材，有可能取得更多優質的學術成果。



近四十年來的中國民族志電影史同樣值得關注。無論是基於學術宗旨創作的“學者電影”——“強調作者的獨立學術人格和學者主體性，貶抑向強勢話語體系和世俗趨附的功利傾向，和由此帶來的對追求學術表達的迷失”，[10]還是體現民間文化主體性，強調影像表達民主化與賦權功能的“村民影像”作品；無論是作品形態多樣，體現主流文化觀念的媒體紀錄片，還是追求影像“深描”與真實記錄，保持創作者自身立場的獨立紀錄片，都從不同側面展現出民族志電影在當代中國文化場域當中的蓬勃生命力。作為電影與人類學的交叉類型，民族志電影有其獨特的發展路徑與重要的研究價值。追尋其歷史脈絡，既是中國電影史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也是當代影視人類學者重要的學術使命。



（四）參與式影像在中國鄉村社區的具體實踐



除上述研究領域之外，我還對中國西部少數民族鄉村地區近二十年間持續開展的參與式影像（又稱“村民影像”）項目保持了長期的關注，思考文化持有者主位影像表達的社會價值。



參與式影像作為一種基於影片創作的社會工作方法，20世紀60年代由美國、加拿大等國人類學者發起，其核心理念是將攝影機交給當地民眾，自主表達他們的文化觀念或社會、政治主張，讓原本失聲的弱勢者通過影像的創作與傳播，參與社會治理，獲得發聲的權利。2000年，雲南省社科院研究員郭凈在迪慶藏族自治州發起“社區影像教育”計劃，邀請當地村民自主拍攝手工藝、傳統節日、生態保護等主題的紀錄片，並作為社區、學校教育的鄉土影像教材。此後，在雲南、青海、廣西、四川等省份的少數民族村落，在學術機構、公益組織的協助下，陸續出現了“鄉村之眼”“白褲瑤村民影像小組”“萬物之眼”等村民影像組織，參與創作者基本都是村寨成員，通過拍攝與分享紀錄片，對本地傳統文化、民俗儀式、生計變遷、環境保護等議題進行表達和交流，進而推動鄉村的社會發展與文化存續。



從參與式影像在中國民間興起至今，我持續發表文章梳理其學術淵源，探討其文化價值。《“土著影像”與後殖民時代的影像民族志》（《世界民族》，2012）全面追溯了這一席卷全球的影像賦權運動半個世紀以來的歷史進程及其理論方法；《影像賦權與文化傳承——論社區影像民族志在少數民族文化保護中的作用》（《影視文化》，2013）較為系統地論述了參與式影像在凝聚民族文化共識、保存文化遺產以及捍衛文化權利當中的創新意義；而《神聖的凝望：藏族“村民影像”中的神山崇拜》（《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15）則是以藏區神山信仰為個案，探討由村民拍攝的紀錄影片如何建構一種主位的、內觀的、具有豐富層次和多元價值的地方影像文獻系統。在我的研究視野中，“村民影像”的核心價值，是一種對普通民眾的影像啟蒙，是村夫野老、販夫走卒都可以掌握並運用的記錄之筆，是無數雙眼睛對我們這個社會的多元觀察與描繪。它可以凝聚為一種文化力量，讓社區成員擁有表達、交流和訴求的現實可能。它不僅提供了一個新的社會觀察視角，也在不斷變遷的時代潮流中留存下很多真實的印記。



三、建設學術共同體



影視人類學在人類學的學科體系中身處邊緣，主要原因之一在於學者群體的人數較少，難以形成具有影響力的學術共同體。近五年來，我深刻認識到作為個體的學者在學科發展中的局限性：如果學者群體喪失活力，學科也將面臨停擺的危機，因此，與學界同仁協作，建設富於創新性與凝聚力的學術共同體，是我從事影視人類學研究以來堅持貫徹的理念之一。



這一理念首先來自雲南的影視人類學家郭凈先生。2013年，在他的倡議下，由鮑江、雷建軍、陳學禮、陸文東與我輪流擔任主編的學術電子刊物《影視人類學論壇》開始在線發行，“希望經過較長時間的努力，搭建起一個理論交流的平台，至少它會豎起一面虛擬的旗幟，讓一群熱愛‘影視’的人類，可以相互依靠，結伴而行”。[11]在此後四年間，《影視人類學論壇》共發行十三輯，成為凝聚學術力量，交流學科信息的重要陣地。自2015年起，我在中央民族大學的支持下，正式出版影視人類學的年度學術文集《視覺人類學論壇》，這既是對電子期刊的延續與補充，也著意於為影視人類學理論的學術發表與出版鋪墊前行的道路。



2014—2016年，我以中央民族大學為會議舉辦地，連續召集了三屆“視覺人類學與當代中國文化論壇”，希望通過全國性的學術交流，為學科發展提供動力。該論壇產生了較為深遠的影響，除國內學術媒體持續關注與報道之外，美國人類學會（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旗下“人類學新聞”網站（Anthropology News）與美國東亞人類學會（Society for East Asian Anthropology）新聞網站都對論壇進行了較大篇幅的學術性報道。近年來，隨著學科影響力不斷提升，影視人類學的學術活動不斷增多，僅在2018年，便有“影視人類學與非遺影音文獻論壇（中國平遙）”“廣西民族志電影展”“中國民族影像志大展暨高端論壇”“數字媒體時代的影視人類學與中國文化論壇”“國際影視人類學論壇2018（雲南大學）”等多場學術盛會在全國各地舉辦，參與展映、研討的國內外學者多達數百人，很多會議氣氛熱烈，成果豐厚。



從某種意義上說，數字影像技術的迅猛發展與國家、社會的影像文化需求在整體上推動了影視人類學的學科發展。數代學人不懈努力，以愚公移山的精神致力於影像學術成果獲得公正的學術評價，在近兩年間也取得了顯著進展——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民族學與人類學所都出台了新的學術成果評價體系，將影視民族志作品納入其中。2018年，中國影視人類學者鮑江當選國際人類學民族學聯合會影視人類學委員會主席，也意味著中國的影視人類學在國際學術界逐漸受到重視與認可。感受到影視人類學日趨紅火的學科溫度，身為學界一員，我亦與有榮焉。作為一個多年遊走於五行三界的學術浪人，人類學對我的吸引力依然是來自遠方田野的召喚。守望與遊走於影像與人類學共同營造的“河山勝境”，或許正是我此生皈依的不二法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