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境上的中國：11世紀以來廣西中越邊境地區的歷史與記憶 (電子書)

版權信息

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出版說明

序

緒論

一、非生態邊緣的華夏邊緣

二、歷史人類學的邊緣研究方法

三、邊疆、土司與身份認同

四、本書內容梗概

序篇 北宋儂智高起事與廣西中越邊境地區歷史的轉變

一、“國家”之間：儂智高起事前廣源州土酋的動向

二、“國”滅之後：儂智高失敗後帝國邊緣的形勢

三、“國界”初生？熙寧之戰與“計議疆至”

小結：宋代的“中國”與宋代的“邊境”

上篇 土司時代：明代思明土府及其周邊地區的考察

第一章 狄青奏授：宋末至明初土酋勢力的動向及其祖先敘事的創制

一、左、右江區域的“隨狄征儂”祖先敘事及其起源

二、明江上遊上思黃氏土酋的覆亡

三、宋末至元思明黃氏土酋的轉向

四、明初思明黃氏土官的動向與祖先敘事的創制

小結：國家邊界的地方意義

第二章 禮法之下：明中期的土司家族、邊境形勢與王朝勢力

一、思明黃氏的衰落與“易儲案”

二、明中期的土司紛爭、明安關系與王朝禮法

三、爭村奪峒：嘉隆時期王朝流官勢力的擴張

小結：共同實踐中的王朝國家

第三章 文武之道：明末清初王朝的文教、軍事措施與思明土府的崩潰

一、萬歷年間思明府所屬土州改屬與土官動向

二、思明土府頭目變亂與王朝流官勢力的深入

三、清初的軍事行動與思明土府的終結

小結：明清變遷與國家治理

下篇 改土歸流：清代以降歸順州及其周邊區域的考察

第一章 立廢興衰：清初之前區域網絡中的歸順州岑氏土司

一、明初之前岑氏土酋的崛起與右江區域格局的奠定

二、地域、姻親、家族關系與歸順州土司的興衰

三、“挖窖案”與歸順州的改土歸流及區域歷史場景

小結：清初的資源、人員與信息流動

第二章 義士辟疆：官員、功名人士與歸順州文化面貌的建構

一、門戶初開與外來官員對當地的經營

二、功名人士的出現與祖先譜系的編撰

三、功名人士崛起與地方歷史的再造

四、人神之間：張天宗故事的構建過程

小結：再造祖先與地方歷史

第三章 多層一統：歸順州故地民間信仰與儀式研究

一、功名人士傳統的延續：靖西扶乩活動田野考察

二、多層一統：國家邊緣地區民間信仰與儀式中的體系和層級

三、村落儀式與村落團結：靖西墨海屯“三月三”土地廟聚餐儀式考察

小結：從歷史理解現實

結論：國家整合與多層一統

附錄一 舊民慕歸：欽州西部的地方歷史與都峒之民祖先敘事的創制

一、“馬留人”黃氏的祖先敘事及其分析：以族譜為中心

二、宋至明中期欽州西部的社會歷史變遷

三、嘉靖年間知州林希元與都峒之民祖先敘事的創制

附錄二 家國之間：中越邊境地區沿海族群之身份與認同的歷史考察

一、沿海族群豪丫黃氏祖先記憶的歧異性

二、動蕩的社會、模糊的身份：明末至清沿海居民之歷史描寫

三、文化與權力：豪丫黃氏“身份”的轉換及其意義

地名索引

征引文獻

後記

在有關邊疆、族群的歷史研究領域中，似乎中古時期和北方地區總是占據了學者的大部分注意力，這並不奇怪。從現代學術史上看，自從被王國維稱為“道鹹之學新”的西北史地之學興起，加上敦煌吐魯番的發現，和西洋人、東洋人在我國西北、北方探險，更兼“二戰”中陳寅恪預言的“吾國將來必循漢唐之軌轍，傾其全力經營西北”，即世局對學術的刺激，[1]有關中古時期北方胡、漢之區域與族群的研究，一直吸引著學界的目光。西方學者像拉鐵摩爾、狄宇宙、巴菲爾德等，在討論中國邊疆和族群問題時，也大多聚焦在中古和北方。



不過，“近世”和“南方”也很重要。歷史上，“中國”之所以成為“中國”，不止是秦漢以來，北方從“築長城，界中國”逐漸到“長城兩邊是故鄉”，也應當包括唐宋以後，南方的開疆拓土和改土歸流，把過去被視為“蠻荒”或“化外”之地的南疆逐漸納入版圖。我過去曾說過，如果允許我們把中國大歷史簡化，也許可以說：“整個中國史大趨勢，就是胡人從北方南下，壓迫漢族，也逐漸‘漢化’，而漢族本身也逐漸‘胡化’；漢族在北方胡人壓迫下，不斷從中原南下，將南方逐漸‘漢化’，漢族本身在這一歷史過程中也逐漸‘夷化’。”要包括北方的胡化/漢化，也要包括南方的漢化/夷化，這才是相對完整的大歷史。



中國的“南方”或者說南方的“中國”，它的輪廓就是在近世逐漸清晰起來的。雖然正如拉鐵摩爾所說：“古代帝國往往有邊疆而無邊界。”但近世以來，南方中國模糊的羈縻或作為緩沖區域的邊疆，逐漸變成清晰的邊界，確實是一個相當有意思的歷史過程。杜樹海博士的這部著作《邊境上的中國——11世紀以來廣西中越邊境地區的歷史與記憶》，就是敘述廣西明代思明土司府、清代歸順州（今廣西崇左、百色一帶）從邊疆到邊界的這個歷史過程。從他深入精細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處於中越“之間”的區域和族群，在幾百年間是如何經由來自中央帝國的軍事征服，來自主流文化的教育滲透，以及當地土酋（即土著上層）爭取政治權力的攀龍附鳳，逐漸形成這一地區和族群明確的政治“歸屬”與文化“認同”的。



在這一邊境形成的歷史過程中，杜樹海特別指出，南方中國這一區域並不像北方邊疆，北方邊疆往往既有族群的差異，又有遊牧和農耕這種生產和生活方式的差異，思明土司府/歸順州這個區域，原本族群界限沒有那麽清晰，生活方式也相當趨同，只是在種種政治和文化的角力中，才逐漸分出了你、我，分屬了兩個國家。這個被杜樹海稱為“動態過程”的歷史研究，不僅超越了過去單純以現代國家邊界畫地為牢的“民族史”或“中外關系史”，也改變了過去從中原王朝視角，來觀看邊緣地帶的“邊疆史地”領域。特別是我前面所說的，這部著作和近來其他有關嶺南和西南的若幹著作一道（讀者可以注意近三十年里，國內外有關嶺南和西南歷史研究著作的數量之多），改變了歷史學界在邊疆和族群歷史研究中，“北重南輕”或“北多南少”的學術地圖。



寫這篇序，多少有些忐忑不安。為什麽？因為我其實並不了解杜樹海博士和他的研究領域，甚至我從來沒有和他見過面。我想，更合適的序文作者應當是他在中山大學時的老師，即陳春聲教授和劉志偉教授。我之所以答應來寫這篇序文，只是緣於若幹年前，全國百篇優秀博士論文評選中，我曾受命評審過他的博士論文。現在，杜樹海博士把他的這篇博士論文修訂增補出版，希望我給它寫一篇序文，我想到最近正在思考的一些問題，剛好與杜樹海博士的論著有某種聯系，於是，這里我把一些想法簡單地寫出來，權當這部新著的序文，向杜樹海博士和廣大讀者請教。







2018年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