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傳播研究：第四輯 (電子書)

版權信息

刊首語

華夏文明與傳播學

媒介學視閾下中國禮的傳播思想及其當代價值

從形式直觀到社群真知——民間清明祭祖的符號學闡釋

清代民間報房的興起與京報的傳播

中華文化與媒介呈現

講好中國故事並不容易：從《舌尖3》的表意機制看其傳播效果

泛娛樂化時代下中華傳統文化言說的實踐與思考

淺析電影敘事中民俗符號的運用及其情感表達——以賈樟柯《山河故人》為例

華夏傳播與新媒體研究

網絡迷因擴散傳播影響因素研究——以“錦鯉”為例

文化自信背景下儒學新媒體傳播效果研究

華夏傳播史研究

作為媒介的“寓言”及其傳播學啟示

先秦諸子政治傳播觀念的思想根源（二）——東周之前的思維特征

春秋戰國時期諸子對變法家形象的建構與傳播

透過“招牌紙”管窺近代廣州商業與社會——威廉·亨特《天朝拾遺錄》閱讀劄記

傳播學視域下中國古代檄文中的政治修辭——以魏晉六朝時期為例

華夏傳播研究劄記

從巴黎聖母院火災想到中國古典小說的傳播史

華夏傳播學術史鉤沈

朱立：在海外教“中國傳”四十年——家國故事、地緣政治以及思想碰得吱吱叫的課堂

廈門大學傳播研究所發展簡史（1993-2019）

華夏傳播研究動態

“‘一帶一路’倡議與華夏文明傳播學術研討會”綜述

傳播史研究範式的可能性——兼評《中國古代傳播政策史》

《華夏傳播研究》征稿函

當代的社會已經是媒介化社會了，而媒介化社會相伴隨的一個特征是人自身也媒介化了，即時下所熱議的“具身傳播”。換言之，即“我傳故我在”。媒介是因人而起，因人存在的，也只有在社會傳播中，媒介也才成其為媒介，或被意識為媒介，因為人作為社會行動者，他的傳播活動總是以身為媒，擴而言之，以物為媒來與外界交流。



值得我們深思的是，媒介化社會雖然為人的交往提供了巨大便利，然而便利化的交往並非就能深進人們的理解，加深人們的情感。現實世界中，人與人的沖突越發頻繁，國與國的矛盾也有激化之勢，試看今日中美之間的爭端，我們就不難明白，媒介化社會消彌了距離，而“互聯網民主時代”卻未能如人們期待的那樣到來。這就好比前互聯網時代，人們在寄信與收信之間的漫長等待中濃郁了親情與鄉愁，而當下的即時通訊技術卻讓人們彼此成為最熟悉的陌生人，就連在一起吃飯時，也需要發微信來溝通。以至於人們似乎越來越不會說話，越來越不會共處了。或許正因為失去，我們才懂得珍惜。



中華文明在五千年的歲月積澱中涵養了“共生交往”智慧。這種智慧大多源於“道法自然”的信念，那就是萬物生長都有“道”，都有其內在的規則，都服從於所在生態位的運作法則。地球乃至宇宙本就是一個共生的空間。不同的物種、不同的生命在不同的山川河流間以某種近乎完美的方式共生在一起。有時候會以某種溫情的方式相互受益；有時候卻會以某種激烈的方式彼此傷害。“物或益之而損，或損之而益”，《道德經》的這句話道出了共生的辯證法，那就是事物之間沒有永恒的益，也沒有永恒的損，事物總在損益之間保持著某種均勢，亦即“必要的張力”。人作為宇宙的精靈，其最大的靈能便在於能夠自覺主動地以自然為師，學習最大限度地與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這一點尤其體現在中國先民的經驗中，那就是“和而不同”。這種不同且和的理念，本質上就是“共生”。也就是共處的法則是兼容並包，陰陽沖和，而並非是要“同一”，消除差異與個性；而是要求“統一”，即不同的個性或組織能夠共處於一個“共同體”之中，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十九大以來，我國政府一直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這一理論的合理性正是根源於中華文明“和則兩利，鬥而俱傷”的基本精神，中華民族堅信，只要秉持交流互鑒的原則，人類的道路才會越走越寬廣。

華夏傳播研究的學術追求正是要挖掘中華文化的溝通智慧，形成具有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和中國精神的傳播學，以此奉獻給世界，期盼能夠促進人類不同文明開展交流互鑒，進而一方面對內能夠詮釋華夏文明可持續發展的傳播學原則，增進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感，提升中華文化軟實力；另一方面對外能夠提出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文明沖突論”相對應的中華“文明共生論”，倡導平等對話、合作共贏的“中華新文明主義”，從而提升中華文化國際傳播的話語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