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選·賦》英譯研究 (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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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第一章 比較文學視野下的《文選》與辭賦

第一節 西方文體學視野下的《文選》文體

第二節 從中西文體差異性看《文選》中的文學體裁

第三節 比較文學視野下的賦體文學

第二章 《文選·賦》英譯的學術基礎與歷史背景

第一節 《文選·賦》英譯的闡釋學基礎

第二節 《文選·賦》英譯的社會歷史背景

第三章 《文選·賦》的翻譯策略與譯本模式

第一節 《文選·賦》的翻譯思想與翻譯策略

第二節 《文選·賦》的譯本模式

第四章 《文選·賦》英譯中的文化移植與闡釋

第一節 名物概念的對譯與闡釋

第二節 文化概念與文化現象的深度翻譯

第三節 歷史典故的翻譯

第五章 《文選·賦》英譯中的修辭與語言

第一節 《文選·賦》英譯中的修辭

第二節 聯綿詞的翻譯

第三節 《文選·賦》的模糊語言

第六章 《文選·賦》英譯與西方漢學研究

第一節 《文選·賦》英譯背後的西方漢學

第二節 譯者的漢學研究與《文選·賦》英譯

第三節 作為學術研究的深度翻譯

結語

附錄1：《文選》文體分組層次結構

附錄2：《文選》辭賦篇目西方語言譯文譯本

附錄3：康達維先生的辭賦翻譯和研究論著論文

參考文獻

在中國古代各類文體中，賦有著特殊的地位。它“不歌而誦”，散韻相兼，以內容上鋪陳描寫和藝術上唯美尚麗為主要特征。賦起於先秦，盛於兩漢，上承《詩經》、“楚辭”、諸子散文，下啟各體韻文，延綿數千年，成為“一代之文學”。學者們常感嘆其特殊的體制、瑰麗的語言、模糊的歸屬和覆雜的源流。歷代賦家留下了成千上萬賦作，使賦與詩、詞、曲並列，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不容忽視的重要地位。而更突顯其特殊地位的是，賦為中國古典文學獨有，最具民族特色，堪稱國粹。



唐代以前重要賦作都保存在《昭明文選》中。《昭明文選》，題為《文選》，由南朝梁昭明太子蕭統（501—531年）主持編纂，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詩文總集。《文選》收各類詩賦文章，共七百多篇，幾乎囊括了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所有重要作品。《文選》分體三十七類，涵蓋先秦兩漢至魏晉南北朝時期所有重要文體。《文選》對中國文學的發展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在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亦占據了極為重要位置。全書共六十卷，賦篇凡十九卷，占全書近三分之一。《文選》選賦五十六篇，分十五子目，囊括各類題材，網羅主要賦家的重要賦作。賦列於各類文體之首，可見編纂者對賦體文學的重視，亦可見賦體文學在當時的重要地位和深遠影響。



《文選》在西方漢學界長期未受重視，一直沒有完整的英譯本。《文選》文體之龐雜，文化底蘊之深厚，令譯者望而卻步。美國漢學家康達維（David R.Knechtges）迎難而上，將《文選》譯成英文，擬分為八冊，填補了先秦典籍與唐詩之間漢文學典籍英譯的空白。該書目前已出版前三冊，即《文選·賦》的英譯。康達維之前，西方學界未見專治辭賦的漢學家，辭賦的英文翻譯也不多，多為某位賦家單篇賦作的翻譯。康達維所譯《文選·賦》是首部大規模辭賦的英文譯本。



一、《文選·賦》研究綜述



賦體文學的研究稱為“賦學”，對《文選》的研究構成“選學”（即“文選學”）。“賦學”與“選學”聯系緊密，共興共榮。治賦者必治《選》，論《選》者常論賦，《文選》賦篇之研究，自其成書之日至清亡，延綿千余年未絕。而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桐城謬種，選學妖孽”之說甚囂塵上，對“選學”的批判實際上也是對辭賦的批判，百代顯學，一時難以為繼。經歷了一段時期的低谷之後，20世紀80年代起，賦學研究覆興，《文選》的研究也隨之展開。二十年間發表近千篇賦學論文，出版賦學專著數十種。龔克昌、曹道衡、萬光治、郭建勳等學者對漢魏六朝賦作了深入的研究。馬積高、高光覆、郭維森、許結等人編撰賦體文學史，對辭賦的發展演變歷史進行了論述研究。而新一代辭賦研究者，如蹤凡、何新文，則將目光轉向賦論和賦學史的研究。從賦作、賦體的研究到賦史研究，再到賦論研究，新時代賦學不斷深入發展，呈現出發掘再發掘、闡釋再闡釋的局面。辭賦的翻譯是賦作在域外的化身，也是辭賦的新闡釋，隨著賦學的發展，理應納入賦學研究的視野。傳統選學以文獻研究為主，而新時代選學則以文學研究為主，主要議題包括《文選》編纂的歷史文化思想背景、《文選》的選錄標準、編纂者的文學思想、與《文心雕龍》的關系、李善與五臣的注疏體系，等等。隨著《文選》譯本的出現，它在西方的翻譯和研究也應成為《文選》研究的課題。



與《文選·賦》相關的單篇論文較多，大多以其中的某一題材為研究對象，如曹虹《〈文選〉賦立“物色”一目的意義》、何沛雄《論〈文選〉的“畋獵”賦》、韓暉《〈文選〉郊祀賦論略》，等等。近幾年隨著選學的深入發展，又出現了關於《文選·賦》的專題綜合研究。以《文選·賦》為題的博士論文有兩篇，主要針對賦的分體、選錄、注疏、校勘情況展開研究。馮莉博士的《〈文選〉賦研究》作為《文選》分體研究的擴展，以類型學的方法對《文選》賦體的十五個子目進行了全面系統的考證和溯源。該論文先是考證了《文選》賦篇分目和編次的歷史淵源，接著將十五個子目分為政治諷喻賦、觀覽詠物賦、情志藝文賦三大類，對每一類題材一一溯源考辨，探析入《選》賦作文本，對同類未入《選》的賦分析其原因、文本特點以及該類賦的流變。唐普的《〈文選〉賦類研究》采用以文獻為基礎的方法分三個部分對《文選》賦篇進行專題研究。第一部分“《文選》賦類編纂考論”主要考證了入《選》辭賦的來源、分類、編次三個問題。第二部分“《文選》賦類李善注考論”考證分析了李善注的源流和增殖問題以及《三都賦》的舊注底本問題。第三部分“《文選》賦類文獻校勘與考證”包括三個專題：《文選集注》殘卷引賦校議、左思《三都賦》衛權注校考、胡刻《文選考異》賦類“陳雲別本”考證。該論文延續了文本校勘考證的舊選學傳統。近年以《文選·賦》為題的專著是郭瓏的《〈文選·賦〉聯綿詞研究》。該書以《文選·賦》中的聯綿詞這一特殊的語言現象為主要研究對象，分析了它們在各篇賦中的使用情況，考釋了其音義的源流。該書雖然屬於漢語言學研究的範疇，但對本書論述聯綿詞的翻譯有很大的幫助。



二、國內學界對西方辭賦翻譯的關注



西方漢學家對賦的譯介，特別是康達維的辭賦翻譯和研究，引起了國內學界的關注。孫晶《漢代辭賦研究》上篇第一章介紹了西方學者對“賦”的翻譯，分析了他們對賦體的界定，在此基礎上探討了賦的文體屬性及歸類。孫晶的主要觀點是：由於“文體缺類”和西方“文學二分法”的困擾，西方學者對賦的認識呈現出不同的形態。新加坡國立大學蘇瑞隆教授是康達維先生的弟子，他在《中國賦論史》一書中比較全面地介紹了歐美學者的辭賦翻譯與研究，並對多位學者的研究進行了點評。蘇瑞降教授指出，西方學者的辭賦研究建立在翻譯基礎之上，雖廣度不及國內研究，但往往能保持客觀，另辟蹊徑。由於師承關系，蘇瑞隆教授能比較方便、更為全面地向國內學界介紹康先生的學術成果。在《異域知音：美國漢學家康達維教授的辭賦研究》一文中，他對康先生《文選》的翻譯情況作了簡要介紹，逐一評介了康先生三十年來在漢魏六朝辭賦研究方面的主要成果，重點介紹了《揚雄辭賦研究》，突出了康先生在賦的源流、賦與宮廷文化等專題研究中所做的貢獻。康先生的論文集Court Culture and Literature in Early China也由蘇瑞隆先生譯成中文，題名《康達維自選集：漢代宮廷文學與文化之探微》，於2013年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蘇瑞隆先生不是第一位介紹康達維的有中文學術背景的學者，康達維論文集中的多篇論文已由多位中國學者翻譯成中文，發表於各類學術期刊。《道德之旅：張衡的〈思玄賦〉》《論賦體的源流》《〈西京雜記〉中的賦》《漢頌：班固〈東都賦〉和同時代的京都賦》《漢武帝與漢賦及漢代文學的勃興》《二十世紀的歐美“文選學”研究》《賦中描寫性覆音詞的翻譯問題》《玫瑰還是美玉？——中國中古文學翻譯中的一些問題》《龔克昌教授〈漢賦研究〉英譯本序》等十多篇論文見於多種中文學術期刊和論文集中（詳見附錄3）。何沛雄教授是國內最早關注康達維辭賦研究的學者之一，他在《康達維〈揚雄賦研究〉評介》一文中高度評價了康先生的辭賦研究成果。何新文教授也在《中國賦論史稿》一書中對康先生的辭賦研究成果作了介紹和翻譯。蔣文燕在《研窮省細微 精神入畫圖——漢學家康達維訪談錄》一文中，以訪談的形式介紹了康達維先生的學術歷程。



國內學界對康達維的賦學成果進行了較多的介紹、引進和翻譯，而對他最主要的成果——《文選·賦》的英譯，尚無針對性的系統的專題研究。



三、《文選·賦》英譯本的研究價值和意義



文學典籍是民族文化的載體。深入了解一個民族的文化，必須從其典籍入手，而文化典籍往往本身就是文學作品——對於缺乏宗教典籍的中國文化尤其如此。《詩》、騷是中國文學的源頭，是典籍中的典籍，就英文譯本而言，《詩經》從英國漢學家理雅各到國內翻譯家許淵沖，全譯本就有十余種之多；[1]《楚辭》則有霍克斯著名的《南方之歌》，還有國內譯者孫大雨的《英譯屈原詩選》等數種譯本。唐詩是古代文學的高峰，也是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中的代表。早在18世紀就有英國詩人詹尼斯（S.Jenyns）翻譯的《唐詩三百首選讀》（Selections from the 300 Poems of the Tang Dynasty），百年來唐詩英譯選本眾多，既有海外漢學家的研究翻譯，也有國內學者翻譯家的翻譯。在《詩經》《楚辭》與唐詩之間有數百年的歷史間隔，其中有辭賦、樂府、駢文等形式多樣的文學作品。這些文學樣式的代表性篇目都可以在《文選》中找到。唐以後的文學作品在形式與內容、語言修辭和歷史典故方面都可追溯到《文選》，《文選》作為中國文學典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詩經》《楚辭》和唐詩的翻譯都有大量的研究論文和專著，探討其翻譯策略、規範、效果、影響、意義等等。近年湧現了一批針對它們的專題研究博士論文，《詩經》翻譯研究如沈嵐博士《跨文化經典闡釋——理雅各〈詩經〉譯介研究》（2013年），《楚辭》翻譯研究如張嫻博士《〈楚辭〉英譯研究》（2013年），唐詩翻譯研究如陳奇敏博士《許淵沖唐詩英譯研究》（2012年）等。《詩》、騷和唐詩是中國文學的高峰，它們在域外的傳播理所當然地成為國內學者研究的焦點。而在它們之間的文學作品的翻譯，由於譯本本身不多而且零散不集中，所以沒有受到應有關注。康先生推出的《文選》英譯前三冊改變了這一狀況，賦體文學有了集中的經典的譯本，可謂意義重大。從整個中國古典文學典籍來看，目前從《詩經》到《紅樓夢》都有了較為豐富的英文翻譯文本體系，學界也有了大量相應的翻譯研究，而辭賦翻譯的研究還是一個空白。《文選·賦》英譯是最集中最有代表性的辭賦翻譯，針對這一翻譯的研究既是前所未有的工作，也是急需做的工作。而且賦的翻譯不同於詩，有其本身的特征，不能與《詩經》和唐詩的翻譯一概而論。就其文字解讀的難度和所蘊含的歷史文化信息量而言，賦的翻譯要比詩的翻譯難度更大。而在篇幅規模和題材的多樣性方面，《文選·賦》的翻譯工作量遠大於《楚辭》的翻譯。賦是中國文學最具民族特色的文學體裁。賦向以文字奇詭、名物繁多、典故晦深著稱，把它們轉化為現代西方語言是一個艱巨而覆雜的工程，而對這一過程進行系統研究和學術探討很有必要。



本書屬於比較文學研究的範疇。比較文學研究不限於文學、文化現象的比較或文學思潮傳播、影響的研究，從文化文學角度進行的翻譯研究也是比較文學的題中之義。翻譯研究已成為比較文學研究中常見的角度和方法，也可以說，從比較文學和比較文化的角度研究翻譯成為翻譯學的一個派別。故有學者認為，比較文學出現了“翻譯研究轉向”，而翻譯研究出現了“文化轉向”。[2]因此本書具有文學和翻譯雙重意義。一方面，通過對《文選·賦》英譯本的研究，可以豐富我們對賦體文學乃至整個中國文學的理解。從本國文學傳統看民族文學，視野必定受限。而翻譯將文學作品置於一個全新的坐標系，研究作品的翻譯很自然地跳出了原作所處的文化背景，從一個新的角度觀察，必有新的理解，新的發現。另一方面，通過對辭賦翻譯的研究，可以為中國文學典籍的翻譯乃至民族文化的弘揚和傳播提供參考。西方世界對中國文化的了解和研究重點是從經典作品譯介開始的，西方漢學家們感興趣的是具有濃郁異域特色的中國本土文化內容，典籍的翻譯具有很強的文化傳播的意義。我們一直在思考如何讓中國文化走出去，中國本土翻譯家的翻譯容易忽視異質文化讀者的接受度，而外國翻譯家的翻譯又難免存在弱化或扭曲原文文化的現象。而康達維先生作為英語母語學者，精通漢語文學，造詣超越一般中國學者，他力求“絕對準確”的翻譯給我們提供了很好的範本，值得我們學習借鑒。研究辭賦翻譯中的時空轉換，分析譯作如何突破東西方文明的界限，如何解構中文文本而以英文重構，評價這其中的得與失，對於指導文學翻譯實踐，特別是典籍翻譯實踐，傳播中國文學，弘揚中國文化，加強中西方文學交流具有重要意義。



本研究也是西方漢學研究的再研究。在國際學術交流日益頻繁的今天，一國之學術越來越像科學技術一樣跨越國界，成為國際研究課題。從國外引入新的學術思想觀點，豐富本國的學術研究，有利於本國學術的發展。西方漢學思想成果的研究對漢語言文學的發展意義重大。本書通過對康達維先生漢學思想、漢學成果的譯介和研究，為國內賦學研究者提供參考，促進中外學術交流。



四、本書研究思路導覽



本書屬於廣義的翻譯研究。翻譯學具有廣泛的包容性、跨學科性和良好的闡釋性。當今學界，翻譯研究已經超出了比較語言學的研究範圍。單純的語言學的研究方法，只關注源語和目標語之間的對等、等效、等值等微觀對比，不能全面地解釋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譯者的特定選擇，也不能完整地說明接受者的社會制約等宏觀文化問題。每個譯本都是特定歷史文化背景下的產物，蘊含著制約譯者的各種選擇的眾多因素。翻譯不是在真空中進行的，僅從兩種語言結構的差異上來分析翻譯行為是不夠的。對於《文選·賦》如此龐大的翻譯工作，必須采取微觀和宏觀相結合、多角度綜合研究的方法。因此在研究方法方面，本書不局限於某一理論方法體系，而是綜合運用多種理論和研究方法。本書是針對康達維《文選·賦》英譯本的綜合性研究，涉及譯本的多個方面，故根據側重點不同，采用不同的理論觀點和研究方法。概而言之，本書綜合運用比較語言學、比較文學、比較文化的研究方法，涉及中西文學形式的比較、中西歷史文化語境的比較、中西語言文字的比較等多個方面。對比分析是比較文學學科最基本的研究方法，除上述各方面的比較分析外，本書還涉及中英文譯本的對比分析、譯者歷史條件的對比、翻譯要素的對比、讀者反應的對比等。



本書也屬於譯介學研究，故采用譯介學的研究模式，考察譯本形成的歷史文化背景、社會環境和學術環境對翻譯的制約和影響，以及譯本的傳播和受眾情況等問題。作為翻譯研究，本書以多種翻譯學理論為理論基礎。在翻譯本質論方面，本書讚同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文本重生理論，認為譯本是原文在域外的重生，譯文對原文是一種補充。在翻譯過程論方面，本書主張二度翻譯理論：典籍翻譯經歷了語內翻譯和語際翻譯兩個過程。在翻譯目的論方面，本書主張翻譯既是意義的重構也是原文的闡釋。在翻譯矛盾論方面，本書強調翻譯要兼顧譯本的準確性和可讀性。這些翻譯理論觀點貫穿於本書的分析論述中。



另外，本書也從闡釋學的角度考察論證《文選·賦》英譯本的學術性，剖析譯者在翻譯過程中作了怎樣的闡釋學的努力，實現了闡釋的有效性和完整性。在具體的論述中，本書還采用了一些相關的理論觀點，如人類學的文化層次理論、語言學中音義象似性理論等。這些理論觀點有助於相關問題的理解和分析，服務於本書的論證或敘述。



《文選·賦》的翻譯本身是一個系統性大工程，牽涉的問題很多，值得探討和論述的問題也很多。康先生為何選擇翻譯《文選·賦》？辭賦在何種意義上值得翻譯，可以翻譯？《文選·賦》的翻譯需要具備什麽條件？康先生選擇了何種翻譯策略？做了哪些準備工作？完成了哪些研究工作？進行了怎樣的語言處理和文化調和？這些是本書主要探討的問題。簡言之，本書的總體思路是解決《文選·賦》為何譯，為何可譯，如何譯，譯得如何的問題。圍繞這些問題，本書首先將《文選·賦》置於世界文學的大背景中，以西方文學為參照，考察其一般性和特殊性。文學比較是文學翻譯的理論基礎，任何文學翻譯都是在對兩個文學傳統有所了解的情況下進行的，它是翻譯的先決條件。這解決了《文選·賦》翻譯是在何種意義、哪個層次上進行的問題。接下來論述譯者采取的翻譯策略和譯本模式，然後探討譯者對歷史文化和語言修辭的具體的處理方式，最後探討翻譯過程，具體論述譯者在翻譯中所做的研究工作。概而言之，本書的總體框架為“引論—總述—分述—總述”：引論翻譯之理論基礎，總述翻譯策略，分述具體措施，總述翻譯過程。在理論方法上，本書大致呈現“比較文學研究—翻譯研究—國際漢學再研究”的總體結構。因此本書圍繞康達維譯《文選·賦》在內容和方法上構成一個有機整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