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報章之興與文體之變 (電子書)

版權信息

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出版說明

引言

上編 報章之興與政論文學之演進

第一章 救亡啟蒙思潮與政論報章的興起

第一節 西方傳教士與早期中文報章

第二節 維新運動與政論報章的勃興

第三節 梁啟超與晚清政論報章的成熟

第四節 晚清革命思潮與政論報章的輝煌

第五節 報章政論文學鼎盛的時代

第二章 西學東漸與十九世紀後期報章政論文

第一節 香港《循環日報》與王韜政論文

第二節 上海《萬國公報》與傳教士政論文

第三節 《時務報》與梁啟超“時務文體”

第四節 長沙《湘報》與唐才常等的政論文

第三章 康有為和嚴覆：維新派報章政論先驅

第一節 康有為：藉學論政與文體革新

第二節 天津《直報》與嚴覆政論文

第三節 雅俗觀與嚴覆的讀者定位

第四章 梁啟超《新民叢報》等報章政論文

第一節 西學東來與“東瀛文體”

第二節 《清議報》《新民叢報》時期的政論文

第三節 宣民之際：從《政論》到《大中華》

第五章 清末革命書刊與革命派政論文學

第一節 革命前驅歐榘甲的《新廣東》

第二節 湖南之湖南人楊毓麟《新湖南》

第三節 革命文豪章太炎的政論文章

第四節 革命軍中馬前卒鄒容《革命軍》

第五節 劉光漢駢儷化的政論文章

第六節 《民報》政論家汪兆銘的政論文

第七節 各省留東學子所辦革命期刊論說文

第六章 章士釗的政論文與“甲寅文體”

第一節 《蘇報》與章士釗早期政論文

第二節 革命小冊子《孫逸仙》《沈藎》

第三節 《甲寅》雜志與“甲寅文體”

第四節 《甲寅》與黃遠生的新文學思想

中編 報章新文體與文界革命之實績

第七章 啟蒙語境下的報章體興與文界革命

第一節 晚清思想啟蒙與文界革命

第二節 梁啟超報章“新文體”的特征與影響

第三節 晚清報章“新文體”家族的主要門類

第八章 梁啟超與新體傳記的興盛

第一節 梁啟超的傳記理論與創作實踐

第二節 “維新吾民”之旨與“悲壯淋漓”之筆

第三節 新體傳記的興盛與白話評傳的萌芽

第九章 康有為、梁啟超等的域外遊記

第一節 域外遊記：從王韜到梁啟超

第二節 康有為《歐洲十一國遊記》

第三節 梁啟超《新大陸遊記》

第四節 長篇白話遊記《歐遊心影錄》

第十章 晚清報刊雜文和文學批評文體

第一節 梁啟超文界革命時期的新體雜文

第二節 梁啟超、周樹人的文學批評文體

第三節 王國維與文學批評文體的現代化

第十一章 梁啟超、王國維等的述學文

第一節 梁啟超述學文體的開創意義

第二節 王國維《宋元戲曲史》的文體開創性

第三節 劉光漢、章太炎的白話述學文

下編 白話文運動與言文合一之路

第十二章 晚清白話報刊與白話文運動

第一節 晚清白話文運動的理論倡導

第二節 白話報刊陣地與中心位移

第三節 晚清小說界革命與白話文運動

第四節 五四新文化人的早期白話報活動

第十三章 晚清報刊白話文的文體探索和語體特征

第一節 晚清報刊白話文的文體探索

第二節 晚清報刊白話文的語體特征

第三節 擬想讀者、受眾群體與接受環境

第十四章 文體之變：從改良文言到改良白話

第一節 改良文言：晚清新文體的文體選擇

第二節 改良白話：五四新文學的文體選擇

第三節 言文合一：歷史接力與歷史合力

主要參考文獻

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西學東漸、啟蒙救亡的社會背景下，近代中文報章蓬勃興起，中國文學與思想的傳播媒介和讀者接受方式發生了重大改變，一個以報刊為中心的文學和思想變革時代悄然來臨。1901年底，梁啟超主持的《清議報》終刊號曾發文指出：“自報章興，吾國之文體，為之一變，汪洋恣肆，暢所欲言，所謂宗派家法，無覆問者。”二十多年後，胡適在給高一涵等人的公開信中，將戊戌變法時期的《時務報》、新民運動時期的《新民叢報》與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新青年》，視為“代表三個時代”乃至“創造了三個新時代”的一代名刊。前者指出了世紀之交報章之興之於文體之變的重大影響；後者道出了報刊傳播媒介在引領國民思想啟蒙和語言文體變革的時代思潮中所發揮的關鍵作用。晚清至五四時期，中文報章（包括白話報刊）之興與散文（包括應用文）文體新變，形成了近代中國言論思想界和文壇波瀾壯闊、眾聲喧嘩的熱鬧景觀，構成了中國語言文體古今演變史上極為重要的環節。



20世紀的第一個年頭，清光緒二十六年，歲在庚子，孟春時節，寓居日本的政治流亡者梁啟超在清政府愈禁而流布愈廣的橫濱《清議報》上，發表了自檀香山寄來的《汗漫錄》一文，首次提出“文界革命”問題，並以日本政論家德富蘇峰“雄放雋快，善以歐西文思入日本文”的報章政論文為師法的榜樣。兩年後，隨著風靡一世的《新民叢報》的創刊與流行，以近代報刊和洋裝書為主要傳播媒介的“文界革命”，已經發展成為一股浩蕩的時代潮流，而“為時流所日日昌言”。20世紀初年，以日本和上海為策源地，以近代中文報章為主陣地，以留東學子為作家主體，晚清一代新型知識分子廣泛參與其中的“文界革命”，創作出一批批門類眾多、實績顯著、時代反響巨大、歷史影響深遠的新體文章，“開文章之新體，激民氣之暗潮”，其流布由東南沿海口岸城市迅速蔓延到大江南北，並隨著科舉考試內容的改革而侵入全國教育界，致使萬千士子趨之若鶩，八股文遭到滅頂之災。以梁啟超為代表的晚清一代新文化人倡導“文界革命”的根本動因，在於最大限度地實現“播文明思想於國民”的啟蒙目標，造就一代具有近代民族國家思想的新型國民，為創建一個能夠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新中國”奠下基石。晚清“文界革命”的範圍，是旨在“播文明思想於國民”的著譯之業，其作家主體為有別於傳統士大夫文人的近代新型知識分子（包括以留東學子為主體的革命派知識分子），其語體是一種向歐化和白話開放的改良文言，其文體具有創新性、試驗性與探索性，其大方向符合言文合一的語文革新趨勢。晚清的白話報潮流和白話文運動，則在改良白話語體文體方面做出了多向度探索。晚清時期的“文界革命”和白話文運動，為五四時期胡適、陳獨秀發動的文學革命和白話文運動做出了重要的歷史鋪墊；無論是在“革其精神”層面，抑或是在“革其形式”方面，兩者都形成了某種歷史的合力與接力。



然而，在以胡適、周作人為代表的新文學（批評）家的文學史敘述中，這一歷史脈絡和歷史接力過程被有意無意忽略甚或否定了。1922年，胡適在那部被後世史家奉為中國近現代文學史開山之作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中，梳理了清末民初四派“應用的古文”——嚴覆、林紓的翻譯的文章，譚嗣同、梁啟超一派的議論的文章，章炳麟的述學的文章，章士釗一派的政論的文章——將其劃在“古文學”範圍之內，肯定“這一段古文學勉強求應用的歷史，乃是新舊文學過渡時代不能免的一個階級。古文學幸虧有這一個時期，勉強支持了二三十年的運命”，在指摘“他們都不肯從根本上做一番改革的工夫”之後，宣布其“不能不歸於失敗”，也就斬斷了屬於“古文學”的這四派“應用的古文”與屬於“新文學”的五四“白話散文”之間的歷史關聯。1932年，周作人在輔仁大學講授《中國新文學的源流》時，基於“言志”的文學觀，得出“今次的文學運動，其根本方向和明末的文學運動完全相同”的結論，將五四新文學與晚明公安派、竟陵派散文小品相銜接，而作為其“反動”的清代文學則基本上無足取。對於晚清時期不可能視而不見的白話報和白話文潮流，胡適斷言：“這些人可以說是‘有意的主張白話’，但不可以說是‘有意的主張白話文學’。他們的最大缺點是把社會分作兩部分：一邊是‘他們’，一邊是‘我們’。一邊是應該用白話的‘他們’，一邊是應該做古文古詩的‘我們’。我們不妨仍舊吃肉，但他們下等社會不配吃肉，只好拋塊骨頭給他們吃去吧。”周作人完全接受了胡適的這一觀點，聲言晚清的“白話文字”不是“白話文學”，現代的白話文是“話怎樣說便怎樣寫”，晚清時期卻是“由八股翻白話”，以為“那時候的白話，是出自政治方面的需求，只是戊戌政變的余波之一，和後來的白話文可說是沒有大關系的”。以胡適、周作人為代表的五四一代新文學（批評）家，也一刀斬斷了晚清白話文與五四白話文（學）之間的歷史承繼性。



胡適、周作人等五四一代新文化人對晚清一代新文化人，心理上存在一層“影響的焦慮”，為突出自己這代人開天辟地的歷史功績，在自家建構的新文學歷史譜系中，對來自本土的新文學淵源采取舍近求遠乃至遠交近攻的敘述策略，有其特定的歷史文化背景。如今，隔著一個世紀的時間跨度，有了民國時期和新中國成立後幾代學人豐厚的學術積澱和多元視角，今人重新審視近代中國西學東漸、思想啟蒙、報章之興與文體之變的歷史過程時，理應基於原始報刊文獻史料，全面客觀地呈現歷史原貌，補上被胡適、周作人等五四一代新文學（批評）家一致忽略掉的“清末民初”這一至關重要的歷史環鏈。



事實上，近代報學史研究界和文學史研究界，已有很多學者在從事這一學術工作；只不過，已有成果基本上屬於個案研究、局部研究和某一專業視域的研究。報學史家關注的是中國近代報刊的發展狀況及其特點，對報章文體之變著墨不多，缺乏系統考察與專業分析；文學史家多基於近代作家的文集之文立論，對原始報刊文獻史料和報章之文的原生形態重視不夠，其文學史論著對近代中國報章之興與文體之變亦缺乏全面梳理與系統勾勒。倒是一些關於近代作家的研究成果，在個案研究方面做出了開創性探索，豐富了人們的認知。如夏曉虹《覺世與傳世——梁啟超的文學道路》一著的部分章節，主要基於梁啟超《飲冰室合集》，參酌《清議報》《新民叢報》等報刊文獻史料，對梁氏報章“新文體”及其與日本明治散文之關系，做了較為全面的系統分析與富有深度的立體透視；段懷清《王韜與近現代文學轉型》第二章，主要基於王韜文集《弢園文錄外編》，參酌《循環日報》等相關文獻史料，對王韜報章文的公共言論空間、思想探索與文體試驗，做了細致深入的分析與透視。袁進《新文學的先驅——歐化白話文在近代的發生、演變和影響》一著，對於西方傳教士在創造近代中國最早的歐化白話和新文學形態的作品，以及推動中國語言和文學的近代變革，成為白話文運動和新文學運動的先導方面的歷史功績，做了較為系統深入的梳理與分析，亦涉及一批近代報章。胡全章《清末民初白話報刊研究》《清末白話文運動》等著，對清末民初白話報刊的原生態和晚清白話文運動的歷史形態，以及此期報刊白話文的文體語言特征及其流變軌跡，做出了較為系統的梳理與研究。然而，白話報刊並非近代中國報章主流，白話文體亦非晚清散文主脈。這些個案研究和局部研究，有助於糾正長期以來存在的某些偏見和誤區，卻不能代替整體意義上的系統梳理與研究。



晚清時期，中國知識界對於“報”與“刊”的區分尚不明晰；眾多冠以“報”名的連續出版物，如《萬國公報》《時務報》《清議報》《新民叢報》《無錫白話報》《中國白話報》《安徽俗話報》《民報》《競業旬報》《中國女報》等，其實都是今人眼中的“期刊”，明治維新時期日本名詞曰“雜志”，西洋名詞“Magazine”之譯名。晚清知識界所謂的“報章”，既包含以報道新聞為主的報紙，更指向以揭載評論為主的雜志。1897年初，作為《時務報》重要創辦人和領導者的黃遵憲，出於職業敏感對“報館之文”和“文集之文”做出明確區分，指出報章文體與“古雅”的“文集之文”不同的語體文體風格和作文路徑。同年冬，梁啟超在湖南時務學堂教授生徒，別出心裁地把天下之文分為“覺世之文”與“傳世之文”，以為覺世之文“當以條理細備，詞筆銳達為上，不必求工也”。至此，晚清知識界對報章文體在適用範圍和文體特征等方面，都做出了明確區分與定位。



近代中國“報章興”的新時代，以維新派知識精英創辦的《時務報》為標志和里程碑。本著所考察的“報章”，主要指作為連續出版物的“雜志”，以及與報館關系密切且出版時效快的新書，兼及少量產生了重大時代影響的日報；本著所關注的“文體”，主要是以“覺世”為旨歸、中西兼采、文白雜糅的報章新文體，亦包括清末民初大量問世的報章白話文。



本著以近代中國報章之興為主線，在西學東漸、思想啟蒙、文學革命等社會文化背景下，梳理與考察晚清至五四時期發生的中國散文文體的新變脈絡與演進過程。從題目來看，本著從“報章”這一新型文化文學傳播媒介著眼，最後落腳到“文體之變”；但在寫作過程中，亦重視報章文體所承載的思想內容和文體之變背後的意識形態因素，以覆原近代中國報章文體與政治、思想、學術、文藝、教育等領域天然存在的密切聯系，呈現歷史的原生態與覆雜景觀。為探源析流，本著將眼光追溯到道鹹之際西方來華傳教士和口岸知識分子的中文報章活動與中文著譯之作，同時將視野延展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並對五四文學革命領軍人物和得力幹將在晚清時期的報章活動與著譯之作做出系統考察，以期貫通晚清與五四兩大思想變革和文學革命時期，梳理其間主流報刊、思想、文學、文體的演進歷程與嬗遞軌跡，勾勒兩代新文化人如何在“報章興”的文化背景下，通過歷史接力和歷史合力的方式，最終達成了中國文體的古今之變。



本著分上、中、下三編。上編六章，側重勾勒晚清中國報章之興與政論文學演進主線，歷時性考察西學東漸、報章體興背景下的重要政論性刊物和代表性作家的政論文學發展概況；報章以《循環日報》《萬國公報》《直報》《時務報》《湘報》《清議報》《新民叢報》《蘇報》《國民日日報》《民報》《國風報》《庸言》《甲寅》等為主脈，作家以王韜、李提摩太、康有為、嚴覆、梁啟超、唐才常、歐榘甲、楊毓麟、章炳麟、鄒容、劉光漢、汪兆銘、章士釗、黃遠生等為主力軍，其中尤以梁啟超和章士釗為代表這一時期報章政論文學創作實績和時代特征的大家巨擘。中編五章，側重考察報章體興與“文界革命”開展的實績，重點梳理除政論文學之外的報章新文體的重要分支及其發展概況，主要有新體傳記、域外遊記、新體雜文、文學批評文體、述學文體等門類，從創作內容和文體特征等方面系統勾勒清末民初以主流報章為中心的新體文章的創作面貌與演進過程，在思想啟蒙、“文界革命”語境下探討報章新文體的“文體之變”。下編四章，側重考察“報章興”背景下晚清至五四時期的白話文運動與中國文學的言文合一之路，報章以晚清白話報刊為中心，重點梳理這一時期走改良白話路徑的報章文體的時代特征與演變軌跡；末章從改良文言與改良白話視角，考察晚清一代報章新文體作家、白話文倡導者和實踐者，與五四一代文學革命者形成的歷史接力與合力，回答五四一代新文學作家，是如何成功實現從文言到白話的文體語體現代轉型的這一重大學術問題。



2005年，史學家王爾敏在大陸版《晚清政治思想史論》自序中，歸納其從事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的“研治之道”曰：“第一，我將盡量以當年名謂、詞旨表狀當時人之思想，不將今世流行詞匯強加於前人頭上。第二，深入研探當時言論之時代用心，不批判對與錯，但表暴其新創意旨。用現今的話說，要掌握當時人的動機、智能、心向與目的。第三，比較新舊詞意之不同，得出其時思想之新意。第四，把握這一時代思想之內涵，指出思想流趨之動向。”王先生研治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做法，值得中國近代文學研究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