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與思想 (電子書)

「河殤」之後的省思──《哲學與思想》自序
一、氣與古代自然哲學
二、古代自然哲學和儒家的天道觀
三、中國專制主義與韓非思想
四、中國知識分子的形成及其性格──講於北京臺灣同學會「海峽兩岸學術討論會」
五、現代與古代的對話──講於北京中國文化書院「傳統文化與現代化討論會」
六、論孫中山的時代及其思想
七、論五四運動和胡適思想
八、論馮友蘭學術思想的轉變
九、丹尼勒威斯基的文化思想
十、素羅金和他的學說
十一、柏格論現代化
十二、評陳著《平凡的道德觀》
十三、民生主義與威廉考
十四、論「氣」──就教於余英時先生
十五、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對呂秀蓮新作的感想與補充
版權宣告
封　底

序：

　　「河殤」之後的省思──《哲學與思想》自序
　　今年的二月二日，我從桃園機場踏上了返鄉探親之旅，我要去的是四十年前我來自的原鄉，也是分裂的祖國的另一岸。
 　　我是一個中國哲學史的專業研究者，那古老的大陸正是孕育中國哲學的原鄉，哲學是一個民族文化表現的高級形式。所以，我踏上的不僅僅是血緣人道的探親之旅，並且也是文化學術的探親之旅。其興奮之情是可想見而知的。
 　　我知道：在那古老的大地上，曾有一群優秀而勤奮的人民，創造過人類輝煌的文明，在漫長的歷史時期裡，歷經變亂困阨，而屹立至今。
 　　但我也知道：一八四○年「鴉片戰爭」之後，天朝上國的夢碎，在西方船堅砲利的侵略下，喪權辱國、割地賠款。那古老大地的胸膛，幾乎遭受過所有帝國主義的蹂躪，英法聯軍、甲午戰爭、八國聯軍、南京大屠殺……。
　　在帝國主義的壓迫下，不但象徵中國民族抵禦外侮的長城被突破了，並且連數千年來中國人安身立命的心理長城──中國文化──也崩潰了。
　　在「三千年來未有之巨變」的震撼下，承負中國文化傳承的知識份子也不得不驚慌失措，從洋務運動、中體西用，到「新文化運動」之後的「打倒孔家店」和「全盤西化」，又反動到一九四九年後的「中國文化馬列化」，和「文革」的「破四舊」及「批孔」。號稱「震動人類靈魂」的文化大革命，只造成了文化的荒蕪化、野蠻化，而以「十年浩劫」收場。
　　在反省「文革」的基礎上，有了「四個現代化」和「開放政策」。但歷史竟是這般的反諷，在新「摩登」的「反傳統」思潮的詮釋下，「文革」的「破四舊」和「批孔」竟被歸類於「傳統」，「全盤西化」又成了「現代化」的具體的註解。
　　我是在臺灣成長的戰後一代知識份子，又是以中國哲學史研究為專業，不能不關心中國的前途，也不能不思索中國文化的出路。我曾為偉大輝煌的中國文化而自豪，也為近代中國文化的衰落而自傷。
　　懷著對文化原鄉的自豪和自傷，踏上了文化探親之旅，迎向中國新的「摩登」潮流，我來到了北京。
　　二月九日，在北京我應「臺灣同學會」之邀，作了一場以「中國知識份子的形成及其性格」為題的報告。二月十二日，又應邀參加了中國文化書院所舉辦的「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座談會，我則以「現代與古代的對話」為題，作了一個報告。二月十三日，又應中國文化書院之邀為該書院函授班同學作了一場「近代中國民族自救運動」為題的講演。在中國文化書院的報告和講演，返臺後我將其整理為「現代與古代的對話」一文，在臺灣同學會的報告則以原題整理成文。
　　在「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座談會中報告後，曾引起了與會學者熱烈的討論，最後我針對批評的意見提出了答辯如下：
　　「謝謝大家對我特別優待，給我作第二次發言的機會。我只想就一些先生評議我前面的發言再講幾點：
　　第一，十七世紀以前的中國科技是不是落後於歐洲？我認為不是落後，而是領先於歐洲。我這裡不做論證，其論證可以到李約瑟的《中國科技史》中去尋找。
　　第二，我認為，中國自先秦以後所發展起來的民本思想，是古代原始社會的民主的一種文化遺跡。這個結論在我所著《韓非思想歷史研究》的長篇序文中有詳細論證。當代人類學的調查研究也表明：古代人類是處於一種民主的狀態，這也就是馬克思所講的原始共產社會的民主。
　　第三，近代歐洲民主思潮的勃興，其實是受到古希臘、古羅馬的古代民主的啟發。由此也可見，人類的歷史和思想，是不可以一刀切斷的。
　　第四，我覺得，今天的討論相當類似於當年臺灣的東西文化的討論，即政治性似乎強於文化學術性。在臺灣，當時的所謂反傳統意識，就是反對當時的臺灣權威統治。今天的許多討論，也好像是在「隔山打牛」：所謂反傳統也就是反對當前的權威政治。我要說的是：權威政治並不是傳統，而是借助現代化工具發展了的極權主義。
　　第五，我認為，自然科學可以抄襲外國的，因為地球上各地的情況都差不多；而社會科學，是不能抄襲外國的。就近代中國歷史來講，我們一會兒抄美國的，一會兒抄俄國的，這實際上是把別人的健康檢查表當做了自己的病情診斷書。這種病急亂投醫，造成了許許多多的問題。
　　第六，我同意劉笑敢先生的說法：今天在臺灣、在大陸，似乎不是民族自大狂的問題，而是民族自卑感的問題。在這一點上，我認為，對待西方文化應該抱既謙虛又自尊的態度，來重建我們苦難而偉大的祖國！謝謝各位！」
　　我的答辯之後，由張岱年（季同）教授作整個座談會的總結。岱老在大學生時期就參加過二十年代學界孔老年代問題的大辯論，後任教清華大學，三十年代以《中國哲學大綱》（日譯《中國哲學問題史》）一書享譽學界，生平為學處世以「直道而行」，「解放」後和大陸知識份子一般，遭受種種迫害，至「四人幫」瓦解後，才恢復正常工作。其道德學問備受學界尊崇，至今安貧樂道而不改本色。岱老除擔任北大教授外，並擔任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長，及中國文化書院名譽副院長。他當天作的總結如次：
　　「我參加這會很高興，大家發言踴躍，因時間關係不能暢所欲言，但還是都有內容的。王曉波先生的發言很有特點，也值得大陸學習的：他每用一個名詞都有一個明確的定義，而我們大陸上，有時說起話來模模糊糊，說了半天，不知他說的是甚麼意思。
　　剛才龐樸先生分析文化傳統和傳統文化，這並非無道理，他說文化傳統是改不了的，而我認為，現在的一個任務就是要改。文化傳統的確很難改，因為有所謂深層結構。但還是應該改，應該反省。我們中國的文化，不管是儒家的還是道家的，其思想方式都有個好處，就是辯證思維，是用了辯證法的。也有缺點，就是模糊思維，話說得模模糊糊的。如果我們是用傳統思維方式來反傳統，用模糊思維來反模糊思維，這是不見效的。現在首先要改我們的思維方式。過去的優點要保留，可是西方的分析試驗的方式，我們要拿過來。
　　我認為，我們現在到了一個新的轉變的時期。這個時期是相當長的，但前途是有希望的。在香港，有人寫了一本書，叫《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其中有一個意思我感到很奇怪。作者認為，在中國的哲學史上，人的觀念還沒有萌芽。難道五千年來我們的中國人就不是人？我們要反對這種殖民意識。帝國主義認為黃種人不是人，只有白種人才是人，中國人不是人而是狗。我認為，跟在帝國主義的這種論調後面鸚鵡學舌，這是可恥的。我感到，目前我們民族的自卑感太嚴重了！為甚麼有一部分人會產生自卑感？就是因為一百年來殖民地生活才搞成了這個樣子。今天我們應該採取科學的態度來重新評判。因此，我很歡喜、讚嘆王曉波先生剛才講的：今天的問題不是民族自大狂，而是民族自卑感。」（《瞭望週刊》海外版，一九八八年三月七日）
　　岱老的講評使我有「一字之褒，責如華袞」的榮寵，也是給我在臺灣研究民族文化和維護民族尊嚴的艱苦奮鬥作了最大的鼓勵，亦可見岱老對後輩提攜的用心。
　　回到臺灣之後，不久我即收到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劉鄂培先生從香港轉來三月五日岱老來信云：
　　「月前在中國文化書院召開的座談會上得聆高論，甚為贊佩！今海峽兩岸學術交流即將展開，殊可慶幸。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決定編輯《臺灣學者論中西文化》一書，計畫收一百萬字，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預定八九年第一季度發行，您對於文化問題有湛深的研究，敬請惠寄大作一篇，務希俞允，不勝切盼！謝謝！專此順頌」
　　我回信除了表示「岱老有命，不敢不從」外，並言「此次北京之行，得見岱老，實慰生平仰慕之情，並在座談會上得岱老指教，實莫大之榮幸。」此外，我還向岱老請教大陸的「新潮」謂：「六十年代後，美國為第三世界國家提供之現代化理論，業已在拉丁美洲受到強烈的批判。以上月晚在北京參加的座談會而言，國內學者似乎並不重視依賴理論對現代化理論的批判，反而成了國內的『新潮』。」 
　　除了回信外，我還寄贈整理出來的「中國知識份子的形成及其性格」一文，分別請岱老和劉鄂培教授指教。
　　三月十七日，我接到劉鄂培教授來信謂：「大作『中國知識份子的形成及其性格』已拜讀，反映出國內有識之士的共同心聲，亦切中當前之時弊。我現在參加《清華大學學報》哲學和社會科學版的一些編輯工作，未知您是否同意在學報上刊登？」「十分贊同來信：『學術交流為民族整合之必要條件』這一高論，願為之努力而共勉。」
　　四月十四日，岱老來信亦對大陸「新潮」有所感而言：「大陸十年閉塞，七九年始漸開放，介紹了西方的各種『新潮』，其實亦未必新耳。」四月二十九日，我回岱老信云：「二月間向在京學界先進請益，恕晚直言，今日中國學界自馬列主義返潮後，似乎有『扶得東來，西又倒』之勢，近代中國知識份子總是在美蘇二強的意識型態間搖擺，而缺乏主體性，中國問題之解決，更待何日？實令人擔憂。」
　　五月二十四日，岱老又來信說：「尊函云：『近代中國知識份子總是在美蘇二強的意識型態間搖擺，而缺乏主體性』，愚深有同感！每念及此，深感責任重大，恨力量薄弱耳，願共勉之！」岱老一生歷經患難，以八秩高齡而有此宏願，我輩後生能不汗顏？所以，七月五日，我又回函岱老云：「『文革』後，大陸思想界有『虛無化』之傾向，晚亦略有所感，唯否極泰來，尚有待努力，晚願追隨您老為振興中華文化而奮鬥。」
　　今年八月，我同被解散的「大陸臺灣史研究現況考察團」到大陸，北京的電視臺正推出了一個轟動全國的電視連績節目《河蕩》，企圖宣告以黃河為象徵的大陸型中國文化的死亡，總撰稿人之一的蘇曉康介紹《河殤》時就說：
　　有人說，應該砸碎儒家學說，實行全盤西化；也有人說，中國只能「西體中用」才有出路；還有人說，必須重建儒家文明的第三繁榮期。近年來，無論是中國知識界對儒家命運的反思和文化戰略問題的大討論，還是在曲阜出現的隆重的祭孔活動，都反映了中華民族的反省已經觸及到種族文化選擇這個最深刻的命題。
　　我們不能改變自己皮膚的顏色，就像我們不能改變黃河的顏色一樣。然而，我們卻必須重建中國人的文化──心理結構。這將是一項極為艱巨複雜的文化──哲學的系統工程。」
　　「振興中華文化」是「一項極為艱巨複雜的文化──哲學的系統工程」，但是絕不是「全盤西化」或「西體中用」，或宣告中華文化死亡的「河殤」，也不是以「海洋文化」代替「大陸文化」。「海洋文化」在近代世界史上是意念著資本帝國主義向海外擴拓殖民的取向。今天的中國是具有向海外擴拓殖民的潛力的，但這絕不是中國之福，並且也將成為世界人類的禍害。
　　雖然我不贊成《河殤》所表達的文化思想，但身為一個中國人，我卻對《河蕩》在鉅創和幻滅後所呈現深沈的民族悲痛和絕決的意志，有深刻的同情和理解。「振興中華文化」的工作，應當是批判的承繼傳統，也就是「揚棄」傳統而吸取其「合理的核心」，在帝國主義和「文革」蹂躪後的中華文化的現實上，重建一個物質和精神富裕的中華文化，這是沒有任何現存的世界文化可資模仿的，乃是中國人必須保持其主體性而獨立創造的。否則，那只是中國知識份子心智的懶惰。
　　一九八一年，香港刊物曾報導了一位「北京之春」青年的談話：
　　「當我坐下來靜靜思考的時候，我又發現了新的問題。我想，如果讓我掌權，我應該實行甚麼樣的制度呢？我無法回答這個問題。於是，我開始看書，希望能從書中找到答案。我看過《資本論》，也看過《民約論》；我看過凱恩斯，也看過存在主義，……」
　　「我沒有找到現成的答案，但也吸取了不少營養。書裡的那一切，似乎不能照搬到我們的國家中來。我們的國家是一個古老而特殊的國家，有太多的人口，又有廣闊的地盤。我們所繼承的，有孔夫子的禮教，也有秦始皇的中央集權制，更有毛澤東思想及其實踐所造成的一切，我們是要在這樣一個基礎上開始我們的改革。」
　　「要發展生產力，要搞民主化。總之，我們的國家要強大，我們的人民應該幸福。中國人受的苦太多啦！這種狀況絕對不能繼績下去了，……」
　　《河殤》之所以會引起全國人民的轟動，那是觸動了全民族心靈的傷痛，但「河殤」之後將如何，更是當代中國知識份子必須探索而不可推卸的責任。也正是岱老所言：「每念及此，深感責任重大」。
　　本書所收集的論文，是我個人探索此一問題的一個心路歷程的記錄。其中有不少篇都發表在胡秋原先生發行的《中華雜誌》上，並且，有許多觀念也是長期來受到胡先生啟發的，這是我要特別致謝的。我更期待的是各方先進和高明的指教，並願追隨大家為振興中華文化而奮鬥。
　　是為之序。
 
一九八八年十月十三日於新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