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面的聲明可以知道，當時仍有許多本省菁英並不是以「外省人」為反抗的對象，主要是針對行政長官公署的施政缺失。然而，在 3 月 9 日由大陸調來的增援軍隊抵達台灣以後，對於各地進行鎮壓，導致上萬本省人被殺害的後續發展，卻徹底的改變了此一狀況。在軍隊抵達的前一日，陳儀仍然信誓旦旦的向事件處理委員會保證，絕不會向大陸要求派兵鎮壓。因此，這場鎮壓性的屠殺，使得原本仍對於中央政府抱持一絲希望的本省人，也覺得受到背叛而失望。「本省人」相對於「外省人」的（弱勢）族群意識，可以說是在三月的鎮壓之後，才逐漸確立，成為本省人之間的主流說法。在這樣的意識中，「外省人（國家、軍隊／統治者）」相對於「本省人（民眾／被統治者）」的分類，成為光復初期台灣社會中最顯要的人群分類或人群組織原則。語言文化差異、政治上的不信任、再加上雙方在權力上的差別，使得「本省人」與「外省人」漸漸變成兩個壁壘分明的社會群體。有關本省、外省的省籍區分與矛盾的說法，更構成主要的人群分類想像範疇。而原先本省人之間所存在的「福佬／客家」區分，或者福佬中的「漳／泉」分類，在政治、文化與社會方面的重要性，似乎都被這個新浮現的人群分類所掩蓋。

在「本省人」做為弱勢族群的族群意識中，其所界定的對應族群類屬是「外省人」。他們認為：「外省人」因為掌握國家機構及武力，而握有絕對的權力；台灣光復後成立的「行政長官公署」，成為和過去日本統治時期「總督府」相仿、擁有至上而不受制衡權力的「新總督府」。不過，在「二二八事件」以及三月鎮壓之後，由於所有的政治活動都受到禁止，當初敢於站出來反抗的本省籍知識份子與菁英幾乎都遭受到屠殺、逮捕下獄的命運，少數菁英因而流亡海外（日本及美國），殘存下來的菁英也因為擔心白色恐怖的迫害，而不敢再發起任何集體行動來宣揚這樣的對抗性意識。因為缺乏政治運動的動員、凝聚，這些意識並沒有透過族群運動來宣揚與展現。它們零散的分布在彼此沒有聯繫的個人與小群體之間，僅能靠最初級的社會關係，例如家庭或少數的至親好友，來維繫及傳遞。

更重要的是，這樣的人群之間的類屬性敵意，和今天我們所熟悉的「族群意識」，在性質上仍有明顯的差異。

首先，本省人對於外省人，並沒有「同為國家平等公民」(fellow citizens) 的感覺。雖然在光復初期，台灣人對於再度成為中華民國的公民感到極端的高興，但是，「二二八事件」前後本省人所感受到的差異與不公平，使得本省人因為由極高的期望轉為極端的失望，而對於台灣和中國與本省人和外省人的關係，有了新的看法。在光復前後，許多本省人因為在日本統治下覺得受到二等公民的不平等待遇，因而對於「祖國」中國有極高的期望，對於能夠打敗軍紀嚴明的日本軍隊之中國軍隊，也有著不切實際的期望與評價。在戰爭末期的「開羅會議」後中國躋身世界四強（中、美、英、蘇），台灣人民更是深以自己是「中國人」為傲。但是，等到台灣光復以後，國民政府派來接收台灣的「行政長官公署」在行政效率、法治觀念，以及官員個人操守上，實在遠不如日本殖民政府，而接收部隊的軍紀，更遠遜於過去的日本軍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