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期末考
引言
　　電話那頭的艾莉卡，仍是我大學記憶中的清朗女高音。距離我們上次談話已經過了近二十年——這中間隔著兩個全套的住院醫師訓練、兩場婚禮以及四個小孩——這位大學室友重新跟我聯絡上，有一部分是拜網路的便捷通訊所賜。那天午後，我接到艾莉卡的電郵，簡短告知她父親剛剛過世。「這讓我想重拾過去的關係，」她這麼寫著。

　　艾莉卡的父親是臨床心理學家薛林格醫師，我記得他。我們讀醫學院時，有個下午艾莉卡雙親來訪，艾莉卡用薄弱的寢室音響播放湯米‧多西（Tommy Dorsey）的唱片。薛林格醫師穿著藏青色開襟羊毛衫，老花眼鏡壓得低低的。只見他從我們的樹脂紅色沙發中起身，拉著艾莉卡的手，帶領她隨著旋律轉身。他那酷似希區考克（Hitchcock）的身影輕盈地舞動；在我看來，沒有誰的爸爸媽媽會像那樣跳舞。

　　電話中艾莉卡告訴我，去年她父親診斷出罹患轉移性胃癌。他試過幾輪化學治療，卻造成肺部纖維化——這種病變會使肺臟僵硬、失去彈性，並導致慢性窒息。雖然薛林格醫師臥病在床，連最輕微的動作都很吃力，他仍然對著艾莉卡八個月大的女兒輕聲哼唱。小女嬰隨著歌聲擺動身體；每句歌詞還沒唱完，血氧監視器便警鈴大作，但薛林格醫師置之不理，也不理會艾莉卡的勸說，仍然顫著音繼續哼唱。

　　當呼吸吃力得令薛林格醫師難以忍受時，他向女兒打手勢，這時候他只求讓自己舒服一點。儘管已經得知這個末期診斷，薛林格的醫生對這個時刻卻沒有任何準備。在生命的最後幾個小時，薛林格得向當醫生的女兒艾莉卡徵詢意見。他的醫生沒有一位到場，且是艾莉卡要求施打嗎啡；她知道這藥物會減輕父親的痛苦，卻也會抑制他呼吸。
　　艾莉卡的父親過世一個月，她憶起當時背負的責任，忍不住在電話那頭哭泣。「你知道最後這幾個月『死亡』被提過幾次？」她問。我猜不出來。任何受過一點醫學訓練的人都看得出，薛林格醫師是末期病患。

　　「一次，」她銀鈴般的聲音顫抖著。「有位醫師跟我們討論過一次。除此之外，其他人都只提到怎麼治療我父親。」艾莉卡停頓片刻然後開口問道：「為什麼我們照顧瀕死病患時做得那麼差勁？」

　　二十年前我申請醫學院時，我相信自己即將拯救生命。就像想像中的英雄醫生那樣，我與死神對峙並將之逼退，看著成群我所拯救的病患充滿活力地回到我的辦公室，開心地笑著，熱烈地表達感謝之意。我沒料到的是，有多少死亡會成為我工作的一部分。
　　在這個因擁有治癒能力而格外吸引人的職業中，鮮少有醫學生冀望將來能照顧末期病患。然而，在這個百分之九十的人口終將死於慢性疾病的現代社會，醫生已經成為生命最終的監護者，被託付引導著末期病患及其家屬，走過通往終點的艱難路段；這種安慰與支持，是大多數病患與家屬十分期待的。對醫生而言，在生命終點所提供的關懷與照顧，便是本書書名的意涵——最後期末考。
　　遺憾的是，只有少數醫生通過考驗。

　　跟大多數的同事一樣，我進入醫學這一行時，對於該怎麼照顧末期病患，並沒有足夠的能力。在此之前，我幾乎不曾接觸過瀕死病患，而且就像很多醫生那樣，對死亡抱著根深柢固的反感。然而，將近十五年的醫學院課程與訓練期間，我一再地面對死亡。我從許多老師及同僚那邊學到，面對自己的瀕死病患時，必須將所有人類共有的情感抽離或壓抑住，好像這麼做會讓我成為更好的醫生。最初在大體解剖實驗室接觸死亡時，我便學到「否定」與「抽離人性」的一課；而在日後繁雜的住院醫師訓練與執業期間，這種心態一再地加深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