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不平等現象的歷史觀察

經濟學者畢克帝（Thomas Piketty, 2001）在一份研究二十世紀法國的報告中指出，若無累進制的所得稅，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社會普遍嚴重不平等的情形，以及所謂「食利者的社會」（société des rentiers）【編注1】，很可能會故態復萌。他認為，要達成社會正義需要強而有力的累進所得稅制，才能保障有效的重分配並阻止財富集中。這個論點和所得稅重分配功能不振的看法並不衝突，而是強調應對高收入族群施行較高的累進稅率。

畢克帝是以二十世紀申報所得的相關財稅行政資料為基礎，研究透過長期的重分配減少不平等現象的課題。限於篇幅，在此對於經濟學家們專業的討論不再贅述，值得注意的是畢克帝（2001, p.550）指責這些不平等的後果將阻礙經濟發展 ，儘管他同時承認相關論證仍不充足。展望未來，他認為有可能再出現食利者的社會，或降低所得稅累進稅率（尤其是邊際稅率〔le taux marginal〕），以致於所得不平等繼續擴大。與其冒險論斷這種可能是否會實現，我們不妨將焦點放在所得稅和以減少不平等論之的社會正義之間的關係。

根據畢克帝的看法，在二十世紀的發展過程中，人均所得的平均值有明顯的成長，特別是在「光輝的三十年」期間（Trente Glorieuses）。至於薪資不平等的情形從一九一四年後就幾乎未再有改變，前一％收入最高者的平均薪資一直在平均薪資的六至八倍之間。這個見解和佛拉斯提（Jean Fourastié）對薪資不平等銳減的看法相衝突，但兩者的評估方法是不同的：畢克帝是根據整體所得來評估最高所得，而不是比較不同類別的收入間平均薪資的差異。例如，白領階級和勞工階級的平均所得差距，在二十世紀下半葉減少四○％，可以用白領階級的數量遽增來解釋，但白領階級中的最高薪資和其他受薪階級的差距仍然維持不變。若非考量到畢克帝意欲否定任何不平等會自然消靡的見解，上述兩種看法間的衝突其實是次要的。但他卻認為一九一四到一九四五年間不平等現象的減緩是因為資產家受到損失之故，而不是所得不平等的普遍減少。然而，畢克帝也承認無法完全肯定……

顯然，要嚴格證明不平等沒有自然縮小相當困難，因為就連畢克帝也說是種種危機（戰爭、經濟蕭條）在一九一四年後造成資產家的崩潰。同理，要區分資本主義「本身」的因素，和累進所得稅制對減少不平等的效果亦非易事。畢克帝接著指出，持續的不平等現象掩蓋了另一件真相，亦即「兩百豪門」（200 famillies）的崩潰（指與平均收入者相比）。所謂兩百豪門指的是最為富裕的那○．○一％家戶。在上個世紀，這「兩百豪門」的納稅申報所得和平均所得之間的差距降至原本的五分之一。（Piketty, 2001, p.129）所得不平等的鴻溝仍然存在，但已經縮小：在二十世紀初，最富裕的階級和平均所得之間有三百倍的差距，到世紀末時已降為五十到六十倍。一九二九年經濟大蕭條和兩次大戰使這些高收入者（特別是靠資本獲利者）、巨富和資產持有者蒙受巨大損失，但是依畢克帝的看法，累進所得稅制才是解釋為何一九一四年前的「食利者的社會」沒有重現的原因：據稱富人受到所得稅的影響，才使不平等的情形減少了一半，雖然目前收入最高的階層仍較平均所得高上三十倍。

上述研究成果是經由整理申報所得的資料得來，因此，這個論點成立的前提是：高收入戶逃漏稅的情形必須有限。畢克帝並沒有刻意忽略這個問題，然而論證不明的情形確實因此更甚於前述其他事例。首先，他提及評估逃漏稅的困難之處（Piketty, 2001, p.437），接著引用一九七二年一次針對四萬名納稅人進行的官方調查，卻排除了調查中非受薪階級申報稅額遭到更正的比例數字（二○％），並採用了五％的平均值。對此作者試圖自圓其說，為廣泛使用符合自己論點的武斷數字五％合理化。此外，他主張「各種跡象顯示」二十世紀初的逃漏稅應較世紀末來得嚴重，而依據的僅是當時（二十世紀初）的一些說法（他同時承認必須小心看待這些說法）。這種具有針對性（ad hoc）的論證相當可疑，且有堅強的論據支持著相反的主張。如同本書的分析所示，稅捐審查帶有取得協商後收益（le rendement négocié）的組織性目的，而非投注在辛苦地發現逃漏稅的欺瞞手段。況且協助納稅人將所得申報最佳化（optimisation）以達成避稅或減稅等的專業服務也愈來愈多。同時也要再次提到，研究逃漏稅現象的過程中，不同的評估方式 所得到的結果彼此差異很大。

因此，雖然蒐集的資料相當多，而其立論有趣且有助於政治面的討論，但在科學方法上卻非毫無瑕疵。我們很難掌握所得不平等的真實情況，因此也很難知道不平等的情形究竟是保持穩定（畢克帝的假設）還是已經減緩（佛拉斯提的假設），又或是因為有各種合法或非法的避稅方法而被低估了（本書提出的假設）。在高收入戶方面，所得稅究竟是否成功阻止了「食利者的社會」在二十世紀重現，是非常不確定的，因為畢克帝有許多假設是為了達到預設的結論而加上去的，同時這種較強的租稅正義觀也欠缺社會現實主義（réalisme）的基礎。有鑑於此，我們應該特別注意社會對不平等現象的接受度。

3.社會對（所得）不平等現象的接受度

社會大眾對所得不平等現象的態度是和其租稅正義觀直接相關的：如果大眾認為所得分配是公平的，就不需要靠徵稅來調整所得，也沒有必要進行租稅重分配。所以我們在研究大眾對所得不平等的觀感時，應該考量一個重要的因素，亦即人們感受到的稅捐負擔。然而必須先提醒一點：即使納稅人無法接受所得不平等的現象，他也未必會認為租稅重分配是重要的議題。他可以不做抵抗，也可以加入社會運動、公團運動（mouvements corporatistes）【編注2】或政治運動來反對不平等。因此下述的討論是特別針對重分配的問題，使用歷史資料和調查結果來研究大眾的正義觀感。

從歷史資料看來，正義觀感的問題並無明確答案。為證明二十世紀法國的所得不平等現象並無變化的看法，畢克帝（2001, p.388）不僅列舉一些經濟因素，更假設人們在文化上對薪資不平等是接受的，而對薪資所得和資產所得之間的差距則相對較排斥。然而由於缺乏可信的相關調查研究，被提出的論證也都是間接的。確實，因為採取很高的累進稅率，所得稅主要影響到的是高收入戶，而左派的財稅政策也沒有打算提高所得稅率來向富人抽取大額稅金。但是現行的稅率和各黨派提出的方案卻也可能只是反映了輿論的看法、部分公團的意見或個別政治領袖的價值觀或策略。確實，人們對薪資不平等的感受會被一些認知上的因素所扭曲。此外，畢克帝也提到，從一九四五年以來資本家和那些食利者的形象已經被高階白領階級的形象所取代，也就是說大眾看到的社會不平等不再是針對富人，而是針對不同社會經濟團體間的不平等。以此為前提，則社會能接受所得不平等的論點就相當可疑了，我們反而可以主張，薪資的不平等變得更明顯，也可以說更容易感受到，因此人們應該更不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