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導的英語不太靈光， 他的第二語言是法語。幸好夫人菲比（Phoebe Economopoulos）的英語了得，我們就這麼站著，一邊喝酒一邊聊天。透過菲比，我得以闖入一位當代電影大師的世界。他的遺作《另一片海》（The Other Sea），正是要捕捉今日的希臘，在危機下的希臘，那些無時無刻的示威、絕望的老百姓、非法移民的困境、人剝削人的醜陋行徑等。

某一天，安哲羅普洛斯在取景過後，獨自凝望窗外，他這一個祖國，良久，淚水潸然落下，哀嘆說：「我們現在經歷的，不僅是金融危機，這簡直是全方位的災難。」這個影象，深深烙印在菲比的腦海裡。

「我們先要走進過去，然後再回到現在，才會明白目前所面對的一切，其實是三種危機互相糾纏：經濟、政治、社會，如三條木棒壓在我們頭上，似乎無路可退。」安氏插嘴說。

安氏形容希臘人正處在一個非常窒息的情況，他們上街抗議，卻提不出具體的改革方案，對安氏而言，我們不能整天高喊不、不、不，卻又缺乏願景，以至提不出具體的改革替代方案。他認為走上街頭的希臘年輕人，當中有不少仍搞不清楚問題之所在，因此他們只得個反字，無法將反對的姿態轉化為有意義的叛逆，並針對現實需求，來推動社會革新。特別是年輕人，他們對過去缺乏了解，那就無法批判現在、想像將來。

大家開始意識到希臘的教育問題，歷史不僅不受重視，反之是有系統地迴避歷史中諸多的重要事件。當我探訪雅典大學，遇到一些社會科系的學生，也聽過類似的投訴。他們說，希臘教育糟糕透了，學生們所受的教育，是偏頗的、片面的，他們無法擁有完整且獨立的思考，更缺乏深刻的提問。這令我很驚訝，想到之前剛經過雅典大學的圖書館，四周屹立著巨大的古希臘聖哲雕像，從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到泰勒斯等，都做沉思狀。當中的蘇格拉底，更被視為西方哲學之父，他對任何事都做出質疑，而他的大哉問，更是對西方文明影響深遠。為什麼他的後代不再懂發問呢？！在希臘發展的過程裡，是什麼因素導致斷層？又為何歷史變得輕如鴻毛？執政者在怕什麼？

希臘有太多的歷史傷口，這些傷口與外來干預不無關係。例如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九年，共產黨人與保皇黨人間的殘酷內戰，這可謂是納粹德國占領希臘的後遺症，也是英美介入的結果。希臘在東西方陣營對峙時期，具重要的戰略地位。英美惟恐希臘落入共黨手中，遂大力支援保皇黨，而保皇黨鞏固權力後，在一九五二年推動希臘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ATO），自此希臘成為美國在巴爾幹半島的屏障，同時亦是冷戰時期西方陣營的前沿地。在西方一片﹁恐共﹂的强烈氣氛下，希臘極右集團逐漸凝聚自己的勢力。直到一九六七年，大選在即，偏左的聯合政府正要成立之際，右翼軍人在美國的協助下發動政變奪權，遂展開長達七年的獨裁統治。

安哲羅普洛斯的父親於德軍占領期間，在雅典外圍遭逮捕處决，其後安氏與母親到處尋找父親屍首，對於當時只有九歲的安氏，實在難以承受；六○年代，獨裁統治正要開展之際，社會動盪。一天，安氏在軍民對峙的街頭上遭軍警襲擊，連眼鏡都碎了。因此，今日希臘軍警對付示威群眾時，他無法按捺心中的感傷。國家機器要為充滿欺詐的官商利益去鎮壓反欺詐的受害老百姓，豈不諷刺？早在他年輕時就已對國家充滿許多問號，感到歷史的重量在擠壓著他。即使他前往巴黎研習，獲得事業發展的機會，但最後他還是回到希臘，一個他誓言不會離開的地方，他要在祖國土地上尋找答案。「究竟什麼時候才可以回家？但回家卻又重新出走，再回家，不斷在追尋的旅途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