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的前身《液體的回憶》出版發行以後，我收到過多種多樣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評論以及專訪，有來自兩岸三地的，也有來自北美和歐洲華人讀者圈的。當時專訪中最長的一篇，很意外的，是由香港記者呂珠玲女士所作，因為香港報刊上的文章通常短小異常不過手掌大小，那麼幾頁長的一篇太罕見。

我假此一專訪的機會溫和誠懇地批評了華人世界裡普遍存在的對於寫回憶錄的幾種不正確的態度，諸如只重視宏觀，輕視微觀；只願批判壞人，不願批評好人；只攻擊對方，不反省自己；只寫大人物的經歷，不寫普通人的經歷，等等。我當時收到的讀者意見中最主要的批評，是我的那本回憶錄裡反思的部分太少了，尤其是沒有告訴當今的讀者——他們絕大多數有幸的或不幸的全無參加或捲入文化大革命的親身經歷：我在「文革」期間及其後的漫長時間裡面，是怎麼反思自己在那狂暴歲月裡的所作所為的？因此有些讀者建議，應該加進去行為者的自我反省的文字——這裡所謂的反省是中性的，不是中共過去政治運動中強迫人所作的那種貶義的「檢查反省」——和思考的文字。

至今我都是真心地感謝這些讀者的評論和建議，這裡特別想感謝署名「顧爾德」的一篇書評。作者對我的那本小書作評論時的盡心盡力之敬業精神，在中文世界裡近年來實在不多見，儘管他並不全然肯定那本書的那種寫法。不過我想藉這個機會解釋一下，我在陸陸續續寫作那本小書的章節時，是把它們當作「歷史的個體」來處理的（historical individuality ——此一術語採用自德國歷史社會學大家馬克斯．韋伯，竊以為他的提法與史馬遷偉大的《史記》寫法有隔代相通之處），而不是為著寫一本專家學者式的理論分析著作。也許以後我會利用別的機會，來寫作這類針對「文革」的有學理深度的系統分析。

我的那本小書發行不久後還讀到一篇署名「張放」的短文，深情憶及他在一九九三年五月訪問美國文化中心之一的波士頓時，考古學大家張光直曾鼓勵他：「你是山東流亡學生，四十四年前從廣州搭『濟和輪』到了澎湖，你們五千多青少年的遭遇，雖是大時代的泡沫，但是作為歷史而言，我建議你把它寫出來。」張放的眼前立時浮現出四十四年前即一九四九年的流亡景象，浮想連翩，未作快速應答，張光直接連追問：「怎麼樣，有關寫這段回憶錄的事？」張放淚眼模糊地答道：「我可以向歷史作證：當年這五千多山東青少年，非常純淨，他們有金子一樣的心。每一個人都老實，老實得跟饃饃一樣。在大時代潮流中，億萬同胞受苦受難，我們一群黃毛孩子算了啥，滄海一粟而已……」。張光直幼少時隨父親從台灣板橋到大陸北平，後又返回台灣；縱然他專業上研究的是數千上萬年裡中華文明的來龍去脈，也十分珍惜大動盪時代中個體經歷的史實價值，這在我看來是中國史學傳統裡極可頌揚的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