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台灣無法「擺脫」中國，則須釜底抽薪，逆向思考，反守為攻。台灣可以經營的「價值高地」，就是爭取華語世界的「文化領導權」。這個領導權的內涵，不局限於狹隘的「語言文化」，而是民主、人權、文明性、在地多元文化等普世價值。

 

也就是說，「寄望跨海峽公民運動」的動員能量，來自喚醒台灣掌握「價值高地」和華語世界「文化領導權」的自豪感；對岸的態度，大約是寄託在德風偃草的預期效果上了。同時，為使台灣能夠充分認識並經營自己的優長之處，又必須在描述其中國想像之前，首先劃清兩岸界域（頁50-55，「統獨是一個真實議題」）。在兩岸優劣對比基礎上建構起來的中國想像，難怪王丹批評說有傲慢的嫌疑。

 

這種建構同時存在脫離現實的隱憂。以上兩方面的想像，在吳介民的討論中進一步演化為兩岸實際操作中，四個具體的政策方向：（1）人權議題納入兩岸既有經濟協商談判議程；（2）人權民主議題列入兩岸超越經濟範疇的廣泛協商對話；（3）尋求兩岸在社會層次的連接，型構跨海峽公民社會，涵蓋所有進步性的經濟社會文化主題；（4）兩岸任何未來的政治共識，必須建立在承認政治差異的前提上，反對暴力吞併，並應以「華語世界」取代「中華民族」作為人民（包括各自轄區內的原住民族）相似文化背景的指代。（頁55-61）這些政策方向，在《自由人宣言》中有不同程度的體現。在《自由人宣言》研討會上，陳宜中曾針對類似條款提出質疑：這種以為能夠在海峽對岸實施的行動假設，除了高調口號宣示己方意願以外，究竟有多少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