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開記憶的大門，迎來世界的回響／張戎
 
《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於一九九一年首次出版。這本書改變了我的一生：它使我成為「作家」。
 
當作家是我童年的夢，這個夢只是模糊的憧憬，待在潛意識裡，沒有用語言表達。在我成長的毛澤東時代，中國大陸的作家大都遭到政治迫害，書和筆是危險的東西。文革初期，全國到處燃起燒書的火焰，人們家中的書籍大半化為灰燼。身為中共官員的我父親，在文革中備受折磨，逼著燒掉心愛的藏書。這是他精神崩潰的開端。我在一九六八年十六歲生日那天寫在紙上的第一首詩，就是在造反派闖進家裡抄家時，撕碎了衝下馬桶的。
 
可是一支無形的筆，仍然不停地在腦子裡劃來劃去。在下鄉進廠的日子裡，它伴隨我在稻田裡撒糞，在電桿上接線，默默地刻著長文和短詩。
 
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六歲的我來到英國。毛澤東去世兩年了，中國開始變化。中共自掌權以來，第一次用全國統一考試的辦法選拔留學生。我有幸通過統考，成為四川省九千萬人中大概第一個到英國留學的人。
 
有這樣不可思議的運氣，可以自由地寫作了──但就在這時，我失去了寫作的興趣。對我來說，寫作不可避免地要回顧往事，要在內心重返中國。而我只想忘掉中國，忘掉那些傷心的日子。我來到的地方好似外星，滿目都是新鮮。我什麼都想看一看，什麼都想試一試，只想活在新世界裡。
 
倫敦第一眼吸引我的，是從機場入城後沿街窗台上的盆花與住宅前的花園。
 
記得我到後的第一封家信，幾乎都在描述它們。那時中國人的家中沒有花草。毛澤東在一九六四年發話說：「擺設盆花是舊社會留下來的東西，這是封建士大夫階級、資產階級公子哥兒提籠架鳥的人玩的。」「花窖要取消，大部分花工要減掉。」房屋裡的花消失了，學校草坪上的草也被拔去。拔草時我心裡非常難過，但掙扎著掩飾自己的感情，還不斷責備自己的「小資產階級情調」。當時中國的孩子都得不停地做這類「思想鬥爭」。雖然在我離開中國時，種花養草已不再是罪過，但苗圃花市還沒有「捲土重來」，一般人的住宅依然灰暗無色，公園也滿目瘡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