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甲申之變」與「傳心之史」
 
一、「甲申之變」
公元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1606－1645）率大順軍攻陷明朝首都北京，1崇禎（朱由檢，1611－1644；1627－1644在位）於當天子時在煤山的壽皇亭自縊殉國。由此，統治了中國二百七十六年（1368－1644）的明朝政權，終於傾覆，其時為崇禎十七年，亦稱甲申年，故史稱「甲申之變」。四月二十二日，鎮守山海關的遼東總兵吳三桂（長伯，1612－1678）引清兵入關，並與滿清攝政王多爾袞（1612－1650）聯軍，在一片石（遼寧與河北的分界處）合力擊潰李自成的大順軍。五月三日，多爾袞擁順治（愛新覺羅．福臨，1638－1661；1643－1661在位）進入北京，中原易鼎。

「甲申之變」的歷史悲劇，皇帝殉國，國家淪喪，天崩地裂，遍地烽煙，震撼了充滿歷史意識的詩人吳梅村（吳偉業，駿公，1609－1671），在忍辱含垢之餘，他惟有賦詩書寫社稷傾覆之始末，以盡史官與詩人之責任。其作品，誠如沈德潛（確士，1673－1769）所言：「故國之思，時時流露。」2在吳梅村全方位的詩史書寫之下，「甲申之變」翻天覆地的動盪變革，猶如悲壯的畫卷，慢慢展開，悲恨相續，可歌可泣。
 
二、詩．史．詩史
1.詩與史
孟子（前372－前289）曰：「王者之跡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3孟子將《詩經》與《春秋》等量齊觀，均視為歷史。及至漢儒，則用以史證詩的方法研究《詩經》，明確地將《詩經》視作歷史文獻。隋末的王通（仲淹，584－617）則更提出「三經皆史」的觀點：
 
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當。此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雜也，故聖人分焉。4
 
王通由《詩》而見「興衰」，可謂是「詩史」觀念之真正起源，當然他並未就此再作伸述。簡而言之，《尚書》、《春秋》及《詩經》均可視作歷史材料，其區別僅在於閱讀的角度與方式而已。由此可見，以詩為史，其來有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