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梅村具備這樣的詩史意識而寓以真性情於創作中，所存必誠必真。他在〈梁水部玉劍尊聞序〉又曰：
 
往余客京師，好攟拾古人嘉言軼行散見於他籍，流傳於故老者，以增益其所未聞。……余之書雖藏在篋衍，不以示人，恐招忌而速禍，則盡取而焚之。未幾天下大亂，公卿故人死亡破滅，其幸而存如余者，流離疾苦，精神昏塞，或於疇人廣坐間徵一二舊事，都不復記憶，於是始悔其書之亡而不可復及也已。19
 
無論是昔日身在朝廷，還是「流離疾苦，精神昏塞」，吳梅村仍是孜孜不倦地書寫「天下大亂」之世所發生的一切，這就是其史官精神所使然。即使是「家乘野史，則又屬之稗官，史家之所不取」，而只要不「忌諱疑畏」，均「於斯世不為無助」，20可見著述態度之堅持與嚴謹，故其所紀，亦必徵實有據。
吳梅村以詩史存一代興亡之外，原來更別有原因，他在〈孫孝若稿序〉中曰：
 
余初以制藝起家，常然自以為不足，好從諸先達考求故實，以增益其所聞見。……若謂世經變亂，人物凋喪，雖樸陋如余者，猶遺民佚老之僅存，可以徵舊聞而道掌故，則余且震懼不敢當。21
 
在〈德藻稿序〉中又曰：
 
至今山陬窮邑，知吾名字，尚以制科之時文。吾為詩古文詞二十年矣，而閭巷之小生以氣排之，而詆吾空言為無用。蓋天下之士，止知制義之可貴，而不思古學之當復，其為日也久矣。22
 
由此可見，他乃刻意致力於史學，以擺脱早年以「制藝起家」、「制科之時文」之「不足」，力圖以學問服人，由此益證其書寫之發憤有為、徵實有據，實乃史官精神與個人自我超越的動力所促成。「制藝」之技與「考求故實」之真，兩者結合，遂成吳梅村虎踞詩壇、稱雄一代的詩史。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