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摩羅到諾貝爾
──現代文學與公民論述
王德威
 
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與比較文學系
 
一九○八年二月，在日本東京發行的中國留學生雜誌《河南》刊出文章〈摩羅詩力說〉，作者署名令飛。在這篇文章裡，令飛感嘆中國文明的崩壞，企求「精神戰士」，發揮「攖人心」的力量，挽狂瀾於既倒。對令飛而言，這樣的「精神戰士」惟有詩人得勘重任。
 
令飛是周樹人的筆名，也就是日後大名鼎鼎的魯迅（1881-1936）。〈摩羅詩力說〉是魯迅留學日本期間所作的一系列文章之一。這些文章思考中國前途興廢、辯証文化復甦之道，成為魯迅文學與革命事業的濫觴。其中〈摩羅詩力說〉縱論今昔、中外詩歌的社會功能，尤其與新文學的發展息息相關。因為魯迅的提倡，「摩羅」自此進入中國現代詩人──甚至知識分子──的想像閎域。
 
魯迅對新文學的思考，只是清末眾聲喧嘩的一端。早在一八九九年，梁啟超已經提出「詩界革命」，一九○二年，更繼之以「文界革命」、「小說革命」。尤其小說革命的觀念肇始了「新小說」的崛起，扭轉了一代知識分子看待小說的方式。與此同時，梁啟超開始發表《新民說》，甚至將「新小說」與「新民」畫上因果關係：所謂「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新國之小說」。同在一年，梁的業師康有為在《新民叢報》發表〈公民自治篇〉，與梁唱和：「人人有議政之權，人人有憂國之責，故曰之為公民。」
 
不論「摩羅」或是「新民」，都凸顯彼時文人與知識分子在思考個人與家國的關係時，文學所扮演的關鍵角色。的確，作為一種新興的學科知識、一種審美實踐、一種政治方法、或是一種歷久彌新的教化典範，「文學」的崛起是二十世紀初中國現代化的現象之一。也因此，以後百年「文學」的消長也動見觀瞻，甚至成為歷史轉折的指標。然而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文學」似乎已經失去了晚清、五四所賦予的光環，成為一種大眾傳播形式。能夠「攖人心」的摩羅詩人如今安在？我們又如何思百年來「文學」與「新民」的轉變？
 
本文企圖大題小作，從魯迅的〈摩羅詩力說〉作為切入點，重新看待文學介入社會與政治的可能與不可能，尤其側重作家對現代公民主體作出的投射。除了「摩羅詩人」外，本文介紹「人造人」（homunculus）、「諾貝爾」（Alfred Nob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