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歷史
 
對傳播意義的實證研究，可追溯至十七世紀後期的神學研究，當時教廷發覺非宗教性的出版物對其權威構成了威脅。這類實證研究自此非常蓬勃，並擴散至多個領域，成為傳播研究的骨幹。本章討論內容分析歷史中的幾個階段：報業的量化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政治宣傳分析；社會科學在政治象徵符號、歷史文獻、人類學數據及心理治療交談的研究中使用這項技術；電腦文本分析及新媒體；以及內容分析的質化挑戰。
 
1.1 一些先驅者
 
內容分析指對一體系文本、映像及具象徵意義的東西的系統性閱讀，但卻不一定從作者或用家的角度出發。雖然「內容分析」一詞直至1941年才出現在英語中（Waples & Berelson, 1941, 頁2；引自Berelson & Lazarsfeld, 1948），但對文本的系統性分析其實可追溯至十七世紀教廷進行的審判活動。宗教通常都迷眩於書寫文字，現知最早關於報章的學術論文分別出現於1690年、1695年及1699年，作者均是攻讀神學學位的人，這點絕不令人感到意外。在印刷機出現之後，教廷憂慮非宗教的出版物擴散，於是對報章內容採取說教態度（Groth, 1948, p.26）。很意外地，雖然古希臘的修辭傳統屬規範性及口頭形式，但十七世紀對內容分析的方法學貢獻卻不大。
 
最早對印刷品的量化分析大概出現在十八世紀的瑞典，按Dovring   （1954-1955；也見Krippendorff & Bock, 2009，第1.1章）所記，這些分析全因一本集九十首原作者不詳的詩歌集《錫安歌集》（Songs of Zion）的出版而起。歌集雖然經瑞典皇家審查官批准出版，但不久便被認為挑戰了瑞典教會的正統教派。歌集開始流行即被認為具「傳染性」，並助長了一個分離組織。這事件最特出的地方是享譽盛名的文學研究者也參與這場辯論，辯論的核心圍繞在詩歌有否孕育危險思想，如果有的話，又究竟是以何形式。
 
辯論的一方學者因在詩歌中找到一系列的宗教象徵符號而感到擔憂，另一方卻在主流的歌集中找到相同的象徵符號而堅稱沒有分別，接著有些學者留意到，集中的象徵符號在不同文脈產生的意義與正統教會所賦予的不同，雙方就意義應該據實解釋還是視作隱喻解釋再起辯論，這些詮釋又被用來與一份研究莫拉維亞兄弟會 （Moravian Brethren，一個宗教派系，成員後來多移居美國）的德文報告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