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戰後台灣的對外出口貿易首次出現順差現象，然而政治與經濟基本上是不易分開處理，在國際外交的孤立與石油禁運等雙重衝擊下，台灣的社會經濟能否持續發展下去，國際外交的做法上就必須改弦更張，重新思索一套因應策略。1970年代台灣政府的駐外使館將貿易推廣列為主要工作項目之一，海外使館經濟參事處的角色扮演，日益重要；至於與台灣無政府邦誼關係之地區，則另設商務辦事機構，透過商務處、協調會、經貿中心、文化中心等不同之旗幟，推展非官方外交關係。換言之，政府試圖透過經貿議題，強化台灣與國際社會的連結。當時的經濟部長孫運璿主張，政府可藉由與海外經貿合作等機制，強化對外關係，而具體做法有二：其一是利用國民外交之手段，動員國內工商界人士或海外僑民等經貿人脈，強化台灣社會與海外民間貿易、金融機構，以及國際經濟合作組織等之聯繫，同時在海外各地設有貿易機構，協助從事國際貿易的推廣與交流；另一則是透過政府駐海外商務機構，在友邦國家宣揚台灣的經濟狀態與投資環境，爭取外商來台投資設廠，同時亦蒐集海外商務資訊，進行市場調查與研究，俾使台灣製品能順利銷往海外自由貿易地區。而當時的國民大會代表曹挺光等六十八人亦共同提出「政府應迅採有效措施，擴大團結旅美華僑，共同致力國民外交案」之一策，表達民間支持政府，並期待能透過國民外交之力量，共度外交困境的立場。

除了強化民間的對外經貿關係，藉此打開政府間的外交僵局之外，政府更意圖透過民間的力量，以各種不同形式增進國際社會對台灣的理解與認同。

同時，政府亦不斷教育民眾，啟動國民外交機制乃是每位國民之義務與責任，進而提醒民眾應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才不會鬧國際笑話。當時的外交部長周書楷曾在立法院答詢時，強調「不隨地吐痰」、「行車走路能遵守交通規則」，才不會讓訪台之外國遊客詬病，如能同鄰近的新加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