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社會科學界對台灣政治關注的一項主要議題即是：做為「外來政權」（émigré regime）的國民黨，如何能夠在異地求生，甚至有效統治台灣社會數十年。因此，黃堯與李源棧之間差一點上演全武行的爭議，其實是具體而微地提供我們關於「外來政權」的國民黨如何有效統治與經略異地社會的一種解答。威權時期，省議會是台灣人可以參與的最高議政機關，更是台灣地方利益的分配場域。但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的「黨外」人士不好挑動敏感的威權政治議題，於是聚焦於更能引起大眾共鳴的經濟寡斷與壟斷特權事項上，大加撻伐。是故，少數獲得國民黨的經濟特惠待遇者，一方面在「政治忠誠與經濟利益」的侍從、抵換中成了國民黨的地方基礎；另一方面，為了捍衛自身的經濟特惠待遇，此類問題往往也就容易演變成本地人士之間的攻訐鬥爭，國民黨可坐收「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的統治效果，讓「本土vs.外來」的爭議得以巧妙地轉換成「本土vs.本土」之爭。若學者研究為真，那愛河當年原木進口引發的爭端，無疑是幫大家上了一堂戰後台灣政經發展的課程。